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课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名词解释】
1.汉承秦制：指的是秦统一后，建立了一套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西汉建立后，承袭秦制，虽略有所改，但在汉武帝以前的中央行政体制，基本上没有突破秦代模式。故有“汉承秦制”之说。只是在汉武帝时，中央官制出现了内朝与外朝的划分，皇权也进一步集中。
2.郡国并行制：西汉初年，在地方上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又分封诸侯王国，郡国两制并行。汉初政权推行郡国并行制，扩大地方王国的自治权力，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不多加干涉，也是当时“无为而治”的表现形式。当时的郡国并行制，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总之，西汉前期诸侯王国侯国的经济发展较快。当时诸侯王国的总面积占西汉全部疆土的大半，因此对整个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汉初分封制度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主要是增加了大批食利阶层，而且汉初封建诸侯，广其疆域，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无疑是导致地方分裂的一个因素。但不能因此否定在汉初特定历史环境中，这一政治经济体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3.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参与叛乱的是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王：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故又称七王之乱。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御史大夫晁错上疏《削藩策》，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建议，于次年冬天下诏削夺吴、楚等诸侯王的封地。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由于不满朝廷削减他们的权力，以“清君侧”为名联兵反叛，后因战略失当，被汉朝和梁国联手平定，七大功臣为：汉朝方面周亚夫、窦婴、栾布、郦寄，梁国方面刘武、张羽、韩安国。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诸侯王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势力的威胁基本被清除，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加强。
4.黄老思想：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始于战国，而盛行于西汉时期。黄老之学的特点是道法结合，提出“道生法”的观点；突出刑德观念，主张恩威并施以巩固政权；在以道、法为主的同时，又兼采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的思想。战国至西汉的黄老之学，本是经世之学。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东汉时，黄老之学蜕变为“自然长生之道”，一些方士把黄老之学与神仙长生、鬼神祭祷、谶纬符箓等方术杂糅一起，视黄帝、老子为神仙，形成了原始道教，给黄老之学带来了消极影响。“谶”（chèn）的基本含义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指将要应验的预言、预兆。“箓”（lù）字义同“录”，指记录神祇（qí）名讳、形象、部属以及符咒等其它相关内容的文书或簿籍。
5.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汉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汉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文帝二年 和十二年 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汉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车类也没有添，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文景二帝还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解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亦大大增强，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伟大时代，同时也是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的养精蓄锐时期。
6.推恩令：汉武帝刘彻为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颁行的一项重要法令。西汉自文景两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势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面临的严重问题。公元前127年，主父偃上书武帝，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上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一建议既迎合了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因此立即为武帝所采纳。同年春正月，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这样，汉朝廷不行黜陟（zhì晋升、进用），而藩国自析。其后，王国辖地仅有数县，彻底解决王国问题。
7.附益法：即“附益之法”，是西汉汉武帝为解决诸侯国问题而推行的法律。诸侯也知道“朝里无人莫做官”的道理，往往贿赂中央大臣，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几句好话，附益法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制定的。朝廷大臣交结诸侯，帮助其获得不正当的利益，或者自己受贿，为附益，重者也至于弃市（死刑的一种）。
