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信也”。“印章”作为从古至今的一种仪式化凭信，凝聚着中华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代表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诚实守信的优秀美德。今年年底，由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联合四家中国顶级篆刻机构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将在孔子博物馆举办。
中国“印信”纵贯千年，至少在殷商甲骨文时代，就有了完备的“印信”。“印信”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并有效构建了社会约束力的渠道——以“印”来立存照，使社会更加守信。“印信”的出现是蒙昧与文明的重要分割点之一，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更高级的阶段。中国最早的印章实物发现于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物品。
春秋时期，印章主要应用于器物上，一些陶斗、陶缸、陶缶上会有抑印的文字，主要功能就是凭信，证明器物的出处——作者和作坊。首先这是一种责任担当，等于现在的质保保证，第二可以防伪，第三是表归属，这就是“物勒工名”。
“勒”可以理解成刻的意思，“物”就是器物。“物勒工名”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手工业生产管理模式的具体反映，对提高手工业产品质量有重要意义。
首提“物勒工名”质量负责制的人是秦国宰相吕不韦。他一直琢磨如何才能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测监督，后来想到“物勒工名”，该制度率先在秦国实行。国家于每年十月份“工师效工，陈祭器……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对各郡、县工业产品进行质量抽验。还将各郡、县制造工业产品用的衡器、容器等由“大工尹”统一年审，不符合标准的不得使用，以保证产品质量“功致”。
在对产品质量进行年审时，除要求每件产品做工考究、工艺精湛外，还要求生产者在产品上打上自己的姓名，以防止以次充好和仿冒行为。
对历史学家来说，《吕氏春秋》对“物勒工名”的记录，透露出了秦国军事工业的管理机密。专家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邦、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现世，考古专家在俑坑中的兵器上也发现了工匠的名字。
可以说，除了表归属之外，物勒工名更是一种社会文明和道德自觉的体现，是“信”的强化与直接表达，也是社会秩序日益严整、规范的证明。
与器物上勒名相似的，印章留痕另外一种形式——“封泥”，其在中国先秦时代就已存在。
人们运送物件，用绳子捆扎，在绳子的打结处粘上特制的泥块，按上玺印，用来防止别人拆开，叫“封泥”“泥封”“封缄”或“斗检封”。后来用到文书的传递上。中国古时的文书都写在特制的竹片或木片上，叫“竹简”“木简”或“木牍”；把竹简放在木匣里用绳子扎好，打结处粘上泥块，按上玺印，以作保密。
封泥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战国直至汉魏时期多使用封泥，晋代纸张、绢帛开始盛行，取代了竹、木简的使用，封泥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封泥最早发现于清道光初年，始在四川出土，其后在临淄等地多有发现。封泥留存至今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不一般的学术价值。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说：“封泥之物，与古玺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尤多，其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
封泥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清末以来，不少有名的篆刻家都从封泥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而卓然成家。吴昌硕、赵古泥等篆刻风格大气磅礴、高古雄浑、庄重虚灵，无不与封泥的气质特点融合相连。封泥也是一部立体性的印谱，可借鉴其边栏的多变和岁月的“造化”之功，形成特殊的古味与意趣。
在秦以前，无论官私印都称“玺”。《后汉书·祭祀志》：“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三王指夏、商、周。而《国语·鲁语下》直接说：“玺书，印封书也。”殷商时期的古玺印已经相当成熟，印章体征——印文、印钮都很完整，使用功能和现在也没有太大区别。
