1937年，杨苡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在照相馆留影
其实也不光是我，我在中西女校的好友当中，有好几个都迷上了巴金，读遍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巴金的小说对年轻人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可能好多年轻人都给巴金写过信。我是好多年以后，才知道差不多就在我开始给巴金写信的那段时间，同学刘家蓁也在给他写信。1985年我和她通信中还说起这事，她在三八妇女节那天的来信里这样写：“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卷进‘一二·九’运动后，心头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血管里流淌着血要沸腾了，要爆炸了，一个18岁的年轻人承受不了在燃烧的火，要爆炸的血管，她在寻求一个支持者，一个承受者，帮助她承受这火、这血。巴金先生是这样做了，他理解、同情、支持我们当时那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我告诉他我们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划船到墙子河中央去放声歌唱，他完全能理解和同情我们。我的心得到了安抚。”刘家蓁到延安之初还给巴金写过信，巴金称赞她路走对了。
我也是写信到巴金那里去寻求抚慰的。那段时间我特别苦闷。有好多因素，一是前面说的“一二·九”运动，再就是我哥（杨宪益）去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寂寞。我哥对我特别好，我总是跟着他，什么事都听他的，像是一种依靠。有一次我上楼，仰头对空气喊了声“哥得儿”，堂弟杨纮武听到，就对母亲说，六姐是想哥哥了。我一直叫我哥“哥得儿”，那是从一个玩笑来的：八叔家的四哥还有七叔家的五哥，加上我哥带我一起玩，他们和我哥都上新学书院，会英语，跟我说，喊我哥要说“DEAR 哥”，我不会说DEAR，一说就说成“得儿”。他们当笑话，说，行，你就喊“哥得儿”。后来就一直这么叫。我总跟在我哥后面，到老了我姐还说，我和我哥是一拨的。
杨宪益兄妹三人谈笑风生，左为大妹杨敏如，中为小妹杨苡
巴金是我崇拜的偶像。另一方面，对于我，他也像兄长一样，代替了我哥。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简直是狂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总想大笑，又怕是在做梦。事实上，信我是悄悄写的，收到信也不能公开，尤其更要瞒着母亲。
我在第一封信里写了对他作品的喜欢，还有对他的崇拜之情吧，以后慢慢地，什么对别人不说的话都对他说，什么事都问他的意见。都是很长的信。我喜欢做梦，梦多，在信里向他描述我的每一个梦。我给朋友写信习惯写得很长，但给巴金的信特别长，以至好多年后有次他在朋友面前开我的玩笑，说我的长信长到一封信有17页纸。
可能是第二封信，我就说到了对我家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他回信表示不赞成，说我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和刘家蓁之间的通信，当然也不知道他称赞她去延安是“路走对了”，否则我大概要问，为什么赞同刘家蓁去走自己的路，却不赞同我像觉慧那样呢？可能他会说，你和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我想想，如果刘家蓁当时不是已经到了延安，他的回答也许又不一样。巴金总是爱护年轻人，为他们设想的。
我跟巴金通信，母亲并不反对。我开始瞒着她，后来还是忍不住说了。我给好莱坞明星还有巴金写信，她都是知道的。他们回信，我告诉她，她嘴里不说，心里也是高兴的。她也有她的虚荣心嘛。巴金的《家》她看过，知道他名气很大。对《家》怎么个看法她没说过，不过晚年她有次说我，你和你哥都不给我争气，就知道玩儿！你们怎么就写不出一本《家》呢？巴金能写，你们就不能写？但是另一方面她挺传统，对巴金鼓励年轻人反叛家庭，以及我受巴金的影响一直有点耿耿于怀。也是晚年的时候，有次她对我说，你都是给巴金害的。这是说我后来的路，离家去读书，包括婚姻，都不是她的安排。
“大李先生”
巴金给我的一封信里，劝我好好念书之余，说我可以去找他哥哥李尧林，说他会帮助我的。李尧林是巴金的亲哥哥，两人的关系特别好，巴金离开四川的家，就是和李尧林一道。后来巴金去了法国，李尧林到北平念燕京大学的外文系，毕业后就到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我是不大会和陌生人交流的，哪敢主动去找？写了个纸条让同学冯秀娥带给他，上面写了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这事就算结了。
1925年，巴金与二哥李尧林在南京