8.中外朝制：汉初以来，汉承秦制，丞相权力很大。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功劳很大的萧何、曹参为丞相，丞相威望极盛一时。汉景帝时，窦太后希望封王信为侯，汉景帝表示：“请得与丞相计之”。于是与周亚夫商议，周亚夫以刘邦“非有功，不得侯”的约定予以拒绝。汉武帝成年主持政务后，有意改变丞相位尊权重的传统。他频繁换相，在位54年，先后任相13人。其中4人正常死亡，3人免职，2人畏罪自*，3人下狱处死。汉武帝为进一步分散和限制相权，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担任参与国家政治中枢主要决策的侍中、常侍、给（jǐ）事中等职，让他们能够出入宫禁参议要政。皇帝亲自任命和直接指挥的高级将领也参与机要，大司马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权势均超过宰相。于是，和属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所构成的官僚机构“外朝”相对应的“中朝”得以形成。“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的近臣构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宫廷内先自作出决策。
9.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10.征辟（bì）制：是汉代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制度的形式。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征辟是汉朝封建统治者为搜罗人才、以加强统治而采取的特别措施，尽管由此入仕者的数量不多，但它通过皇帝征聘和高官辟除的方式给予应征者以特殊礼遇，可以使得一些本不愿为官的硕学名儒之士加入到封建统治阶层中来，而且统治者也可以籍此沽得求贤之名。所以征辟作为对察举制的补充，它和察举一起构成了汉代选官制度的总体。
11.刺史制度：刺史，职官，汉初，文帝以御史多失职，命丞相另派人员出刺各地，不常置。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始置，“刺”，检核问事之意。刺史巡行郡县，分全国为十三部（州），各部置刺史一人，后通称刺史。刺史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对维护皇权，澄清吏治，促使昭宣中兴局面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作用。孝成帝时期刺史改称州牧，职权进一步扩大，由监察官变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
12.编户制度：两汉对百姓的管理，实行编户制度。那些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自耕农、佣工、雇农等，称为编户齐民。编户齐民具有独立的身份，依据资产多少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兵役，资产多的，要多纳税。编户齐民对封建国家的义务有田租、算赋或口赋（人口税）、徭役、兵役等。汉代的田租较轻，但人口税和更赋（代役税）很重。
13.盐铁官营：是指中国历史上对盐铁实行专卖政策的财政措施。最早始于齐国。管仲对盐铁曾实行专卖政策，但采取局部专卖办法，盐以民制为主，官制为辅，官制为时短暂，民制的盐经国家收购，然后运销于各地而取得巨利，结果是“民叁其力，二入于官。”（《文献通考》卷一五，《征榷考》二，《盐铁》晏子语），对铁采取贷与民营的办法，而由国家分享其利。所以，管仲的盐铁官营，实际上是单纯的官收，仅“税之而已”。
14.均输平准：中国古代政府为控制运销、平抑物价和取得收入而采取的一种官营商业政策。汉武帝时，官府彼此争购货物，常使物价昂贵。各地向中央交纳贡物，运费又常超过原价。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试办均输。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大力推行，同时创建平准制度，合为均输平准。指令各地向均输官交纳贡物折价和运费，由平准官和均输官在低价地方买货转运京师或在高价地方出售。运输工具由官府置办，人员征发平民充当。西汉末年，王莽实行六筦政策时，亦有类似的平准内容。唐刘晏管理东南财赋，用税款在东南各地采购土特产品，运往关中一带销售。同时推行平准法，如设置常平盐等。宋王安石也在东南各路推行过均输法，授权六路发运使，可动用国库拨款及移用六路财赋，就近在价廉处收购，丰年存储以备荒年。同时，改平准法为市易法。
15.算缗：汉时对商人、高利贷者、手工业者和车船所有者征收的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初算商车”，即开始对商人运载货物的车船征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初算缗钱”。缗钱即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自此开始对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业者征税。同时，车船税也推广到非商业性的车船。规定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均须向政府申报，其“贯贷卖买，居邑储积之物”，凡缗钱四千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诸作有租及铸”（《汉书·食货志》）。对车船征税，则规定：非商车每辆征税一算，商车加倍；船五丈以上征税一算。同时实行告缗法，奖励告发者，惩罚偷税者。至桑弘羊领大司农后始罢，缗钱税亦废。
16.告缗：奖励告发隐匿钱数逃避税款。中国汉代元光年间，颁布算缗令以后，大工商主、高利贷者及车船主都不如实报告他们的财产，于是颁布告缗令，号召对隐瞒财产不报或不报实的工商主、车船主进行告发。《史记·酷吏列传》：“出告缗令。”张守节正义：“武帝伐四夷，国用不足，故税民田宅，船乘富产奴婢等，皆平作钱数，每千钱一算，出一等，贾人倍之；若隐不税，有告之，半于告人，馀半入官，谓缗。出此令，用锄筑豪强兼并富商大贾之家也。一算，百二文也”。《汉书·武帝纪》：“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有不输税令民得告言，以半与之。”告缗的结果，大商人差不多全部*，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算缗和告缗沉重地打击了大商业主，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进而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元封元年（公元 前110），停止告缗令。
17.五经博士：学官名。博士源于战国。秦及汉初，博士的职务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汉武帝设五经博士，教授弟子，从此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汉初，《易》、《书》、《诗》、《礼》、《春秋》每经只有一家，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18.经学：原本是泛指先秦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中国汉代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特指《六经》。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19.河西走廊：又称“甘肃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祁连山以北，合黎山、龙首山以南，西北起疏勒河下游，东南止乌鞘岭。以在黄河之西而得名。是一条东西走向约1000公里，南北 宽几公里至1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大部分海拔1000-1500米。沙碛、戈壁间绿洲断续分布，间有相对高差200米左右的 低山。河西走廊自古是通往新疆及中亚的要道，兰新铁路经此。农牧业较盛。