秦代官印制度主要通过印章的名称、规格、材质和印绶等来反映使用者地位之尊卑、官职之高低。皇帝玺制的确立也是秦代玺印制度中的重要内容，皇帝御玺、传国玺不仅是皇权所系，而且是祚（帝位）的象征。因此，历代王朝将秦代始创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奉为至高无上的神物，将玺印与国运联系起来。
立国的新主，常常将制作天子玉玺视为第一要务。《说文解字》记载：“玺，王者之印也。”秦始皇还另琢了六方玉玺，史称“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用于处理杂凡之事、赐诸侯书、发兵、征大臣、应对外事和祀鬼神等不同日常政务，是实用印。
秦代开始，规定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玉“玺”，臣下用印只能称为“印”。卫宏《汉旧仪》卷上：“秦以前，民皆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这不但开后世的监印官制度，同时“玺”与“印”更被当权者作为象征地位与权力的法物。传世的“皇帝信玺”封泥，就是皇帝行使权力非常重要的凭信。
汉武帝时，典章制度更为完备，在官印方面也订立了一套新制度，不仅有等级之分，质地、钮制、绶色等都有明确的区分。汉官印名称，分玺、印章、章等几种。在名称上，汉较秦放宽了一些，诸侯王、太后、皇后印也称玺，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述：“诸侯王金玺。”
古时印材多用铜，尤精者则用玉，或有用金银者，以别品级贵贱。篆刻艺术的发展受印材的革新影响很大。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一枚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印章——西汉皇后之玺，其为正方形，2.8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重33克，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色纯净无瑕，晶莹润泽，玉质坚硬致密，无任何受沁现象。玺钮为高浮雕的匍匐螭虎形，形象凶猛，体态矫健，玺面阴刻篆书“皇后之玺”4字，书体流畅，刀法自然娴熟。
这枚小小印章的主人是吕后。吕后随刘邦定天下，临朝称制十六年，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女人，被司马迁列入记录帝王政事的本纪，后来班固作《汉书》仍然沿用。她开启了汉代外戚专权的先河，后世把她与唐朝的武则天并称为“吕武”。而这枚国宝级文物“皇后之玺”，正是吕后和汉王朝跌宕起伏的历史实物见证。
迄今为止，这枚皇后之玺是我国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唯一的一枚帝后玉玺。专家认为这方玉印的发现创造了两项全国之最：一是我国最早发现的皇后印玺；二是玉玺的主人是年代最早的皇后。
此枚玉玺玉质之精美，螭虎造型之生动，玺文字体之规整大气，雕琢技法之娴熟，都是罕见的。《汉旧仪》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此印形制与印文正与汉制相合，是汉代皇后玺的唯一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而篆刻则为中国印章的发展史锦上添花，承接古玺印一切艺术元素并加以强化。“篆刻”一词最早出现在《法言·吾子》，是西汉辞赋家扬雄的自问自答，其本意是雕刻古篆中的鸟虫文。此论调发轫于东汉时期，彼时篆刻仅为实用，刻制者皆为工匠。明清以后，因为文人的参与，这项“小技”得以升华，由技入艺，继而形成了流派，篆刻名家层出不穷。
正如学者所言，在一块极为有限的小小天地中，以其刀笔和结构，表现出种种意趣气势，形成各种风格流派，是中国所独有的另一“有意味的形式”。印章与文字相互借鉴，把象形的图画模拟，逐渐变为纯粹化了的抽象的线条和结构。这种净化了的线条，可不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式美、装饰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一般形式美经常是静止的、程式化、规格化和失去现实生命感、力量感的东西（如美术字），“有意味的形式”则恰恰相反，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
而篆刻艺术更是追寻美的历程。篆是内容，刻是表达：篆刻的表达工具是刀，刀与石的碰撞，自然崩裂的线条是最原始的美感，此为“刀味”；刀犹笔也，笔有中锋侧锋，刀亦有中锋侧锋，呈现笔墨意，此为“书法味”；篆刻刻制完成后，效仿古印的自然风化剥蚀，对印面敲击、刮削，给人一种斑驳古朴、迷离虚和之象的艺术效果，此为“金石味”。明代篆刻家甘旸曰：“刀法者，运刀之法，宜心手相应，自各得其妙。”
从最初的表意到后来的篆刻艺术，回溯印章最初的历史，可以更好地感知印证诚信、承载文化的力量。（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昱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