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乔羽在家乡济宁 （视觉中国/图）
乔老爷
1959年，戏曲电影《乔老爷上轿》上映。男主角乔老爷脸圆圆人憨憨，常挂着笑，额头开阔，一脸福相。乔羽也是，大额头，说起话来笑眯眯，一出声就是山东济宁腔。朋友们拿“乔老爷”打趣三十出头的乔羽，久了就叫成习惯。“乔老爷”越叫越响，成了乔羽的代号。
随着乔羽功成名就，“乔老爷”从戏谑代号成了“人如其名”。1955年，乔羽写出《让我们荡起双桨》，他的歌词创作能力由此扬名。随后，他又陆续写出《我的祖国》《思念》《爱我中华》《难忘今宵》《啊，牡丹》等数十首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被称为“词坛泰斗”。
好友、同行都说乔羽“成就斐然，但淡泊名利”。他多次公开反对“词坛泰斗”这个称呼。“泰斗是那些永远明亮、指引方向的人。现在动不动称某某人‘著名’，然后就是大师、泰斗，这是一种浮躁的社会现象。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歌词作者，如果硬要给我扣上‘泰斗’的码子，也会把我压趴下的。”他在回给记者的信件中，也会着重强调“不要抬高”、“不要夸张”。
他声望高。《乔羽文集》中，有超过一半是受邀给各种音乐类书籍、音乐人传记作序。这些人多是他的同侪或晚辈，亦是华语音乐史上成名成家的人物。借助作序的机会，他多次阐明自己对音乐艺术的认知：成为一名艺术家，一方面要有传统文化的雄厚积累，一方面要熟悉一门或几门外语；一方面要有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一方面要有生活的积累，才能让技艺为表达服务，创作出咏唱生活的音乐。
和乔羽相识超过六十年、一同创作出《我的祖国》的音乐家刘炽认为，他的词“平白如画，诗意深远。”“写词要像乔羽一样，有中国诗歌里的韵律，不要太直白，也不要太‘高大上’，这样要求有非常深的文化底蕴。”
乔羽曾在一篇序言中写到自己对歌词的认知准则：写歌词不是“锦衣玉食、高堂华屋”，而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粗布衣”，或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小院落”。歌词最容易写，也最不容易写。
乔羽的歌词中多自况。他的故乡济宁被水系环绕，大运河、微山湖、泗水河齐聚，水泊梁山的故事天下皆知。“我对水非常熟悉，莲蓬、菱角、鸡头米，鱼、虾……”他常去水中抓鱼，也常在岸边看货船过闸口，赤条条的船工齐声吆号子。号子声让他深受触动，“那是生命的声音，一种对抗。”他的词作中，水是重要元素，“一条大河波浪宽”“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等，都能见到水的影子。
乔羽爱酒，一次因脑血栓住院，跟护士开玩笑说把每天输的银杏液换成五粮液。女儿乔国子回忆，父亲的酒量“打遍天下无敌手”。街坊的孩子见到他都叫一声“酒仙乔老爷”。《乔羽传记》的作者周长行回忆与乔羽的会面，多数与酒有关。两人拿着二锅头和花生米谈天说地。这些经历写到歌里，就成了“朋友来了有好酒”。
“他的朋友很多，好相处。”原中国歌舞剧院副院长、剧作家、词作家黄奇石回忆，他以前和乔羽住得近，常去乔羽家拜访。有时正好遇到乔羽出门，就拉着他一道，买菜、取牛奶。黄奇石发现，菜市场里的人跟乔羽很熟，知道他喜欢吃猪下水，都特地留着，见面叫他“乔老爷”，跟他很亲。
“我总愿意到我熟悉的地方去。我跟售货员熟悉了，就很愿意上他那儿买，也不一定最好。去的时候都不用说，他就知道我买多少。这很有意思。”乔羽说。
晚年，乔羽喜欢安静，选了京郊的一处住宅隐居。上午闭门写作，下午接待访客或出门散步。他爱上了钓鱼，能从中攫取些许童年捕鱼的回忆。虽然很少公开露面，但他的文章时常见诸书册。每每有年轻人发来为作品写序的邀请，他都欣然应允，几乎有求必应。
80岁之后，有关他的文章多与“养生”相关。他的高额头和眯眯眼在此时成为某种长寿的象征——传说中的老寿星彭祖的形象正是开阔、饱满的额头和一双眯眯眼。人们从对他歌词的探讨转向对长寿秘诀的追寻。对此，在采访中，他的回答很统一：“我不大在乎长寿短寿，没求过我必须活多大才好。该活多大就活多大，谁能管得了这事。很多人稍微岁数大点，就老想着‘不知哪天就……’一天到晚瞎琢磨。”
2021年11月，乔羽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为自己的95岁生日录制视频，他身着蓝色衬衫，外套花纹背心，对着镜头唱了《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数首他的代表曲目。
2022年6月19日，乔羽因病逝世，享年95岁。
