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景教已有其汉译《圣经》，名为《景经》，可惜失传无证。明清之际来华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也有一些《圣经》单卷的汉译。在众多的天主教传教士中，耶稣会传教士贺清泰在清初用北方口语翻译了一部《古新圣经》。这是最早的一部接近于全本的汉译《圣经》。在贺清泰之后，巴黎外方传教士白日陞和徐若望合译了部分《圣经》，世称“巴设译本”，内容包括四福音书、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并非全本翻译。这个译本所用语言较为晦涩，其行文也甚为支离破碎。
近代基督教新教方面汉译《圣经》版本颇多，但从语言、风格和传播上看却是脉络分明，下面择其影响较大者分为三个系统以作解释。第一个是“马礼逊—米怜”系统，从马礼逊、米怜早期的初译，到麦都思、马儒翰（马礼逊之子）等人的重新修订以及郭实腊的修订都包括在内。这一个系统中的译者以马礼逊、麦都思、郭实腊等人为代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早期传教士汉译的《圣经》，都可以笼统地归入“马礼逊—米怜”系统。基督教新教早期传教士来华时，遭遇的是一个禁教排外的中国，传教士不准进入内地，华人既不能信教，也不得在商业往来之外接触外国人。由于禁教的客观原因，加之译经者及其助手的汉语水平不高并且坚持直译策略等，导致了马礼逊译本《圣经》的语言较为生硬，很难吸引一般的读书人。
“马礼逊—米怜”系统中的《圣经》汉译本，择用的语言介乎于文白之间，属于“浅文理”系统。所谓“文理”（wenli）一词，是传教士译经时所创造的术语，并不等同于“文言”，而是指向作品的修辞风格。奥古斯丁在其《论天主教义》中曾总结了西塞罗的修辞法，论证了修辞的三体之说，即崇高文体、中间文体和低级文体。三者并无高低之别，重在功能有异及面对的对象不同。在传教士们看来，西方修辞学中的崇高文体对应的是中文的“深文理”，中间文体对应的是“浅文理”，低级文体对应的则是“俗语方言”。
1813年，马礼逊将《新约》全书译成，以《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为题出版。1817年，他将前一个版本作了一些修订，易题为《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再次出版。1819年，马礼逊、米怜和他们的助手将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是新教传教士翻译的第一部全本汉译《圣经》。1823年，马礼逊将译成新旧约合并成《神天圣书》出版。马礼逊译本采取了不惜牺牲可读性、尽量靠近原文的原则，所以该译本的语言非常怪异。但这个译本为后来新译本的出现打下了一个基础，是后来译本的重要参考。
1837年，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马儒翰和他们的中国助手一起修订了马礼逊的译本，出版时定名为《新遗诏书》（新约）和《旧遗诏书》（《旧约》）。这个修订版在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沿海口岸和众多传教士间非常流行。1839年，郭实腊独立将这个译本的《新约》部分再次修订，题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出版，世称“郭实腊译本”。1850年后，新教传教士多已弃用以上两个版本。但是， 1853年，洪秀全却将郭实腊译本作了删订改写后再出版，这就是太平天国版《圣经》的由来（1860年又出版了一个钦定版）。太平天国版《圣经》在太平天国辖区内出版发行，并被诏定为科考必备的经书，对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极大。
近代汉译《圣经》第二个系统是“委办本”系统。1843—1854年间，欧美在华各个新教教派的传教士代表和他们的中国助手联袂合作，一起完成了《圣经》“委办本”的汉语翻译。该译本属于“深文理”系统，使用的是典雅的汉语文言，译者代表有麦都思、裨治文、慕维廉、合信、施敦力、王韬等人。这个译本代表了最大多数的传教士群体，而且赢得了受过教育的中国学者的推崇，在19世纪的印刷量最多。当时与洋教士打交道的大多是儒生知识分子，传教士选择文言而不是白话来翻译《圣经》，目的在于劝服那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儒生，使他们相信《圣经》一书不仅是宗教之书，而且在文学方面也达到了高超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译本的翻译过程中，曾遇到译名之争，即不同派别传教士中对最高神（英文的“God”）在汉语中的对应词，有着不同的理解。英国代表主张用“上帝”，而美国代表主张用“神”来指称最高的神祇。争论中，相关教士陆续退出，不欢而散，英美两派也随即分道扬镳。尽管《圣经》最终还是印了出来，但书中将最高神祇之名留了空白，任由不同派别的传教士自填适合的译名。
