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处《史记今读》，作者：黄德海，版本：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年8月
一
了解司马迁的基本生平，目前最可靠的差不多只有两篇文章，一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是《汉书·司马迁传》。大家更熟悉的《报任安书》，就收在《司马迁传》中（后来《文选》也收了，文字微有差异）。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没有给出司马迁的具体生年，司马迁字子长也没有相关信息。后世能够推断司马迁生年的重要材料只有两条，可惜这两条材料给出的数据相差十年，因此，目前司马迁的生年有两说，一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一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至于司马迁的字，则因为扬雄、张衡、王充都在作品在中提到过，才没有太多的人怀疑。
有意思的是，尽管《太史公自序》和班固的传记都没有写到司马迁的生年，但他们的起笔，都相当明确地追溯了司马家族的世系起点，也就是回到司马氏很早很早的祖先那里——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把司马家族的世系定在颛顼时期，乍看让人觉得奇怪。虽然颛顼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中位列第二，但司马迁确定的记述起点是黄帝，所谓“余述历黄帝以来”，为什么不索性选黄帝时期作为自家世系的起点呢？既然选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司马迁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颛顼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历史来说无比重大的事，那就是“绝地天通”。司马迁熟悉的《尚书·吕刑》中说：“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颛顼命令重和黎隔断人跟天的沟通，于是灾难不再降临。这里的绝地天通，不是说颛顼之前人真的能登上天去（后来很多人这样认为）。隔断人跟天的沟通，也并不是说地上的任何人此前可以直接跟天沟通，而是当时拥有丰富知识的“巫”（在地上的人这一边），不能再随意跟天沟通。
巫的意思经过很大的古今演化。现在提到巫，几乎都是降神通灵之类的迷信之士，但古代不是这样。越早期的巫，拥有的就越是至高的权力和让人崇敬的文化。用陈梦家的说法，“古者宗教领袖即是政治领袖”，或者用李宗侗的说法，“最初无所谓政权教权的分别，王即是巫”。也就是说，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巫—王统一体。
巫—王统一体的巫，掌握着近乎全备的文化。童恩正说：“在原始社会里，巫是氏族的精神支柱，是智慧的化身，是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一切疑难的解答者。很多后世分化出来的独立的科学，如天文、历算、医学、法律、农技、哲学、历史，以及文学和艺术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歌咏、音乐、舞蹈、绘画、神话传说等等，当时都是由巫所掌握。”这个意义上的巫，很像一个部落乃至民族的基因储存器，包含了后世文化发展的各种萌芽。
在所有文化中，巫最需要精通的是天学，也就是跟天相关的知识。天学为什么重要呢？从具体来看，如金克木所言：“仰观天文就可以俯知人事。这是古人无论上等下等人读书不读书都知道的。因为离了天就不知道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算不出日、月、季、年。”从跟人的关系来看，“古人将人间投射到天上，但同时也是将天上投射到人间。不仅是日食、彗星等灾变天人相应，如《汉书·五行志》中的大量记载，由天象也可以想到人间。”如此重要的知识，作为全备文化体的巫，当然要首先掌握。
巫—王既要沟通天地，又要管理社会事务，人群范围小尚堪应付，一当涉及的区域扩大，这个统一体便无法很好地完成工作，势必需要分离。王当然不会让很多巫来掌管跟天有关的事务，那会降低他在人间的声望。于是，上面提到的“绝地天通”就出现了—绝大多数的巫不准再妄测天意，但王也不能全然放弃拥有极高权威的天学专门人士，因此特许某些人仍可以沟通天地。颛顼特许的人，正是司马迁追溯的祖先重、黎。这一族历代掌管天学相关的事务，虽然遭遇过中断，但总体上到商代还算是“世序天地”。
太史公司马迁。
二
有个疑问不得不提，司马迁作为现在几乎最知名的史学家，怎么会把自己的世系追到跟天学相关的人（“巫”）身上去？后来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迁父子，追溯的祖先不更该跟历史记载之类的职业有关吗？史的“记事者也”身份也更符合他们的起点，远绍重、黎有什么特殊理由呢？不用太着急，《太史公自序》接着上面那段话，马上就讲到了“史”——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司马家族走过传说时代，来到了记载渐渐清晰的周，有名于当时的是程伯休甫。程伯休甫主要活动时间在周宣王（前827—前782在位）期间，《诗经·大雅·常武》写到过他。或许就是这个程伯休甫，在周宣王时失去了家族世代相守的职掌天地之官，变成了主管武事的大司马，并自此以官名为氏。程伯休甫去世后，司马家族的人不再继任司马，于是重操旧业，“世典周史”。不过，另有一种兼备的情况，如《史记索隐》所言，“司马，夏官卿，不掌国史，自是先代兼为史”。也就是说，即便在程伯休甫担任大司马的过程中，司马家一直有人熟习旧业，从未离开史官的位置。