2019年12月25日，北京，93岁的乔羽与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共同唱响《我的祖国》 （视觉中国/图）
从小就是第一
乔羽成名后，一名崇拜者对照其公开的生日——1927年11月16日，查询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致信他：民国16年阴历10月22日亥时对应的是1927年11月15日9-11点，而非他户籍档案上写的11月16日。
这大概是乔羽在人生数字上为数不多的模糊时刻。他从不写日记，但记忆力惊人，接受采访时，总能准确说出提到的每一个作品的年月。
他是乔家最小的孩子，排行老五，出生时父亲已经64岁。“老来子”是乔家大喜，父亲为他起名“庆宝”，寄托了二老的珍视。此时，距离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刚过去三个月。他出生后的第十天，一枚炸弹落在床前，正在喂奶的母亲抱紧他等待死亡。幸好是一枚哑弹，取代爆炸声的是炸弹穿破屋顶震下的烟尘。随后，济宁陷入军阀争夺中，祖父带着全家人东躲西藏。他们喟叹庆宝生不逢时，也在数次大难不死后庆幸他似有后福。
祖父是晚清的秀才，家里留着一整箱八股文，靠当私塾老师维持家计。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乔羽接受采访时回忆，从记事起父亲就是个老人，牵着他的手上街，路上的商贩、人家纷纷请他代写家书。多数信的内容含情脉脉，出自留守家中的妇女。
从乔羽记事起，父亲每天教他认字，写在大方格纸上，念什么、怎么写、什么意思……一边认、一边练习毛笔字，认完100个就包进一个包里。到4岁，包了30包。父亲开始让他背三字经、千字文，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古籍。乔羽出生时，乔家已然中落，有时甚至难以温饱。入夜了，家里点不起灯，母亲在黑暗中给他讲狐仙鬼怪的故事。
乔羽接受采访时称，作为一个做文字工作的人，父母给了自己一点文学基因，父亲给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基因，母亲则给了民间文学的基因。“我终生受益。”他说。
乔羽的邻居王殿玉是一个盲人，靠演奏擂琴营生。乔羽常在旁边听。王殿玉知道后问他是不是学生，有些事请他帮忙——自己看不见，也不识字，但喜欢收藏书，有些书想请他读给自己听。说罢给了他一本古代数学著作《数理精蕴》。乔羽常帮王殿玉买书，也因此看了很多书。
小学毕业后，乔羽一心想读济宁中西中学，但因需要一元学费而遭到家人反对。他许诺只要一元，进去以后不会再让家人出钱——中西中学规定，每个班级第一名免学费——才得以入学。就读期间，他从未让第一旁落，“我拿不到就没书读了。”
学校上体育课，要求学生穿每套一块钱的校服，乔羽没钱买，也不忍向家人开口。老师让他遇到体育课就藏起来，以确保场上学生整齐划一。“这一藏可把我藏坏了，每次藏都要掉眼泪，有时候还弄成‘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哭得一塌糊涂。后来这事被家里知道了，大哥说给你一块钱去做一套吧。”乔羽被问及上学时碰到的最困难的一件事时回忆。
中西中学是一所教会中学，西方藏书丰富，乔羽在那里读了莎士比亚、康德、歌德、达尔文、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将阅读领域扩展到西方。
乔羽对母校情谊深厚，在多次专访中，都记录了他毕业50年后几次回学校的场景。一次，他与当年同届的32位同学相聚，感慨良多。另一次，他对着中学生讲述自己当年买不起校服的故事，动情处老泪纵横。事后还撰文详述：大家会面时，“相对如梦寐”这句话不期然出现在每个人心头。
1946年，乔羽18岁。一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找到他和几位同学，问是否愿意去共产党开办的北方大学读书。他兴奋地答应了，拿着推荐信，乘坐货运马车，花了六天时间到达邢台，入读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
去之前，为了隐藏身份，他需要给自己起一个新名字。乔羽曾在不同场合回忆改名时的场景，当时他正在上厕所，外面大雨倾盆。他想不如就叫“乔雨”。但雨有些俗气，转改为“羽”更轻盈。传记中写，他此时“为自己的主意拍案叫绝，一边提着裤子，一边往外跑，跑到入学介绍人那儿，‘我以后就叫乔羽了！’”
乔羽时常回味北方大学大师云集的盛况，校长范文澜，老师有历史学家刘大年、哲学家艾思奇、诗人光未然、农学家乐天宇、经济学家黄松龄、画家罗工柳等等。他童年到青少年时期的中西方阅读积累在此时得到深化。