20.张骞：（公元前164年-公元前114年），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人，中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故里在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城南2千米处汉江之滨的博望村。张骞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奉汉武帝之命，由甘父做向导，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意思是“开通大道”。张骞被誉为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东方的哥伦布”。他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张骞病逝于大汉帝都长安，归葬汉中故里。
21.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22.都护府：“都护”一词为汉语，“都”为全部，“护”为带兵监护，“都护”即为“总监护”之意。都护府是汉、唐等时代中原王朝为督察边境各民族而设置的军事机关。汉代在西域设有西域都护府，魏、西晋设有西域长史府，唐代曾设六都护府。都护府长官称为都护。
23.大司马：古代官名，职责是掌邦政。《周礼·夏官》有大司马，掌邦政。汉承秦制，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汉武帝罢太尉置大司马。西汉一朝，常以授掌权的外戚，多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联称，也有不兼将军号的。东汉初为三公之一，旋改太尉，东汉末年又别置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魏晋为上公之一，位在三公之上，第一品。南北朝或置或不置，北朝魏、齐的大司马与大将军并为“二大”，典武事，亦在三公之上。明清用作兵部尚书的别称。
24.骠骑将军：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始置，以霍去病为之，金印紫绶，位同三公。东汉各代沿置后，有时加“大”，可称“骠骑大将军”。骠骑将军为二品或从一品，一般低于大将军，（西汉霍去病任骠骑将军，俸禄与大将军等）。
25.绿林赤眉起义：是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时发生的农民起义，后来与刘演、刘秀起义军会合，成为光武中兴的源头。地皇二年（公元21年），新莽荆州牧发兵2万人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击败莽军，部众增至数万人。次年，绿林山一带发生疫病，起义军分兵转移，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马武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
26.外戚：又称外亲、国戚，指帝王母系、妻系的亲属。《史记·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也。”《汉书·淳于长传》：“长以外亲，居九卿位。”《宋书·臧质传》：“质国戚勋臣，忠诚笃亮。”外戚以血缘钮带与王（皇）室联系在一起，与帝王接近，往往会给帝王以帮助。但也容易利用与帝王接近的条件，干预政事，甚至形成外戚专政，尤以东汉中后期为烈。权臣也往往利用其权势，将自己的姐妹女儿送进皇帝为后妃，进一步巩固扩大其权势。从汉代开始有防范外戚干政的措施，其限制随时间推移日趋精密，外戚专权的人物也就越来越少。
27.三十税一制：汉朝的赋税制度之一。《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就是说，从汉高祖时起，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及至汉文帝时期，又有“田租减半”之诏，也就是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并有13年“除田之租税”。汉景帝时（公元前155年）复“三十税一”之制。东汉时，刘秀曾经实行过“什一之税”，但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纵观两汉赋税制度，除桓帝、灵帝增加亩税十钱以外，一般通行“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实物地租。
28.度田：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为了增加税收，下诏度田，所谓度田，就是丈量土地，其中也包括核实户口。度田的目的是增加政府租税和赋役的收入。刘秀在公元39年（建武十五年）下令度田和检查户口，要各州、郡清查田地数量和户口、年岁，以便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同时也核查豪强地主的土地人口，以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使国家赋税收入增加。豪强地主通过勾结地方官员的方式对这项政策进行抵制。刘秀*了十余名与豪强勾结的地方官员，于是郡国大姓纷纷起兵叛乱。面对这种情况，刘秀一方面派人宣召，让贼人相互检举免罪，另一方面对地方长吏逗留、回避、故纵等罪进行赦免，调动他们平乱的积极性。事后，“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使这些大姓、兵长不能借助宗族势力继续为非作歹，起兵兴乱，对叛乱的地主豪强给予了沉重打击。各地的叛乱被平息后，“度田”得到严格执行。形成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为明章之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9.光武中兴：或称“建武盛世”，指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光武帝在位三十三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经济。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对功臣赐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政。排斥三公，加重原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的尚书之权，全国政务经尚书台总揽于皇帝，在地方上废除掌握军队的都尉，遣散地方军队，废除更役制度，简政减吏，裁并400多县；经济上解放生产力，曾颁布释放奴婢诏令，规定*奴婢者不得减罪，炙灼奴婢者依法治罪，免被炙灼的奴婢为庶人，废除奴婢射伤人处极刑的法律。恢复西汉较轻的田税制，实行三十税一。组织军队屯垦。放免刑徒为庶民，用于边郡屯田。下令度田、检查户口，加强封建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文化上还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司马光、梁启超语）的时代。由于以上种种措施，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局面，因刘秀谥号为光武，所以称此时期为光武中兴。