那时李尧林住在冯秀娥家。冯秀娥也是中西的，低我一班，但我们常在一起上课。她家里是开绸缎庄的，弟弟在南开中学念书，李尧林是他的老师，他课讲得好，特别认真，对学生也特别好。像南开许多学生一样，秀娥他弟弟也喜欢大李先生。日本人飞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南开，炸到了教师宿舍，大李先生没地方住了，秀娥的弟弟就向家里提出，要让他住到家里。秀娥家有地方住，同时也希望大李先生帮着孩子补习英语，就答应了。大李先生于是住到了冯家原先的客厅。之前巴金给他写信提到我，说没有妹妹，就把她当小妹妹看吧。他因为知道冯秀娥和我是同学，就让她叫我到她家见个面。
冯秀娥对我说，李先生问起你，说你怎么不去见他呢？我一时想不起，问，哪个李先生？她说，就是巴金的哥哥呀！我这才想过来。一见面他就说，以为你是个小孩子，没想到其实是大人了。那天我穿着旗袍，半高跟鞋，说大不大，倒的确不能算是小孩了。以后这意思他还说过不止一次，老说我：也不小了，怎么什么事也不懂？
后来就开始通信了，而且越来越密，有时候一天就有两封，头一次一天两封信，是他写给我的。从第一次见面，到我离开天津去昆明念书，大概有半年时间，我收到的信有四十多封，我写给他的信应该更多。对巴金，当着面我都是称“李先生”，李尧林是他哥哥，就称“大李先生”。写信的时候不一样，给巴金写信，只称“先生”，写给李尧林，就称“李先生”。也不是有意的——写给巴金的信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账一些，多说好玩的事、吃了什么、到哪玩去了、遇到了什么人……什么都汇报。
大李先生和巴金的信，都是寄到同学叶道纯家里。有信来，她就打电话告诉我，我就让小本儿去取。小本儿是我们家的车夫，在我们家干了好多年。都是我在楼上按个铃，他就从下房那边过来听吩咐。
我和大李先生很少单独见面，只有三四次一起散步。一般情况，是说好了在我家附近的某个地方会合。跟母亲，就说是到同学家玩去了。我在学校、在家里受的教育，都是不许说假话的，在家里母亲问我什么，我都不敢隐瞒，所以我说去同学家，她都是信的。我说去找同学玩，也不是撒谎，有时真是想和同学一起跟大李先生散步的。比如有一次，我和大李先生碰头之后，就去找同学安继伦。安继伦家也在租界，有个小院，大李先生在街对面等，我就过街去按她家的门铃。晚上英租界特别安静，门铃声音很响，按了又按，听见里面安继伦和大人说话，过一阵她出来说，家里人说太迟了，不许出去。这样我就和大李先生单独去散步了。大概我按门铃时没等响完了又按，大李先生笑着说，你急什么呀？我说我没急呀。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单独和大李先生散步。
我和大李先生没一起看过电影，都是在电影院里碰上——和一个男的去看电影，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家看电影，通常不是买当场票，在报上看了电影广告，会让下人去买某个时间的。我看电影，通常不是一个人去，不是和母亲，就是和同学一起。这时候和同学一起去的多了。在信里我会和大李先生说，要去看哪场电影。
我特别爱看电影，好多名著，我都是先看的电影，《呼啸山庄》也是，好莱坞片拍的，叫《魂归离恨天》。刚有有声片那阵，好多电影公司都抢着拍歌舞片，米高梅、派拉蒙，还有United Artists，中文名好像叫“联艺”，都拍。我们家里原来不大让看的，后来也让了，因为并没有什么露大腿的。有一部《百鸟朝凤》，我看了三遍。这些我都会在信里说。还有《丹宫恨史》，后来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原著《增达的囚人》，算“通俗小说名著”中的一种。这些过去大李先生都是不看的，老听我说，他就说，我也看看吧。
那时的电影院不是对号入座的，说来有意思，有一次看到大李先生，我坐在左半边，他坐在右半边，不久以后在另一家影院，我坐在右半边，发现他坐在左半边。在哪家影院坐哪半边，都是习惯性的，他正好和我相反。
即使发现了大李先生，我们也不会坐到一起。只是到电影散场了，我会看到他在门口站着，等我。我看电影，家里的黄包车都是在门口等着的，这时我就会过去跟车夫说，要和老师说话，让他再等着。
和大李先生单独在一起一共没几次，外面就风言风语的，有些传言。我不知道那时是否已经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但她似乎也觉得我有点不对头了。每天下午一定的时间，我都会把房间里面对着街上的窗户打开，在留声机上放唱片，开到很大的音量。放的不是卡鲁索就是吉利唱的歌，这是我和大李先生都听过也讨论过的，我们各有所好，争持不下，我喜欢卡鲁索，他钟情的是吉利。南开中学被炸以后，他在耀华中学找到了职位，耀华也是教会学校，比南开的待遇要好。这时我们家已搬到了耀华里，距耀华中学不远，大李先生从他的住处去学校，都要经过耀华里，我们住的房子是临街的，也就是说，他每天都会从我家门前过去。我是算好了耀华下午放学的时间等着他的。
我希望他听到唱片会知道是我在等他，在放给他听。他的确也会朝楼上望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我不会站到窗前，开着窗户在楼上和他说话更是不可能的，我只会远远地看他两眼。就这样母亲已经起疑了：怎么老是把唱片放得那么响？当然即使她到我房间里来，看我在干嘛，甚至往街上看过去，也发现不了什么，因为她并不知道有个大李先生。