入学没多久，解放战争爆发，乔羽随师生、学校迁徙。一度进入一所解放军*医院做医护工作。他还主编了一份《光荣报》，宣传革命思想及土地改革。
2008年，深圳，全国流行音乐盛典暨改革开放30年30首流行金曲授勋晚会，乔羽与李谷一合影 （视觉中国/图）
从春天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乔羽进入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从事文艺工作。1952年，中央文化部艺术局成立剧本创作室，把当时各个中央艺术团体从事戏剧创作的20位剧作家集中到一起，主任是陈白尘，成员有安娥、贺敬之、路翎等当时的文艺骨干。戏剧评论家杜高和乔羽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两位。
杜高印象中，乔羽个子不高，一口济宁话，但讲话幽默，很有魅力。两人年龄相仿，兴致相投，十分投契，常在小馆子里聊读书心得和人生梦想。1952年，乔羽写了一部名为《果园姐妹》的儿童剧，讲述了一个母亲带着七个年幼的女儿开垦果园、勤奋生活的故事。杜高说，那时候的乔羽“每天埋头创作，不善交际”。老一点的同志关心他的个人生活，介绍了佟琦给他认识，两人成婚。
1955年4月的一天，乔羽找到杜高。“他很紧张，说你今天一定要陪我，佟琦生孩子。”杜高说。乔羽很喜欢去北海，杜高拉着他去爬北海旁边的山，在山顶的一家小茶馆吃东西聊天，让他平静下来。当时《红与黑》的中文版刚出不久，两个人谈论书里的细节，乔羽情绪逐渐平复。谈毕下山，到了医院，等待佟琦生产。“他见到宝宝，又紧张、又惊喜，还有一点羞涩。”
杜高认为，有了孩子后，乔羽的人生进入新的阶段。不久电影《祖国的花朵》制作完成，由乔羽作词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传唱至今。他评价这首歌：“那个时代是咱们中国人心情舒畅的时代。我是用最好的心情，写下了那个火红年代最真实的生活。”
此前，创作《果园姐妹》时，乔羽认识了刘炽。刘炽对他印象很好，认为他有创作歌词的才华，所以在1954年接到严恭导演为《祖国的花朵》电影配乐的邀请时，刘炽指名让乔羽填词。
电影《祖国的花朵》剧照
乔羽接了任务后，和新婚妻子佟琦在北海公园划船，碰到一群少先队员，他和小朋友们比赛划船。两桨斜插水中，小船随波起伏，灵感由此而生：“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他在《乔羽文集·文章卷》中回忆：“我长达半个世纪的歌词创作生涯，也就是在祖国这个美好的春天开始了。”
历史的选择
有了《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成功合作后，刘炽又向《上甘岭》导演沙蒙推荐了乔羽。沙蒙希望电影放至坑道中的情节时，有一首配乐。此前，沙蒙和编剧已经自己完成了一个版本的歌词：“祖国啊，我的母亲！您的儿女，离开了您温暖的怀抱，战斗在朝鲜战场上。在我们的身后，有强大的祖国……”刘炽不太满意，遂想老搭档乔羽来填。
当时乔羽正在赣东南、闽西一带体验生活，准备写一部苏区儿童生活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希望先处理手上的事，数次婉拒。沙蒙多次回电给乔羽，最后一次长达数页，甚至安排好了启程路线，文末连用“切！切！切！”。三个感叹号让乔羽无心恋战，按路线启程，入住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专心创作。
沙蒙对乔羽的歌词提出要求：过了若干年，也许电影早已被人遗忘，但这首电影插曲能牢牢永驻人们的心头。沙蒙告诉乔羽，摄制组停机等歌，每天什么都不干也要耗费2000块。
乔羽在小白楼里把样片翻来覆去地看，沙蒙每天都来房里坐一会儿，从不开口催，见乔羽没东西给他就转头走了，第二天再来。
《上甘岭》取材于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战役，乔羽认为，如果为这部战争题材的影片填一首“很硬”的歌词，会与影片整体基调过于一致，缺乏对比。他希望有创新。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他想到体验生活时坐轮渡渡过长江的场景。济宁靠近黄河，他此前只见过小麦。在轮渡上，他第一次看到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稻田。黄河水浊，长江很清。他觉得灵感来了，赶紧往回跑，第一个蹦出来的句子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
电影《上甘岭》剧照
