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史书中，总是对北方游牧民族不怎么瞧得起，认为他们茹毛饮血，缺心眼少智慧、无伦理没文化。从前在西方也是同样观点，他们认为游牧只是一种生活状态，而非文明。一般来说，我们对于文明的定义是文字、冶炼和城市，这三点游牧民族都不具备。他们遵循自然的智慧与法则，不立契约也就无需文字；早期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都可以从自然中取得，这就省去了冶炼；而逐水草而居的习性更使他们无心去经营固定城镇。近代随着人类认知的提高，游牧也被认定为一种文化类型，是一种最接近生命与自然的智慧。
河蚌绘·《万古江河》中归纳的五种文化类型。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一书中，将中华文明归结为五种类别，中原地区的农业文化，北方地区的草原文化，东北地区的森林文化，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和西藏地区的高原文化。中华文明由这五种文化组成，历史上长期影响渗透，最终合而为一。中古以后，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往往都涵盖了多种文化，如唐朝就包含了农业和草原两种文化，宋朝和明朝包含了农业和海洋文化，到了清代更是包含了全部五种文化形式。清朝皇帝每年要劝课农桑，以农立国、与蒙古王公会盟、带着皇子四处狩猎、隔几年还要接见西藏大喇嘛，最后终于在海防上失了手，显然是顾不过来了。
《乾隆万树园赐宴图》中，可以看到正中间的蒙古包营帐，花毡上是蒙古传统的牛鼻子纹。
蒙古包的陶脑，最神圣的位于最高处草原文明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可以在没有文字、冶炼和城镇的情况下自由生长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他们的民族象征就是营地或营帐。清代以后，蒙古王公贵族已经住进了汉族木结构建筑府邸，只是一般民众还住着蒙古包。
一座成熟的蒙古包由骨架和毛毡两部分组成，相当于木结构民居的梁架和外墙。骨架最核心的部分，上面圆形的天窗蒙古语叫“陶脑”，打开如同伞状，中间用来通风采光走烟囱。陶脑有五种基本形式，分别为：转经筒式、有颈式、十字形、插接式和乌那连接式。陶脑位于蒙古包最高处，因而最为神圣，象征着家族的兴旺发达。在装卸蒙古包时万不可从陶脑上跨过，也不能将陶脑与其他物品一起装车，必须单独放置。
河蚌绘·蒙古包各部分名称。
陶脑四周像伞骨一样的木架子称为“乌那”，长度约为陶脑直径的1.5倍，一般用柳木做成，类似于椽子，上端搭在陶脑上，下端搭在哈那上。大型蒙古包的乌那很长，小型的很短，但数量都是60根，符合通用的计时单位。从前没有钟表时，人们会根据阳光在乌那上的移动轨迹判断时间，相当于日晷。哈那是蒙古包的围墙，用活动的木栅栏组成，中间用牛皮条和皮丁连接，方便开合。一般小型蒙古包用四组哈那围成，大型的蒙古包由六组、八组、十二组围成，东面留出一个开门的地方。组装蒙古包时，一般先圈定范围，安装地板，之后东向摆门，围合哈那，最后安放陶脑，连接乌那，主体结构就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