那么，史官究竟做些什么呢？众多说法中，影响最大的是《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在许慎看来，“史”并非指史书，而是指史官，正是记录者的意思。那么，史官真的只是抄写抄写历史记录，记载记载当下发生的重要事情吗？根据各种传世材料，陈锦忠将史官的功能分为两类十八项，跟天事相关的有神事、祭祀、祝告、卜筮、历数、天象、灾祥、丧礼，跟政事相关的有册命、聘问、约剂、刑法、盟誓、征伐、籍田、射事、典藏、谱系。戴君仁化繁为简，将之概括为五类，即司祭祀、掌卜筮、管星历、司册命、记事。无论用上述的哪一种分类，记事都只是史官功能的一种，占不了太大的比重。
把前面提到的各种职能合起来看，差不多就会发现，史官几乎承担了所有与文化相关的职能。那么，是不是可以由此推测—起先，巫是总体性的文化集合体。巫—王（政—教）分离之后，巫是总体性的文化司掌者。巫的功能进一步分化，后世所称的各类官吏如士、史、工等就逐渐衍化出来，如李宗侗所言，“最初的官吏皆出自巫，等于最初的政权是出自神权一样”。史官与其他官员一样，来源于政教全备系统中的巫。更值得注意的是，“史至东周时，其职务仍与巫难有所分。亦即说，史与巫祝同时掌理天人之间各种事务。若往前推，史之职务，只能与巫祝更近，且更进一步”。史官既然可以与巫并举，其职能几乎涉及所有的文化形态，也就不让人奇怪了。
不妨重复一下前面的话—史官处于巫再次分化之后的首要位置，几乎就是巫全备文化系统的继承者。随着时间推进，史官的职能逐渐减少，地位也一步步下降。虽然无法把这个过程准确到代地描述出来，但仍可以看到较为明显的变化过程，如李宗侗所言：“史之初义为史官，而其职权凡三变。总全国一切之政权教权，最初之职务也。……后渐演变，因政权与教权分离，天人之际属于教权范围，故史官职权缩小，只包括天人之际的事务及其记载而不能参与政权，此第二阶段也。只以著国史为事，此第三阶段。亦即后世对史官之普通观念。盖时代愈后史官之权愈小，愈古权愈广，明乎此，方能知史之真谛。即以地位而言，亦最初极尊，而后转卑。”如果没有看错，司马谈、迁父子恰恰处在史官地位由第二阶段转向第三阶段的过程中，由尊转卑的速度正在加快，地位早已无法跟自己受人尊崇的先祖相比。
三
从以上情形推测，司马迁追溯世系起点的时候，对自己祖先曾职掌天学或作为史官，肯定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否则，他怎么会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古代帝王分封诸侯、功臣时，以竹符为信证，剖分为二，君臣各执其一，这是“剖符”。丹书则是帝王赐给功臣享有免罪等特权的证件，可以世袭。作为太史的谈、迁父子，已经类似“卜祝”也即负责占卜和祭礼的官，几乎要跟倡优并论，连流俗的人都看不起。
不过，这些只是我们的猜测，或许看惯历史兴衰的司马迁早已波澜不惊。追溯完自己的祖先，他调转笔头，开始回顾自己更近的家族统系。这是一个更为具体，恐怕也更让人起盛衰之感的过程——
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
惠襄之间，也就是周惠王（前676—前652在位）、周襄王（前651—前619在位）时期，已经是春秋时代，变乱经常发生，子颓和叔带的叛乱就是其中较大的两次。作为中央官员的司马家族受到波及，他们只好“去周适晋”。去了晋国的司马家族，情形每况愈下。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卒，随会入秦迎接作为人质的公子雍继位，司马家的人一同出发。没想到，派随会入秦的赵盾改了主意，决意拥立公子夷皋，发兵阻挡公子雍回归。随会只好奔秦避难，后来又曲折地回到晋，任中军统帅。跟着随会至秦的司马氏，却没有这样幸运的戏剧性转折，他们奔秦后再也没有回去，定居在秦的少梁（今陕西韩城一带）。跟随会奔秦的司马氏，正是司马迁一族的本支。
写过文章的都知道，直线性的问题相对容易处理，一旦涉及岔路，很多时候就困难重重。司马迁交代完这些，忽然笔锋一转，写起（相对自家这支来说的）司马氏旁支。分散在卫国的一支，曾有人做过小国中山的相。去赵国的一支，或许是受到程伯休甫的鼓舞吧，习于武事，“以传剑论显”。传剑的这一支，后来有一个很知名的司马蒯聩。接下来，文中穿*几位在秦的司马家族人物，然后又回到蒯聩，其玄孙司马卬，在秦末成为陈胜部下武臣的将领，经略殷的旧都朝歌。秦灭，诸侯争相称王，项羽封其为殷王。
文中再次提到司马氏入秦的一支，也就是司马迁这一族，离随会奔秦已经有三百多年了。这次出现的耀眼人物，是跟赫赫有名的张仪争论的司马错。秦惠王准备伐蜀，张仪说“不如伐韩”，司马错站在惠王这边。惠王让司马错带兵平蜀，居然也就成功了，便让他留在那里镇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是秦国名将白起的手下，曾跟他一起坑*降卒。等到他们凯旋，却被秦王赐死。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秦始皇时主管铁产的官员。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无泽，是掌管长安四市（集市贸易）的市长之一。
自周至汉，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司马家族都有相对杰出的人物，几乎覆盖了显性的文化板块。这样写，是否表明《史记》涉及这些领域的合理性呢？很难说。时间很快来到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这里，虽然司马喜没什么特别的表现，但对司马迁来说，起码曾祖和祖父的葬地，已经有了明确的地点。接下来，将是司马谈、迁父子的舞台了。