30.宦官：俗称“太监”，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宦官在先秦和西汉时期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宦官则全由阉人担任。又称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等。到了明朝，对于老年的太监又称伴伴。
31.清议：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这些官僚士大夫以太学为中心，希望通过“清议”，表达自己对现实统治的不满，希望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来挽救外戚和宦官专权下走向覆灭的东汉王朝。目前，“清议”运动的总体评价并未有太系统的论述。侯外庐认为，“清议”是由于江河日下的外戚与嚣张跋扈的宦官及其分别相连的豪强地主之间内讧，从而导致清议的爆发。而陈寅恪则认为士大夫与宦官之间利益以及价值观的差异是导致清议爆发的原因。余英时则认为是士大夫的自觉，导致清议的爆发。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结论表明“清议”爆发的主要原因。“清议”虽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也未能挽救东汉走向覆灭。但是“清议”依然给魏晋的士大夫进行品评带来深远的影响。
32.党锢之祸：指中国古代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33.太平道：张角以黄天为至上神，认为黄神开天辟地，创造出人类，又信奉黄帝和老子，认为黄帝时的天下是太平世界，是人类最美好的事情，在这个太平世界里，既无剥削压迫，也无饥寒病灾，更无诈骗偷盗，人人自由幸福。在此基础上，张角提出了“致太平”理想，这也是太平道的基本教义和宗教理想，太平道创建背景：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朝廷内，宦官与外戚尔虞我诈，轮番乱政；地方上，豪强地主与割据军阀为非作歹，又逢连年灾荒，以致出现“死相枕藉”、“民相食”的人间惨剧，正是在这种广大民众痛苦万状、已无生路的时势下，冀州巨鹿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组建黄巾军，提出“致太平”的理想，以善道教化百姓，以推翻黑暗的东汉反动统治者为目标，以公正的眼光来看，黄巾军无疑是正义之举。黄巾军经过10个月的战斗，终因缺乏经验而失败。
34.黄巾军：是中国东汉末年钜鹿人张角所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军队，于甲子年184年产生起义，此黄巾之乱规模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由于起义军头裹黄巾，故作黄巾军，引发的起义不到一年就被东汉王朝所镇压。由于历史影响力较大，历史上都把黄巾起义作为三国时代的开端。
35.《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汉朝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29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
36.纪传体：是亚洲史书的一种形式，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体裁。以为人物立传记（皇帝的传记称“纪”，一般人的称“传”，特殊情形的人物称“载记”，记载制度、风俗、经济等称“志”，以表格排列历史大事称“表”）的方式记叙史实。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以前的史书多以编年体记述），中国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及其他史书，都依照《史记》体例，以纪传体编纂而成。而日本的《大日本史》也是以纪传体写成的。
37.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始创于中国东汉时期班固所著的《汉书》。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均属此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以朝代为断限的，也属断代史。
38.汉赋：汉朝时，以楚辞为基础的文体，辞藻华丽，手法夸张，内容丰富，表现出大一统时期恢弘的气度。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西汉司马相如）《二京赋》（东汉张衡）。
39.乐府诗：汉族民歌音乐。乐府初设于秦，是当时“少府”下辖的一个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公元前112年，正式成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今保存的汉乐府民歌的五六十首，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如《战城南》、《东门行》、《十五从军征》、《陌上桑》等，其文体较《诗经》，《楚辞》更为活泼自由，发展了五言体、七言体及长短句等，并多以叙事为主，塑造了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辞》是汉魏以来乐府中叙事民歌的优秀代表作，称为乐府双璧。
40.《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
41.《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托名“神农”所作，实成书于汉代，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已知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神农本草经》记载了365种药物的疗效，多数真实可靠，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它提出了辨证用药的思想，所论药物适应病症能达170多种，对用药剂量、时间等都有具体规定，这也对中药学起到了奠基作用。相传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42.《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采用十进位值制记数法，标志着中国古代以计算为中心的数学形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43.造纸术：指105年东汉宦官蔡伦改进的造纸术（西汉前期，中国已经有了纸）唐朝时期传入阿拉伯。
