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鼓应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出生在厦门鼓浪屿（“鼓应”这个名字，就来自于 “鼓”浪屿）
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接触《庄子》，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与理解。
庄子 明刊本
最初，我是由尼采进入《庄子》的，时间跨度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这是很长的一个阶段，对于《庄子》，我主要是从尼采的自由精神来阐发，同时思想上也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阶段，起自一九七二年夏天我初次访美。在美期间的所见所闻，使我的注意力渐渐从个体充分的觉醒，开启了民族意识的视域，而对《庄子》的理解也随之转移到“归根”和“积厚之功”的层面上去。
第三个明显的思想分界标志则是“九·一一”。它使我更加看清了霸强的自我中心和单边主义，由此推到《庄子》研究上，也使我更加注重要多重视角、多重观点地去看待问题。
《庄子·逍遥游》最初我的理解侧重在“游”，在“放”，在“精神自由”，这里我可以拿尼采的观点来对应。尼采曾经自称为“自由精神者”，他说：“不管我们到哪里，自由与阳光都绕着我们”，而庄子“逍遥游”正是高扬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活动。尼采和庄子所散发的自由呼声，使我能够从中西传统文化的观念囚笼中走向一个没有偶像崇拜的人文世界中。
我的青年时期，正处于新旧儒家重塑道统意识及其推波助浪于个人崇拜的空气中。这时，尼采的这些话语使我听来眼明心亮：
“生命就是要做一个人，不要跟随我——只是建立你自己！只是成为你自己。”（《愉快的智慧》）“
留心，别让一个石像压倒了你们！你们还没有寻找自己，便找到了我。一切信徒都是如此，因此，一切信仰都不值什么。”
“我教你们丢开我，去寻找你们自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卷《赠与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