四
司马迁写自己家族，从周宣王到汉初，其间六百年，人物众多，却只用了不足三百字。那些书写之外的巨大空白，像充满诱惑的歌声，吸引着善于思考的人去破解其间的秘密。如果一个人心中有条完整的文化长河，他写下的每一处文字，都应该是这条长河的全息影像，收起来仿佛是断续的片段，展开就是万里长卷。或许，司马迁心目中就有这样一条长河吧，我们没有足够的智识去复原他心中绵延的流水，却也不必为文字的简省苦恼，就跟着时代的变化，把看起来破碎的一切，重新拼成一条长河如何？像司马迁写到父亲的师承，也不过是寥寥数笔，却显现为某种文化整体——
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即便写到自己的父亲，司马迁也只交代了他的任职情况，也就是他们父子相继的官位，重头戏是司马谈的学问来源。有意思的是，这一来源的首要位置，给的是唐都。结合司马迁对家族世系起点的追溯，唐都的位置非常重要。据《史记》记载，唐都既能夜观星象，又能精准测定二十八宿之间的距离，并曾参与国家级的历法制作，其天文历法之学当然是一流水准。除了是司马谈的老师，唐都还跟司马迁一起参与了太初改历，应该是高寿之人。
接下来写的，则是司马谈的易学传承。《史记·儒林传》：“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这条线索，看起来非常整齐，但自商瞿至田何，中间缺了五代。汉兴之后，原属齐国的田何迁到长安，自此才真正有了连续记载的易学传承，路线是田何传王同，王同传杨何，杨何传司马谈。易学是中国传统中最关注整体的学问，或许正因为谈、迁父子有此传承，才有《史记》的伟大成就。
再接下来，是学习“道论”，也就是道家理论，传统称为黄老之学。《史记·儒林传》，记下了一则耐人寻味的故事：“（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黄生说，历史上的商汤和周武王并不是受命，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则认为，桀纣不得民心，汤武则是天下归心，当然是受命。黄生随后指出，桀纣是君，汤武是臣，既如此，诛其人而代其位就是弑。至此，讨论还在学术范围内，接下来辕固生的话，引入了高祖代秦这一汉的立国合法性问题，就不免有些生死相搏的意味了。黄生到这里就应该明白，对话已经没法继续（同意这说法是自己立论失败，反对这说法则表明汉家也是弑）。审慎的汉景帝也没有轻易表态，只以食马肝为喻，制止了这场争论。汉景帝提到马肝，是汉代时认为马肝有毒，吃的人会中毒身亡。在历代君王里，景帝应该算处事相对温和的，否则，黄生当时的性命大概就堪忧。
五
天官之学、易学和黄老之学，几乎可以说是司马迁父子当时最根本的学问。前面已经说过天学的重要性，易学因关涉整体也极为重要，即便被称为道论的黄老之学，在当时也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时候，还没到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家宫廷更推崇的是道家的休养生息之术。更何况，司马谈跟随的老师，几乎是这三门学问中的顶尖高手，他能获得的教益应该是非凡的。不过，没有人开始就能直接学习这样高深的学问，即便天赋异禀如司马迁，也得从最简单的地方起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继前面的“司马氏世主天官”和“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之后，司马迁再次提到天官。太史公的主要职能，不是具体地管理百姓，而是更多地跟天相关，要根据天象运行对历法提供专业意见，要清楚祭祀及各项重大礼仪的宜忌，还要记录国家的阴阳灾异。看到这里，我们大体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司马迁要把自己家族的世系追溯到绝地天通时的重黎，也就明白为什么他会把唐都作为其父师从者的第一位了。接下来“有子曰迁”，虽然有意借用了《易经》“有子考无咎”（有子能成就先人之业），但司马迁显然没有神化自己。
上面已经提到过，司马迁不但没有写到自己的生年，也没有写自己的表字，不过，好在他提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龙门。《括地志》：“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其山更（按：经过）黄河，夏禹所凿者也。”《三秦记》：“每暮春之际，大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者化为龙。”对文献和传说都有兴致的司马迁，应该熟悉上面的说法吧？不管是圣王大禹，还是鱼跃龙门，是否都隐含着司马迁对自我的某种期许？这个对自身满怀期许的人，孩童时期就在这块土地从事耕种和畜牧。我自己更感兴趣的是，司马迁童年时的教育是怎样的？非常可惜，除了“年十岁则诵古文”这七个字，他没有给我们任何多余的材料。
秦汉时期，中国的蒙学教育已经有教材、有组织，家庭教育也初步定型。当时儿童的学习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识字，一类是算术及其他基础知识。当时较通用的识字教材是《苍颉篇》，书写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共收三千三百个常用字。此篇开首谓，“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讽，谨慎敬戒”，教材特征非常明显。除用通行隶书写就的《苍颉篇》，司马迁应该还需要学习用大篆书写的《史籀篇》，甚至还要进行更复杂的认字和书写训练。后者并非当时的通行教育，更多是作为史官的职业所需。