44.《灵宪》：是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所写的天文学著作。张衡累积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全面阐述了天地的生成、宇宙的演化、天地的结构、日月星辰的本质及其运动等诸多重大课题，将古代中国的天文学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使中国当时的天文学研究居世界领先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5.《伤寒杂病论》：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编写，被誉为“万世宝典”，奠定了中医临床学的理论基础。
46.《氾胜之书》：中国汉代农书。作者氾胜之。原名《氾胜之》，《汉书·艺文志》著录为18篇；《隋书·经籍志》始称为《氾胜之书》，以后就通用此名。原书约在北宋初期亡佚，现存的《氾胜之书》是从《齐民要术》等一些古书中摘录的原文辑集而成，约3500字。内容有耕田法、溲种法、穗选法、区田法，以及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纤维用大麻）、麻（子实用大麻）、瓜、瓠（葫芦）、芋、桑等13种作物的栽培技术。该*载的作物栽培技术，反映了西汉时期所达到的较高水平，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农书中作物各论的先例。
47.《四民月令》：农书，东汉崔寔撰。一卷。总结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和管理经验，仿《礼记•月令》形式，逐月安排士农工商的季节活动。重视宗族情谊，主张“讲和好礼、以笃恩纪”的思想教育。突出耕读为本思想。主张子弟除读书外，还要有一半以上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并使耕读教育制度化。如正月，“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学”。十月，“农事毕，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十一月，研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隋书》、新旧《唐书》均有著录，约佚于宋元间。佚文保留于《齐民要术》、《玉烛宝典》等书。有严可均、唐鸿学等辑佚本。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石声汉校注本。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缪启愉《四民月令辑释》。
48.《昌言》：是中国东汉末哲学家仲长统创作的哲学政治著作。《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仲长统“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原书已佚，《后汉书》“本传” 录有《理乱》、《损益》、《法诫》三篇。此外，《群书治要》、《意林》、《齐民要术序》、《文选》、《太平御览》等书中保存有某些片断。《昌言》针对东汉末年的社会弊病，主张“限夫田以断并兼，急农桑以丰委积，严禁令以阶僭差，察苛刻以绝烦暴”；“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权不入于宦竖之门”。反对“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主张“核才艺以叙官宜”。在哲学上，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反对迷信天道而背人事。
49.《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
50.坎儿井：创始于西汉，是“井穴”的意思，早在《史记》中便有记载，时称“井渠”。坎儿井是荒漠地区的特殊灌溉系统，普遍于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吐鲁番的坎儿井总数达1100多条，全长约5000公里。坎儿井是开发利用地下水的一种很古老的水平集水建筑物，适用于山麓、冲积扇缘地带，主要是用于截取地下潜水来进行农田灌溉和居民用水。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是由竖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和“涝坝”（小型蓄水池）四部分组成，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西部的喀拉乌成山，春夏时节有大量积雪和雨水流下山谷，潜入戈壁滩下。人们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坎儿井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
51.代田法：西汉赵过推行的一种适应北方旱作地区的耕作方法。由于在同一地块上作物种植的田垅隔年代换，所以称作代田法。是西汉武帝时期的农业技术改革家赵过发明的新耕作法，它在用地养地、合理施肥、抗旱、保墒、防倒伏、光能利用、改善田间小气侯诸方面多建树，是后世进行耕作制度改革的先驱和祖师。在代田法耕作下，产量“超出常田一解以上，善者倍之”。
52.田庄手工业：田庄是地主依靠政治特权取得或兼并农民土地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田庄里的劳动者为依附农民。西汉末年，豪强地主已经用田庄的形式剥削农民。东汉王朝建立后，由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盛行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和西汉末年的战乱等原因，豪强地主建立了一个个封建地主田庄。地主田庄的内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占有大片土地和山林川泽，种植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还经营手工业、渔牧业。田庄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微型社会，田庄手工业主要满足自身生产生活的需要，田庄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
53.工官：工官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于官本位体制的产物。工官是城市建设和建筑营造的具体掌管者和实施者，对古代建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西汉疆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