这是我和大李先生之间的秘密。给巴金写信，后来对母亲不是个秘密了，和大李先生通信，她一点也不知道。我和大李先生通信没多久，他就说，我们可以把信都编上号，我就给编上了，信都小心地放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拿出来看。不仅对母亲，就是和好朋友，我也没有分享过和大李先生的秘密。和同学好友说起大李先生，是到昆明以后的事了。每次收到大李先生的信我都很开心——不只是开心，还是欣喜，因为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你也可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
大李先生没有教过我，不过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和学生在一起的样子。他在南开教过的学生中，好几个人后来和我成了极好的朋友，比如黄裳、黄宗江。我们在一起当然谈论过李尧林，他们的回忆文章也让我想起当年的大李先生。在他们的印象里，大李先生讲课生动，对学生热情，就像对朋友一样。他有许多爱好，拉小提琴，听古典音乐，喜欢逛书店，溜冰很拿手……在学生心目中，他简直是个“快乐王子”式的人物（黄宗江的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干脆就叫《快乐王子颂》）。这些有不少在我和他的交往中也都是可以得到印证的。比如音乐，他谈起来总是津津有味，虽然我们没有一起去过音乐会，听唱片也是各听各的，除非他从我们家楼下走过听到我在放唱片也算是一起听。再比如溜冰，我和他一起溜过的，不是单独，是和其他同学一起，他背着手随着“溜冰圆舞曲”滑行的样子，我们都觉得帅极了。
后来见到巴金，慢慢熟悉了，我有意无意地会拿他们兄弟俩对比。巴金穿着是不讲究的，李尧林就比较讲究，不是说穿的衣服档次高，是他注意整洁，讲究合体，所以他的学生会觉得他很潇洒，风度翩翩。巴金除了写作，爱好是不多的，李尧林则是兴趣广泛，我的印象里他是个爱玩会玩的人，这也是我觉得他亲近的一个原因。对巴金就更多的是“敬”的成分了。
事实上大李先生也有不快乐的时候，其至可以说，他一直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的。我太年轻，总是我对他说我的苦闷，他是不会谈他的苦恼的。但是在信中他不止一次感叹：“什么都是irnoy of life（生活的讽刺）！”也不止一次让自己乐观起来：“我主张happy-go-lucky（随遇而安）。”我很清楚地记得，有次散步时他说他赞成“all or nothing （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对比“happy-go-lucky”，那是表示他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但随即他就苦笑着补了一句：“对于我，就是一无所有！Nothing！”
人到中年以后，我才慢慢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苦涩。巴金《家》里的觉民是有大李先生的影子的，正像从觉新、觉慧身上可以看到大哥李尧枚和巴金自己一样。他和巴金一起离开家到外地读书，都是标准的“新青年”形象，他比巴金大一岁多，可以说还是他带着巴金摆脱旧家庭的。但是大李先生后来的情况小说里就没写了。主要是李尧枚因家里*自*后，他和家里就没那么对立了，他觉得过去大哥担的责任要由他来承担了，每个月他都把大部分的薪水寄回四川，那边继母、弟妹一大家子的生活都是靠他的。其实他原本就不像巴金那么决绝，巴金和家里有冲突时，他总是在中间调停。他当然希望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是为了家人，他选择了牺牲自己，过一种清苦的生活。看得出他的窘迫，天很冷的时候，他还穿得很单薄，没钱添置棉袍，更不要说大衣。
我认识大李先生的时候，巴金已经出名了，一部《家》为巴金带来无数的读者，这时候已经有能力帮助家里，但是他希望这个弟弟全部精力都用在写作上，还是一人承担家里生活。对此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是内心很骄傲的人，不会向人诉苦。他也从不向人提及他和巴金的关系，他的学生都是很迟才从别处知道，他们的英语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巴金的亲哥哥。大李先生对我提起巴金的时候也不多，我和他说《家》他就笑着说，巴金并没有一个“鸣凤”，他也不存在一个“琴表姐”，那是四弟编的。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在冰场，他说到巴金时有一种沉思的表情。他说他最喜欢四弟，四弟勤奋用功，从小就有抱负、有信仰，愿意为信仰献身。他才是有前途的。（言下之意，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然后他用英语说：“I’m proud of him（我为他骄傲）！”接下来的一句更让我终生难忘：“I don’t want to be famous by my brother, and if I would, I want to be by myself（我不愿靠我弟弟有名气，如果我想要，我要靠我自己）！”
我知道人家背后总是说，李尧林是巴金的哥哥，好像这成了他的标签，这多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但他很快又笑着用中文跟我说，四弟比我用功，他总是不停地写，我也不愿意他操心别的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