识字之外，当时的儿童还需要学习其他内容，如计时、算术、地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有“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句，注云，“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石声汉《校注》中说：“其中《急就》《三仓》等字书，应当学会书写，《九九》是算学初步，仅仅书写不够，必须领会、熟练。”近世发掘的简牍中，九九乘法表和习字材料往往同时出现，正说明汉代初级教育识字和算术并行的事实。司马迁成年后能够参与改历，并留下推步精密的《历术甲子篇》，算术基础应该不错，否则难以具备历法推步所需的较好计算能力。
初步教育完成，就进入了较为高级的学习，所谓“年十岁则诵古文”。王国维认为：“太史公修《史记》时所据古书，若《五帝德》，若《帝系姓》，若《谍记》，若《春秋历谱谍》，若《国语》，若《春秋左氏传》，若《孔子弟子籍》，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也就是说，司马迁所谓的“古文”，是以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古书。郑慧生也说：“这古文，是诘屈聱牙的上古典籍，不通过口语化的训释是一般人所不易理解的。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在古文训释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典籍中的主要部分，不是古代的文书资料，而主要指已经逐渐形成的经典。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大体可以知道，十岁左右，司马迁已不再局限于学习用“今文”即隶书抄就的教材，也没有被算术的基础科目难住，而是开始识读较古的文字（“古文”），打下了坚实的训释基础，能获得并阅读属于经典系统的书籍，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只学习基本文化技能的同龄人。读书面的拓展，让司马迁有了更开阔的时空视野，那个在河山之阳耕牧的少年，身体和脑力都慢慢成熟起来，即将走向更广大的世界。
六
一个人的成长是漫长的，条件允许的话，大概都会向内深入探究，向外遍历世界。如果可以对照，向内、向外可以比拟修养（成长）小说的纵向和横向维度，如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所言：“纵向维度指个体成长的线索。横向维度指伴随时间和空间移动所经历的广度。横向维度使主人公获得对外部世界的印象，为反思提供质料。纵向维度为作品提供个体思考和反思的深度。”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来表达，纵向维度或许可以相应于读万卷书，横向维度大致类似于行万里路。前面讲过了司马迁的读书，接下来，就是他足迹几乎遍及天下的“壮游”（怀抱壮志而远游）时期了——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行文跳宕，自出生至二十岁，他只交代了自己十岁读古文，其余的情况完全没提。比如我们很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跟父亲或唐都习得天官之学，什么时候熟悉了杨何一系的易学传承，又是什么时候接受或辨析了黄子的道论，除父亲之外还接受了哪些需要高手指点的知识。遗憾的是，他自己的文字里线索很少。青少年时期，因为汉武帝鼓励（或强迫）百姓、官员移住距长安八十里的茂陵，司马迁一家大约在某个时间点迁徙而去。司马迁居住茂陵的这段时期，有可能见到的前辈耆宿，是当时居住在同一块土地的董仲舒和司马相如，确定见到的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游侠郭解。
从能够搜集到的一鳞半爪的信息来推断，二十岁的时候，司马迁应该已经对自己所学有了较为充分的自信，同时也见过了一些当世的知名人物，纵向维度上已有了足够的深度，所以才会起意（或按父亲的意思）开始壮游。根据当时的普遍社会状况，朱维铮分析过这次壮游的可能情形：“至迟从春秋晚期起，有志于仕的士人要去官府边服役边学习，叫作‘宦学’。以后私人收徒教学的风气渐盛，可在官府以外寻访名师，于是外出游学的士人日多……司马迁正是依照这一老习惯外出游学的。”
至于这次的游历路线，朱维铮结合《史记》的其他记载总之曰：“大概地说，由长安出发，先到长沙寻访屈原遗迹，乘船在沅水、湘江巡游，再登九嶷山找舜的遗迹，又向东登庐山考察相传是禹所疏导的九江，而后直奔东海之滨，到会稽山探禹穴，即传说中这位治水英雄的葬处；由此北上，渡过长江，去淮阴寻访汉朝元勋韩信的故事，并考察淮、泗、济、漯的水利情况，再渡过汶水、泗水，到达齐国和鲁国的故都，在那里讲习学业，参观孔子故居，并在孟轲的故乡演礼；回头南下，在项羽的西楚王国故都彭城遇险，后来经过孟尝君的封地薛邑，去丰、沛参观刘邦和他那群布衣将相发迹的地方；最后西返，中途游览了魏国故都大梁的遗墟，又返回长安。”即便照现在的出行条件，这也是一趟耗时不少的行程，当时恐怕至少需要一年以上。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除了汉朝的开国君臣，司马迁这里给出的，很多是具有重要政治文化特征的地点—会稽和禹穴跟大禹有关，九嶷山跟舜有关，沅、湘跟屈原的放逐有关，汶、泗和邹、峄跟孔孟有关，薛邑是孟尝君的封地，彭城则项羽曾定都于此。或许，司马迁只是无意中写下了这些地点，内中却隐含着他复杂的政治文化决断。比如，是不是可以据此推测，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选择，从帝王来说是勤于任事的舜和大禹，从文化传承来说是集先秦思想大成的孔孟，从个人遭际来说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屈原，从性情本然来说是“好客自喜”的孟尝君和“喑恶叱咤”的项羽，而“戹困鄱、薛、彭城”，则几乎可以看成对孔子“困于陈蔡之间”的有意模仿没错吧？
