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和学史越多越久，我一直以来的困惑就愈发深入，那就是“历史”究竟是什么？
按照官方的说法——历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研究和诠释。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文学家们如何书写历史，历史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不可改变——是一种统而化之的概括。对我们认识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指向。
知识的作用是来给人提供方法和工具，用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所以古人说：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史正人明得失,以史化风浊清扬。但就像我之前(前文3)的感慨，认识历史的真相是一件何其困难的事情。在不明白真相的前提下，所谓知兴替,明得失,浊清扬从何说起？而且，中国史学研究从司马迁开始，逐渐成为用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的工具，偏离了其建立时的初衷；又在李世民的拨弄下，变成统治者或记录者粉饰太平、掩盖罪恶的工具。真相在争夺解释权的阴影下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在控制解释权*(中国文人的一种异化*:不能治国平天下,就著书立说影响后人,让他们被自己的思想影响从而潜移默化的实现自己的理想)的驱使之下,面目从彩色丰满立体变得模糊、单色和平面。这种方法造成的简单化、单一化、主观化传承下来，流毒甚深。所以很多人读史越久，学史越深就越困惑：历史人物和事件评价和结论总是在变化，不断出现反复，那如何能做出比较公正客观的结论。其实“真相”一直都在，只是我们身在此山中罢了。当我们跳出单纯“历史”这个的范畴用人类学的观点去俯瞰，就可以提纲挈领的明白——人类一切的行为都不过是个体和公众心理思潮的现实投射。在这个角度上，历史就是“一个时间段内个体和群体人类*思潮（通俗的说就是“人性”）的碰撞、争斗、竞合、融汇，最终走向某个方向（有时候一往无前，有时候千回百折，有时候大幅后退）的过程。”同样，现实就是这种过程在现阶段的一种具象化的表现。明白了这个概念，我们再看历史时就有了一种了然：在很长时间内，历史都是一段段沉闷无聊的过程（于个体而言，可能只是拚尽一生去搏个温饱和升迁），这是因为群体意识的杂乱和无序造成的结果，都无法引领他人的*，继而在不断消磨和和解中。消磨的时间越长，大时代的来临的机会就会增加。一个大时代必然是相当群体的共识之下，一起推动着去推翻阻碍他们前进的重重险阻，掀起的滔天巨浪裹挟着一切向着自己的目标奔去，在这个过程中，其他旁观或滞后的群体发现了自身的目标与这个共识的共振，从而投身其中，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但，这个过程不会太持久，可能50年就是一个极限（往往也就20-30年），不同群体发现现实的利益已经足够时就会沉淀下来，稳固这些既得利益，从支持者变成守成者，继而再成为反对者，当相当的群体转换态度时，这个时代也就到了平稳时期。这个时期往往是静水深流，转换为在水面之下博弈。在这些不同阶段的过程中，（显性或隐性）统治阶层的意识是各自为政还是形成基本共识决定着他们是否还能持续主导。如果有共识且又敢于作出妥协和坚持，那维持这种主导性就比较容易；如果不是，就意味着令不出宫或歪嘴和尚念不好正经，事与愿违。再之后，就意味着统治阶层能否拿出足够的利益维持其他阶层对其的支持。如果无法拿出，就意味着他们的主导地位岌岌可危了。所以，历史研究首先就要求我们跳脱出自己所在的阶层利益、切身情感和道德观念。把个人或事件归结于其所在的群体、有无推动者、有无得利最大的群体，那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那些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才会让我们明白，并非是突然转向或匪夷所思，而是冠冕之下的群体意识让其最终站到了自己所存在的群体之下，无关是非对错，只是本性使然。当然，作为观察者和研究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给出一个结论。这个源于我们自身的属性，但一定意义上讲这只是一个指向，而不是定论，更不是所谓以“追求重于泰山”，而把自己的历史认知合理化、高尚化、神圣化，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打着高尚的旗号而行卑劣之事的做法。所以在历史研究中，我才推崇“齐太史简，晋董狐笔”，而鄙夷司马迁和李世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