前面说过了，我哥走了以后，有很长时间了，我有说不出的孤独，遇到了大李先生之后才又开心起来。那是我一辈子难忘的几个月。只有几个月，很快我就要去昆明念书了。有一天我和同学在大光明电影院看日场电影，电影院人不多，开场前我老远就看见大李先生坐在左边的后排，目不斜视。有这么巧的事，我不记得是不是在信里告诉他，同学约我一起看这场Alice Faye的电影，只记得散场后我很自然地就往他那边走。他不说话，面无表情在前面走，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敢叫他，只是跟在后面。走下电影院门前的大台阶了，他才站住等我。我回头让同学先走，她们就嘻笑离开了。待我走近了，大李先生笑着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他带我走到了海河边。那地方离电影院并没有多远，但我真的没去过。一个人家里是哪也不让去的，天津租界以外的地方我实际上没去过几处，虽然把觉慧当榜样，事实上在母亲面前，我只能做乖乖女。我们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看见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地驶去，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这景象带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受。大李先生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我傻乎乎问了句，你呢？他叹口气说，我迟早也是要走的。
那时候关于大李先生和我的传言已经有一阵了，一起看电影的同学走开时嘻笑的表情，也在暗示她们猜测我和大李先生在谈恋爱。我觉得很冤枉，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是友谊，不是爱情。即使真有爱情的成分，那时我也不敢承认的，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
1951年，杨苡一家合影
前几年还有人问我，和大李先生在一起有过电的感觉吗，拉过手吗？其实在天津我对大李先生完全没有那方面的感觉，他是老师、兄长，我对他完全是仰视的呀。
我受的教育是男女授受不亲，不要说拉手，碰都没碰过。要说的话，只有一次，他碰到过我头发。是有次在英国花园散步，他问我怕不怕蛇，怕不怕虫，我说怕得要命。他就说我头发上有个吊死鬼。不是骗我，那一带有很多树，常有吊死鬼吊在半空中。我听了吓得一动不敢动，直说请他帮我弄掉，他就弄掉了。这和手拉手完全是两码事吧？我给巴金写信，把传言说了，表示对传言很气愤：他们这么说，是对大李先生的污蔑，是亵渎！
那一天很快就来了——我是说离开天津赴昆明的那天，1938年7月7日。大李先生不可能到码头送我，到时候家里一大帮子人要去送，而我们的交往是背着家里人的。那天上午我们见了一面，事先约好了的。平时我们约的地方或是在街对面，或是离家远点的地方，那天他就在家门口等我。英租界很安静，即使大白天也没什么人。我们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走，一边走一边说话，走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大李先生送了我一盒手绢，一盒里装着六条，汕头产的，因为上面有手工绣的花，很贵，一盒要六元钱，以他当时的收入、他的负担，真是要咬咬牙的。（后来我母亲看见了说，怎么送那么贵的东西？我说是一位老师送的，她也没再追问。）我送过他巧克力，不过是一元多钱的东西。
那天他口袋里鼓鼓囊囊装满了碎纸片，他掏出来，问我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我猜不出来。他说是我写给他的信。他还说，我主张信是不必保存的，似乎是解释他干嘛要把信给撕了。这和他之前让我把收到的信编上号有点矛盾。按照他的嘱咐，我们每个信封背面下角都写上数字（NO.1，NO.2……），编号不就是要保存吗？一般的情形，撕碎了信是不高兴甚至是要绝交的，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照常理推，但看不出他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当时我根本什么也没想，他说什么我都觉得是有道理的。他在空空无人的街道上把碎纸片抛掉，我没有什么不高兴，过后我们就继续说话，还是以往的话题，一样的气氛。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家门口，按门铃进去之前，我对他说：“昆明见！”而后就分手了。我并没有多少离情别绪，甚至可以说还在一团高兴当中，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束缚我的家了，而分别是暂时的，之前他就在我的纪念册上写过：
虽然离别就在眼前，但是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希望我们见面时都比现在健壮。
我们约定，他不久也去昆明的。
再也想不到，这成了我和大李先生的最后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