对司马迁的壮游，历来称颂不绝。就拿苏辙《上韩太尉书》来说吧，他认为壮游养成了司马迁文章的沛然之气：“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至此，司马迁已经读过了万卷书，行过了万里路，成长为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人，接下来，将是他作为成年人的仕宦之路了。
七
前面已经说过司马迁受到的各种教育，不妨换个方向来再看一下。照日本学者富谷至的说法，汉代识字教科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吏员以撰制行政文书为目的使用的文字学习书”，另一类是“初学者以学习文字或获得教养为目的使用的教科书”。汉代史学童必修《史籀篇》，是为了熟悉相对于隶书而言的“古文”，以便任职时能识读过往的文字记录。他们另需学习《急就篇》和《苍颉篇》，也不是为了获得文化教养，因为两者“由文书行政中使用的制度用语构成，习得这些词汇，就能撰写行政文书”—这是后来担任“史”一类人才的职业教育。高才如司马迁，入仕前也需要和必须受职业训练吗？
作为史家之子，司马迁非常可能受过职业教育。但他通过什么途径入仕，我们只能推测，不可能有确定的结论。要从司马迁自己的言辞来推定这个过程，更是完全无从着手，因为跟涉及自己生平的大部分事情一样，入仕途径问题，他只在《报任安书》中简略地提到过一句——
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
跟入仕相关的，除了上面这段话，还有同文中的“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另外就是《太史公自序》中壮游之后的“于是迁仕为郎中”。据旧注，上面这段话有几个要点。“不羁，言其材质高远，不可羁系也。负者，亦言无此事也。”这是说，司马迁少时没有不羁之才，因此长无乡曲之誉。“先人，谓迁父也。”这是说，司马迁入仕的途径，与父亲有直接关系。“周卫，言宿卫周密也。韦昭曰：‘天子有宿卫之官。’”这是说，司马迁仕为郎中，做了皇帝的侍卫，跨过了上面提到的“史”一类人才的缓慢进阶期。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文中的“以先人之故”，究竟何指？
据严耕望研究，要仕为郎官，“西汉初叶，以‘荫任’‘訾选’及‘军功’为多；中叶以后，以‘荫任’为多，‘孝廉’‘明经甲科’次之，‘才艺’‘公府掾’又次之”。对照以上条件，司马迁显然没有立过军功。汉代的訾选，费钱极多，以司马家的耕牧和司马谈的任职所得，恐怕很难出得起这么多钱（如果司马家真有巨大的财富，也不至于后来无钱为司马迁赎罪）。至于选拔孝子廉吏的“孝廉”，前文已明说“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显然也行不通。如果通过“明经”仕进，则司马迁应有一段作为博士弟子的经历，如此正宗的入仕途径，他似乎不会绝口不提。排比下来，司马迁为郎的原因，最可能的应该就是“荫任”。文中所谓的“幸以先人之故”，很有可能是因为父亲司马谈做过某些重要的贡献，因此汉武帝特诏选其子司马迁为郎。
这样看起来，上面那段乍看含糊不清的话，非常可能句句落实，尤其“才艺”一项。严耕望谓：“才艺除郎，可分‘文才’‘经世才’‘术学’‘技艺’四类。汉世都有上赋颂上书言世务者，若称帝意，可拜郎中，此即以‘文才’‘经世才’而特拜也。武帝时，此风尤盛。”以技艺除郎的，文才如司马相如和东方朔，经世才如主父偃和徐乐，术学有发明地动仪的张衡，技艺有卫绾和邓通。司马迁应该没什么实用性或杂耍类技术，但他有家传之学，还可能受过史学童的专业训练。至于文才和经世才，有赋传世，而且能够写《史记》，司马迁应该符合要求。术学乍看有点远，但观星望气这类术数之学（并非现在的迷信，后文会谈到），恰是父子俩的看家本领。
大胆点推测，司马迁可能因为父亲而为武帝所知，并以其才能得到赏识而除为郎。这才能，可能就是上面提到的“得奉薄伎”的“薄伎”（粗浅的技艺）。这也让司马迁避开了按部就班的仕进之路，直接踏入了中央。当然，这些只是猜测，不必一意坐实。能知道的是，从此之后，司马迁踏上了仕宦之路，看起来一切都往美妙的方向发展。不过，人生没有那么多一帆风顺的事，还没等司马迁好好体会意气风发的人生，悲剧就先来了。
壮游归来，司马迁暂时有过一段高光岁月，“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他受汉武指令出使西南夷，往长江源头方向走，到过四川（重庆、成都）、西康、云南一带，很好地完成了皇帝交代的任务。可就在这时候，司马谈因为无法参与武帝的泰山封禅，“发愤且卒”。临终，司马谈郑重嘱咐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三年之后，司马迁果然继承父职，被任命为太史令。接受了父亲遗命的他，要为父亲，也为自己准备一个更充分的自我了。
八