歌词完成后，沙蒙问他，“一条大河”是不是长江。“是啊，这就是我对长江的印象。”“为什么不用万里长江波浪宽或者长江万里波浪宽？”“比如我吧，是一个北方土包子，以前只见过黄河，没见过长江，来你这儿也就见了第二次，印象之强烈引发我写出了这首歌词，但这只是一种引发，而不能代替别人的亲身感受。用‘一条大河’就不同了，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条故乡的河，无论将来你到了哪里，想起它来一切都如在眼前。”沙蒙思考了片刻，歌词定下了。
刘炽谱好曲后，沙蒙找了很多人试唱，不甚满意。最终乔羽推荐了郭兰英，后者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现场工作人员为之动容。第二天，这首《我的祖国》便通过电波传遍大江南北，先于电影《上甘岭》与听众见面，传唱至今。
1984年，时任央视春晚总导演黄一鹤想为整场晚会创作一首歌曲，第一时间找到乔羽。他希望歌词要包含家人团聚、祖国团圆、亲情常伴等内容，同时充满对未来的希望。由于时间紧张，他想让乔羽即刻写出，乔羽拒绝后，与他商定第二天一早交稿。
当晚，乔羽想到了春节时大家的盼望，大概是人月团圆、天长地久、喜气洋洋。动笔写完歌词，凌晨5点，交给了来取词的黄一鹤。这首歌由李谷一演唱，成了每年春晚的必唱曲目——《难忘今宵》。
1988年，作曲家谷建芬向乔羽邀歌，乔羽给了她《思念》的歌词。从1982年写《河流》开始，二人已经相识6年。
《思念》来自乔羽1963年的一次经历。那年初夏，他从下乡蹲点的河北省沙河县返回北京家中。刚走进屋打开窗户，一只黄色蝴蝶就飞了进来，“当时我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惊动了这个突然造访的精灵和富于诗情的意象。”转眼，蝴蝶又从窗口飞走了，飘落进窗外的一片黄花丛中。“这一情形，在我心中留下了无限惆怅……”二十年后，他回忆那次经历，写道：“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不知能作，几日停留，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他将之命名为《思念》，先后交给多位作曲家谱曲，都没有成为正式的作品。
谷建芬看到《思念》的歌词，觉得学问很大。“看一句、两句不明白，转弯的东西太多，深刻的东西太多，言外之意的东西太多。想写得普通都普通不了。对作曲者来讲，是一个人感情深处的探索和历练。”她从低音写起，渐渐升高，谱曲完成后由毛阿敏演唱，亦传唱至今。
《思念》好评如潮时，乔羽和杜高喝酒，问杜高对这首歌的评价。杜高说：“我从没听过第二首歌，能在短短的词里面塑造出文学意味的形象。”乔羽沉吟了一下，说：“这是谷建芬曲子写得好，毛阿敏唱得好。她像一个蝴蝶，人们都喜欢。”杜高提议，“那我们为《思念》干一杯。”乔羽接，“为那两位干杯吧。”
2005年，乔羽与谷建芬在北京（视觉中国/图）
这也是乔羽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接受采访时，他说：“一首好歌的诞生，需要写词到作曲到演唱三位一体，任何一个方面缺了都不行。写歌词的悲哀就在这里，自己不能独立，唱出来才算数。就得有曲子，有歌唱家。所以作曲家对歌词家来说，歌词家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命好嫁了个雄鸡，一唱天下白，那你也好了，这歌写得好，曲子写得好，唱得好；嫁了个不会打鸣的鸡，哑巴狗，秃尾巴狗，那你活该。”
乔羽认为：不管是谁，终生可能写了大量的作品，但是真正能保留下来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这一点点还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如果问是谁选择你的作品流传千古，是历史的选择，个人没法选择。……（我的作品能被人记住）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情感、个人的见解跟这个时代一致，你觉得这个歌该这么写，他也觉得这个歌该这么写，写出来大家说好，就它了。”
乔羽曾接受采访谈及死亡，他说：“如果学洋人弄点洋脾气，我就给自己写个墓志铭：这里埋葬着一个写过几首歌词的人。这叫实事求是，他一辈子没干什么事，就写了几首歌，如此而已。”
（宋雨晗对本文亦有贡献。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参考资料：《乔羽文集·文章卷》《乔羽“恋”歌》《问征途：乔羽》《走遍中国：乔羽-岁月如歌》《向经典致敬：词作家乔羽》等。）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明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