虽然“委办本”《圣经》被认为是最具文学色彩的汉译本，但也引来了一些批评。有的传教士指出，该译本儒学色彩浓厚，“导致了缺乏神灵修养之读者惑于文章之韵律，而有误耶稣为孔子之虞”。这一切都因为“委办本”译本有一个著名的译助——王韬。王韬本人具备深厚的文学修养，其儒学修为也不低，又是一名秘密地受过洗的基督徒，故而这个译本的文学水平较高，而且从中可以看到儒耶冲突和融合的痕迹。
第三个系统是较笼统的区分，自19世纪60年代后至1919年和合本出现前，不同教派的传教士进行过许多方言俗语译本的尝试，语言特色是逐渐从浅文理译本向官话译本过渡，故而可称为“方言白话”系统。这个系统中的译者较多，而且出于不同派别，此处则不列代表人物。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门户全部被打开，基督教传教士涌入了长江中下游各个城市，也进入了内陆，因而一个面对全国而不只是面对官僚知识群体的《圣经》版本，就成为时下之急需。
汉语书写历来存在着雅与俗、文与白之区别，故而传教士在译经时，依据语言和文体的不同，分为三个翻译系统：深文理、浅文理和白话。前两种系统，上文已有提及，在此不论。白话分为官话和土语，《圣经》诸种白话译本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官话本。但官话并非仅是一种语言，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了北京官话、南京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等并不全然相同的方言。这一时段的官话本，是以北京官话本和南京官话本为主，直到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出现。
官话译本最早始于1854年麦都思、施敦力合译的南京官话版《马太福音》。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之后麦都思曾赴南京考察，因其不满太平天国版《圣经》，即《新遗诏书》和《旧新遗诏书》，故着手修订原译本而出版了南京官话本。1857年，麦都思和施敦力以委办译本为母本，又出版了一部南京官话译本《新约》。1864年，北京官话《约翰传福音书》由丁韪良译成，全本北京官话《新约全书》直到1866年才出版。此后，施约瑟凭一己之力译完了北京官话《旧约圣经》，该本既忠实于原文，译文也较为流畅可读。1878年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和施约瑟译本《旧约全书》合并为《圣经全书》出版，此版在此后几十年间有一定的影响。
最后，我们来看看合和本的情况。1890年欧美各差会的新教传教士聚集在上海，召开译经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共同致力于译出全国通用的汉文版《圣经》。大会决定以英文修正译本为底本，并采取了“《圣经》唯一，译本则三”的原则，此后立即成立了三个翻译委员会，分别负责重译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即后来的国语）三个译本。三个译本分别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采取不同的翻译标准和语言文体，文理本面向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官话本面向平民百姓，甚至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读者。这个系统中，“浅文理”和合本《新约全书》完成于1900年，但延至1904年才得以出版。“深文理”和合本《新约全书》出版于1906年。此后，由于当时教育界和报刊杂志上已经在鼓动语言改革，为了回应浅显语言的需求，“深文理”和“浅文理”两个委员会合并，一起合作译成了文理译本《旧约全书》，与此前的“浅文理”和合本合并成文理和合本《新旧约全书》并于1919年出版。第三个委员会历时二十九年，同样于1919年出版了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此时恰逢“五四”白话文运动，官话和合本受到了广泛的认可，随后易名为《国语和合译本圣经》，成为中国基督教新教沿用至今的和合本《圣经》，其他版本则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不再印行。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原标题：《圣经》的早期汉译本与传播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姚达兑
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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