一个人在学习过程中接受的知识，毕竟未经外界检验，如果没有师友和其他群体带来的社会因素，无论练习到多么纯熟的程度，一旦接触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都非常可能立刻崩溃。说得具体一点，即便才华过人如司马迁，除了承继自父亲的学问体系和独学而获的心得，也还需要良师益友的砥砺琢磨。如此，才有机会随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时代情景调整自己的心性学识，日新又新，始终保持认知的领先性。司马迁壮游前后，已经广泛接触了社会，入仕为郎之后，更是进一步扩大了学习和交游的范围。
按照大体的出生年月推算，可能和司马迁有交集的杰出师辈，比较明确的是唐都和孔安国、董仲舒。唐都是司马谈的老师，司马迁也与其共事过一段时间，且唐都的天官之学正是司马家的世守，司马迁向其请教合乎情理。不过，具体的传授问题，《史记》或其他书中都没有记载，只好暂时阙疑。言及司马迁明确授受记录的，是《汉书·儒林传》——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茲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
孔安国是鲁国人，生卒年约当景帝元年（前156）至武帝太初（前104—前101）间。孔氏幼承家学，熟悉各类典籍。师承上，他自小即从申公学属于今文的鲁《诗》，并曾受今文《尚书》于伏生后学。因整理孔壁藏书，他又开创了古文《尚书》的家法。仕宦上，他做过武帝时博士，教过精治《尚书》的兒宽，官至谏大夫、临淮太守。司马迁跟孔安国可能建立授受关系的，正是当时已经情形复杂的《尚书》。如果逻辑链延长一点，《史记》多采用鲁《诗》家法，说不定跟孔安国也有一定关系。
《汉书》作者班固认为，司马迁跟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问故），熟悉了各种与今文不同的解说，在《史记》中经常使用。按程金造的推断，“孔安国虽是古文《尚书》‘家法’之始祖，但是他的‘师说’，却是从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说二十九篇的基础上，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太史公从孔安国问故，必然是要先学习了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然后本此基础，才能向孔安国问古文《尚书》的训故”。虽然司马迁跟孔安国学的是古文《尚书》，但他也非常熟悉今文《尚书》，并非只株守一家之说。
司马迁另一位可能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董仲舒是河北广川人，生卒年为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04年，平生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是《春秋》公羊学的顶级大师。他被人誉为王佐之材，但仕途并不顺利，不光未能身居要职，且每因牵连或遭举报而降职。董仲舒真正影响了当时以至未来中国政治文化格局的，是他《天人三策》中对六经和孔子有些过火的推重：“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应该就是习称的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根源，对当时和后世造成了重大影响。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师承关系，文献依据只有《太史公自序》中的“余闻董生曰”五个字。不过，这个文献依据并不牢靠，有人就认为“闻”字的意思并非“接闻”（本人直接听到），很可能只是司马迁间接听到或读到过董仲舒的言论。无论真实情形如何，从《太史公自序》对《春秋》的理解来看，司马迁受董仲舒影响最大的，显然是《春秋》公羊传的精微之义。《春秋》公羊家的主要义旨，是国之大乱大祸，皆非一日之事，而是积渐所致。这个思路贯穿于《史记》全书，也是司马迁受董仲舒思想影响的重要标志。
除了当世人物，司马迁还有一个没见过却极度尊崇的人，那就是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评价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虽是总体的学术判断，但具体到《史记》的一百三十篇，有五十五篇一百二十九条提到孔子，并以孔子之言作为折中取信的标准，因此也可以说是司马迁自己的去取原则。如此，或许也就不妨说，司马迁把孔子看成了自己遥远的先师。
九
除了跟随合格的老师学习，与同辈的交流和相互激发，也在每个人成长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是一个人依据所在群体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过程。《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友，不只是学习过程中可有可无的陪衬，而非常可能是人生中极其重要的部分，甚至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走向。那么，司马迁一生中有哪些朋友呢？
