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戴海斌
一
上个世纪四〇年代前半段，大概是张舜徽涉览清人文集著述最用力的时期。《壮议轩日记》1946年10月26日记：“近十年来，喜读清人文集，家藏仅十余部，游食四方，从公私借观所及，合之不下五六十家。”日记内容以读书札记为大宗，抄撮典籍原文外，也有许多“论议”之言，研究心得已具有“学术论文雏形”，多数内容也融入了后出包括《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在内的多种著作之中。
《张舜徽集·清人文集别录》
1944年，张舜徽因避战乱，由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移讲席于北平民国学院（该校抗战时由北平迁至湖南宁乡）。11月4日，读清人姚文田（1758-1827）《邃雅堂集》，以其“研精鄦书，不废宋学”，“平昔规切并时学者之病”，引发关于“清学”的一番评论：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谓当举世劳精神、疲心力，以沉迷于考证名物、校论异同之际，而能出其高识孤怀，毅然以扶偏救敝自任者，南有章实斋（学诚）、姚姬传（鼐），不谋而所论多合，北有翁覃溪（方纲），亦独出危言，转移多士，其功皆不可没。
1946年秋，张舜徽入陇，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10月15日，“取张尔田《史微内篇》重温寻之”，此书在十年前曾阅一过，而今又有新识：
余于近人学术，颇推重张氏与孙益葊（德谦）为能独识其大，两君治学皆衍会稽章实斋之绪，以致力乎辨章学术一途，与吾近岁所营若有所深契。……顾吾生平服膺实斋之处，不在考证而在识解。当举世湛酣于补苴襞绩之际，独能别辟康衢，以转移风气为己任，非有大勇，曷克有此？吾尝取与姚姬传、翁覃溪并论，目为乾嘉三通儒，为之传以张之，亦即此意。
按张舜徽于清儒中特重一人，曰章学诚（1738-1801），激赏其不为乾嘉诸儒“自广衢趋于狭径，弃磊落而注蠹虫”的时风所裹挟，慨然以“扶偏救敝”“转移风气”自任，在当日学林独树一帜，进而将之与姚鼐（1732-1815）、翁方纲（1833-1818）并称“乾嘉三通儒”，作传以传（当日似已撰成《乾嘉三通儒传》[《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719页]，但此书未传，今人不得见）。依此类推，近世学者中，张尔田（1874-1945）、孙德谦（1869-1935）二君“同服膺章实斋先生书”（《史微·宗经》），被他认为“独得其大”，也博得青睐。
章学诚（1738-1801）
《壮议轩日记》而外，张舜徽著作中表彰实斋不一处。《清人文集别录》谓“卓识闳议，载于《文史通义》者至详备矣”，“史义”“通史”“方志”诸大端而外，尤在说明“学诚自少治学，不乐事章句，披览子史，识去取，洞明著作本末，迥然与当时诸儒异尚；值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糊口，乃群趋于嗜古嗜博，学诚顾厚非之，发为议论，以匡救其失”，揭示其卓越处在“病时人之专事考订而不明大谊也”“痛夫学者之误以功力为学问，而不求深诣也”“深忿士子从事考订而妄攻朱子也”。
《清人笔记条辨》推许“实斋申郑之见，至为卓越”，同不以《通志》作者郑樵（1104-1162）“才疏”为公论，“乾嘉诸儒，以考据家之尺牍，上衡夹漈未成之书，固有不厌人意者。然而夹漈之弘识孤诣，又岂诸儒所能梦见哉？如实斋之能见其大，在当时不易觏也”。
《爱晚庐随笔》“功力与学问”条，引顾炎武（1613-1682）“采铜于山”之论，区分“治学之功力”与“自得之学问”，指出“乾嘉中，章学诚辨之甚明”，“如斯所论，其分别二者之不同，至为明切。从知著作之体，悬鹄甚高，非有创建卓识、自抒所得者，不足以语乎此也”。
《清儒学记》之“浙东学记第六·章学诚”篇，首揭“浙东学术”之卓识，继从“批判了当时学弊”“扩大了史学范围”“明辨了史书编述工作中的不同功用”“提高了方志在史学中的地位”几方面肯定了谱主的史学贡献。
张舜徽嗜读《文史通义》，专门撰有《〈文史通义〉平议》（收入《史学三书评议》），全面发挥实斋学说，近人从“为人”“学风”“文风”“器局”等方面有所评述（参阅施丁《张舜徽评章学诚——读〈文史通义平议〉》），不过，除了正面立说，张氏与之辩驳的对手方，也一样值得注意。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
二
《〈文史通义〉平议》表扬实斋之余，还直接批驳了世人对于其人其学的质疑。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章氏同乡、清末学人李慈铭（1830-1894）的说法：
实斋识有余而学不足，才又远逊。故其长在别体裁，核名实，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则读书卤莽，糠秕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变，泛持一切高论，凭臆进退，矜己自封，好为立异，驾空虚无实之言，动以道眇宗旨压人，而不知已陷于学究云雾之识。（《越缦堂祥情室日记》）
张舜徽先是承认“此殆非李氏一人之私言也”，然后笔头一转，又作但书：
虽然，当举世沉酣于穷经考礼、审音说字之际，章氏独究心乙部，出其弘识孤怀以救末流之弊，而卓然有以自立，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按李慈铭一说见于《越缦堂日记》同治己巳（1869）三月十二日条，其评章学诚方志之学，“自信太过，喜用我法”，“穿凿灭裂，尽变古法，终堕于宋明腐儒师心自用之学”，至于论史诸条，则“谬论尚多”“皆极谬妄”“几于文理不通”，而哀叹“后之不学之士，耳识其言，以为高奇，遂云汉后无史，唐后无文。持空滑之谈，以盖百家；凭目睫之论，以狭千古；自名绝学，一无所知，岂不大愚而可哀哉？”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致书谭献（1832-1901），历数章氏史学有“不可解者”四大端，“迂妄偏谲，不出村学究识见”，并云“实斋之学，自有独得处，其议论可取者甚多，浙东西中当推一作家。仆非好诋乡先生也，而其立论纰失，不能为之讳”（《与谭仲修书》，《越缦堂骈体文》卷二）。同治十二年（1874）七月，《跋何氏学》复称：“章氏疏于经学，自蔽而嫉贤，好诋且并时江鲸涛（声）、戴东原（震）、汪容甫（中）、洪北江（亮吉）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又失之不考。”（《越缦堂读*》（四），“何氏学”条）同治十三年（1875）五月初三日，“卧阅章氏《文史通义》，其疵缪不胜指数”（《越缦堂日记》第9册，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本，第61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