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是在科学发掘未出现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望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
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最早使用了“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曾记录一些器物的图像，判明它们的名称和用途。但不足之处是，这些记录大都没有对形制、花纹等再进行深入分析，也没有进行断代研究，因此没有发展成完整的学科体系。
随着古文经书在西汉初期的重新出现，就有人开始研究辨识当时已不通行的“古文”。汉宣帝时，“好古文字”的张敞，曾考释过美阳(今陕西武功)发现的尸臣鼎。许慎撰《说文解字》中，也很注重收录郡国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晋太康二年 (281)汲郡人盗发了魏国古冢，出土大批竹简，经荀勗、束皙等人整理，编次为《纪年》、《周书》和《穆天子传》等十几种佚书。
唐代初期，石鼓在凤翔出土，当时学者和书家多有称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书，对各地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他史迹也有记述，至今对考古调查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宋代以前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尚少，基本上没有专门著作问世。
据史料记载，对宋代金石学有开创之功的是宋仁宗时的刘敞。他首先将家藏的11件古器，使人模其铭文，绘其图像，刻之于石，命名为《先秦古器图碑》；又在《先秦古器记》中提出古器的研究方法，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现存年代最早且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是成书于元祐七年(1092)的吕大临所撰《考古图》。该书及约30年后成书的《宣和博古图》，充分反映了宋代古器物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两书不仅比较准确地摹录所收器物的图像、铭文，记录它们的尺寸、容量和重量，进行一定的考证，而且尽可能注明器物的收藏地和出土地。
石刻方面，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二书系年；王象之《舆地碑记目》、陈思《宝刻丛编》二书系地；《宝刻类编》则按人物分类。内容大都限于目录和跋尾两项。洪适的《隶释》、《隶续》二书，则具录石刻全文。其他方面，除钱币有洪遵《泉志》等书传世，玺印有若干谱录留存外，铜镜、玉器、画像石和砖瓦等物虽有个别著录，但为数极少，在当时的研究中不占显著位置。总的说来，宋代的金石学已经相当兴盛，作出了许多值得珍视的成绩。
元明两代，金石学少有成就。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但乾隆以前尚不发达，研究偏重于石刻，主要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石经考》及朱彝尊、万斯同等人的著述。乾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乙编》四书，摹仿《宣和博古图》的体例，收录清宫所藏铜器总计达4000余件，对古器物研究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金石学大为发展。清代金石学家的特点是精于鉴别，详于考订，研究范围较广，并且有一些集成性和综合性的工作。蒐集的铜器铭文、碑刻、钱币及玺印等铭刻资料更加丰富，考释文字的水平已有显著提高。玉器、镜鉴、兵符和砖瓦、封泥等，也都开始专门研究。据容媛所辑《金石书录目》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700年间仅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而乾隆以后约200年间却有906种之多，可见其发展之盛。
清末民初，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及于明器和各种杂器，不再限于文字，罗振玉和王国维是当时集大成的学者，均有多种著述。马衡所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则对金石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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