根据王国维的梳理，司马迁可能的交游对象，有贾嘉、公孙季功、董生（非董仲舒）、樊佗广、平原君子（朱建子）、冯遂、田仁、壶遂、苏建、李陵、任安、挚峻等。其中明确可以排除的，是公孙季功、董生、樊佗广和平原君子。另外，冯遂是冯唐的儿子，虽然《史记》中有“与余善”的记载，但两者年龄最小相差三十岁，算不上同辈，因此有人认为，这里的“余”指的是司马谈。其他同朝为官的文武大臣，比如一起参与过太初历编制的兒宽，一起负薪塞河的枚皋，司马迁肯定都跟他们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但《史记》《汉书》和其他典籍中都没多说，这里就不进一步推测了。
与司马迁平辈交往的这些人，多是世家出身，或自己有功名建树。贾嘉是贾谊之孙，《史记》里提到他，说“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或许跟司马迁是学问上的同道。田仁是习黄老的田叔的少子，为人廉直，有政治才能，且“以壮健，为卫将军（按：卫青）舍人，数从击匈奴”，算得上文武双全，可惜因牵扯进戾太子造反事，被盛怒之下的汉武帝腰斩。壶遂就是“余闻董生曰”那篇长论的谈话对象，也是太初历编制的参与者，司马迁称他“深中隐厚”（内心廉正忠厚），有长者之风，要不是遽然而逝，甚至可能做到汉相。苏建是苏武的父亲，曾以校尉身份跟随卫青出征匈奴，因功封平陵侯，后以将军身份建造朔方城。还有一个跟司马迁非常相关的人是任安，也就是《报任安书》的通信对象。他也因为戾太子事件，被汉武认为“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诛死。当然，跟司马迁最命运攸关的人，是李陵，他几乎完全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轨迹。
另一个跟司马迁相关的人物，是东方朔。《史记·滑稽列传》称他“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桓谭《新论》记述了司马迁跟他相关的事：“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东方朔所加之也。”如果所言成立，司马迁跟东方朔的关系应该非同一般，不过，这说法历来受到很多质疑。除了东方朔，还有一个究竟跟司马迁有没有关系还存疑的，是挚峻。司马迁写给他的信，收在《高士传》里——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绝大，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己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由也。愿先生少致意焉。
《高士传》这类作品，《隋书·经籍志》称为杂传，“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这说明，人们很早就怀疑杂传的可靠性了。不过，可靠性并不是评价这类作品的标准，著述者的目的或许原本就不为记录史事，而是写出心目中的理想形象。正因如此，人物只要有一点点文献依据，就可以写进作品并借机发挥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另外一些不属于高士行列的著名人物，偶尔也会作为对比出现在行文中。上面引到的这篇，司马迁其实就是作为挚峻“高尚不仕”的反面（积极入仕）存在的，所谓“迁居太史官，为李陵游说，下腐刑，果以悔吝被辱”。
“太上立德”云云，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引完这段话，信中没有特别的发挥，而是描述了挚峻的高洁性情，随后就劝他出仕。这其实只罗列了两种对待世界的方式，并以《左传》的话作为标准，没有确立共同的认知基点，因此并无劝服的可能。或许，这就是王国维认为此信“直恐是赝作耳”的原因之一？不过，“虚幻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蛤蟆”(imaginary gardens with real toads in them)，即便《与挚伯陵书》为赝作，是不是也说明作伪者把握住了司马迁某个阶段（或总体）的心性呢？他可能的热衷、激进和虑事不周，是不是在这封虚实未知的信里透露出来了呢？
十
司马迁身后，陆续有关于他和《史记》的批评之声出现，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奇”。扬雄《法言·君子》云：“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文心雕龙·史传》也说，《史记》“爱奇反经”。推敲这些议论，大体可以明白，“奇”，就是不纯，不正，“爱奇”并不是（或不只是）喜爱非常可怪之事，而是不能像孔子或经书那样以义为断。也就是说，批评司马迁“爱奇”，除了说他对经书理解不足，还有对他性情趋向的非议。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应该是先天性情和后天学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结果一方面决定了写作者能达到的高度，另一方面也暗暗伏下了自己的命运线索。司马迁后来的“发愤”说，其性情根源，可能已经深深埋在“爱奇”这里。
即便不论性情，人面对的社会总体情形和思想的普遍状况，很多时候由不得自己来选择。无法自主决定的外在环境，某种意义上就难免会构成迫害。《施特劳斯学述》指出，这些迫害的类型很多，比如民族意识形态、神话以及象征，遵守法律以及适应集体思维模式的政治德性，信仰、意见和偏见，公民权利习传性的平等，群氓的嫉妒、仇恨和嘲笑，等等。对照以上条件，司马迁具备了一个被迫害者的诸多特征不是吗？当然，并非具备了被迫害特征，迫害就肯定尾随而至，任何迫害的出现，仍然需要一个触发条件。
