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大赦成为笼络人心的工具。晋武帝司马炎在位25年，大赦了14次，晋惠帝司马衷在17年中，实行各种规模的赦免28次，甚至存在一年七赦的现象。在时局纷乱的369年中，共有428次大赦，平均0.86年大赦一次。
杨坚结束混乱局面，建立了隋朝。他进一步完善了大赦制度。《隋书·刑法志》明确指出:“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具体来说，涉及威胁皇帝人身安全，以及破坏国家形象的有谋反、谋大逆、谋判、大不敬等罪行，危及社会稳定的有不道和不义等罪行，危害家庭或家族和睦的有恶逆、不孝、不睦、内乱等罪行。十恶罪行损害了封建社会以君权、父权、神权和夫权为核心的价值观，罪大恶极，此外，*人、劫狱等罪行，对社会危害极大，同样不在大赦之列。
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李世民为此大赦天下，不过他特别强调“官吏枉法贪财者不在赦例”。这么做的原因在于贪官不仅中饱私囊，损公利己，还败坏吏治，影响恶劣，败坏了社会风气，罪行等同于十恶以及*人、放火等重罪，因此，不在大赦之列。唐朝延续了289年，大赦184次，周期为1.57年，不过，“贪官不赦”成为惯例，影响深远，得到了后世的贯彻执行。
宋朝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司法制度同样宽松。大宋国祚319年，大赦203次，也就是说当时的有期徒刑平均只有1.57年。即便如此，“官吏受贿者不赦”，“与十恶*人者同罪”，可见宋朝也把贪官作为等同于十恶重犯，无法享受大赦福利。
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少数民族受到汉文化影响，同样实行大赦制度。元朝享国97年，大赦了45次，频率比宋朝略低，达到2.16年。值得一提的是关汉卿在元曲《窦娥冤》中出现了：“这药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恶不赦”的戏文，十恶不赦首次出现，在民间迅速普及，广为人知。
明朝的《大明律》首次提出了“常赦所不原”，意思是说情节特别严重的罪行，不在赦免范围。具体罪行包括:“凡犯十恶、*人、盗系官财物及强盗、窃盗、放火、发冢、受枉法不枉法赃、诈伪、犯奸、略人略卖、和诱人口……一应真犯，虽会赦并不原宥。”在先前不赦罪行的基础上，增加了抢劫、偷盗、掘墓、诈欺、拐卖人口等恶性犯罪。明朝实施了52次大赦，频率为5.31年，体现了当时严赦慎赦的特点。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清朝享国276年，共有19次大赦，约需14.53年才大赦一次，这是历史上大赦周期最长的王朝。清朝的赦免制度由随意任性向科学合理转变。清初，详细规定了赦免的时机和程序。1908年，受西方法律影响，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其中的“君上大权”第九条，赋予皇帝赏爵和赦免的权力，并明确“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这是第一部关于赦免权归属权的宪法性文件，但其本质与封建赦免制度没有本质区别。
大赦是把双刃剑，用好了体现人文关怀，对缓解社会矛盾具有积极意义，用砸了沦为服务皇权的制度bug，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有意思的是社会繁荣安定，大赦频率不高，反之，频率加快，这是统治者意志、政治、社会和人文等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与现代的大赦差异巨大。
作者：计白当黑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大明律》《隋书•刑法志》《周礼•秋官•司刺》《尚书•舜典》《易•解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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