真正让司马迁陷入被迫害泥潭的，是著名的“李陵之祸”。李陵是飞将军李广之孙，善骑射，对人仁爱，曾与司马迁同为郎中。据司马迁观察，李陵“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进击匈奴，李陵自请率步卒五千出居延。至浚稽山，李部为单于所率八万余骑包围，因粮尽矢绝，救援不继，李陵投降匈奴。降敌引发了汉武帝的震怒，于是“群臣皆罪陵”。司马迁受此事牵扯，是他在群臣罪陵的情况下，说了几句老实话，出自《报任安书》——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
司马迁对这件事的判断，看起来没有明显失误，他肯定了李陵的为人，判断其投降是为了在适当的时机回报汉廷。并且，虽曾与李陵同为郎中，但司马迁所有言辞都不是出于私情：“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哪里管得了这些，尽管是他主动询问司马迁意见，最终仍然“下迁腐刑”。考虑到司马迁的天官身份，那么他在李陵之事上的陈情，是否有可能让汉武帝怀疑其代表天意谴责他的战争举措，从而引发了这自负为英武之君的雷霆之怒呢？
《报任安书》说到入狱受刑的时候，几乎能够见到司马迁的悲愤之情：“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入狱后的情况，简直苦不堪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按：诉说）者”。身遭腐刑之后，更是羞愤至极：“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这段描述，无论说的是心理还是生理，对一个心气极高的人来说，都是完全无法忍受的耻辱。要从这艰难之中挺过来，司马迁恐怕不得不“发愤”。
十一
“发愤”一词，最早见于《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集注》云：“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这里的愤，是一种心思未能通达的郁积状态，发愤则纾解了这一状态，心理上达至平衡。又同篇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也就是说，孔子通过发愤，从容化解了郁积状态，甚至开心到忘记吃饭，连老来了都没有注意。这样的发愤，虽开始时或有郁积，过程中却有开阔的疏浚渠道，最终达至了开心状态，不至于事到临头仍郁郁不通，把可能的静水流深变成激荡的灾难漩涡。
起码在司马迁这里，那个此前通过发愤而开心的状态，发生了巨大转折，欣悦的一面逐渐消失。照钱锺书的说法：“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不两面兼顾的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以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钱锺书提到的，正是司马迁下面的一段话——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厎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里引的是《报任少卿书》（即《报任安书》）中的，《太史公自序》里也有相似的一段，可见司马迁对这说法的重视。不过较真起来，上面的话很多算不上事实。即便著者有争议的《周易》不论，“仲尼厄而作《春秋》”就跟《史记》本身的记载不符。屈原写《离*》的时间，同样跟《屈原列传》的说法不一致。《国语》久已被认为非左丘明所作，《吕览》始于吕不韦迁蜀之前，韩非写《说难》也早于囚秦之时，《诗三百》中的圣贤发愤之作，恐怕远远不到“大厎”（大多数）的程度。只不过，司马迁说这些的时候，或许并非强调因果，而是表达一种激烈情绪，一一推求，易失于刻舟求剑。
更大的可能，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梳理材料，而是司马迁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统。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包括《诗经》的诸多作者，不再只是历史中的具体个人，而是稍稍脱离了自身所在旧传统中的位置，微调自己的方向，成了这个新创造出来的“发愤”传统的一部分。正如博尔赫斯《卡夫卡及其先驱者》所说，“事实是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将来”。应该是这样的，司马迁作为一个后来者，因其自身遭遇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统。
这个传统造成的影响有利有弊，我们需要回到的是司马迁的遭遇。宫刑这样的侮辱性惩罚，普通人都无法忍受，更何况是慷慨任气的司马迁呢？人生中很多灾难，其实是完全无法安慰的，既不能在现实中求之于尊长（对司马迁来说，父母已逝，总不会是汉武帝吗？），又因自觉而不能转嫁（难道奉孔子为先师的司马迁，会违背其“不迁怒”的教导？）。然而，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遭受如此重创的司马迁，彷徨徘徊之际，必然需要什么途径来激发或缓解，司马迁选择的，是否就是这个发愤呢？
出狱之后，尽管还担任过位高权重的中书令，但对司马迁来说，人间的命运早已不值得期待。因此，差不多就是从《报任安书》之后，关于司马迁本人的记载就几乎绝迹了。现在，他要坚起心志，“述往事，思来者”，写出那本属于将来的伟大著作《史记》了。
原文作者/黄德海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