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对宋朝人林季仲《次韵林楙南见寄》诗“若得封胡同里巷，底须屈宋作衙官”的注释：“胡同，蒙古语。元人呼街巷为胡同，后即为北方街巷的通称。”简直莫名其妙。
诗里的“封胡”是两个人的名字，系东晋谢氏诸子中的堂兄弟。封指谢韶，小字封，谢安弟谢万之子，官至车骑司马；胡指谢朗，小名胡儿，谢安之兄谢据的长子，官至东阳太守。“若得封胡同里巷，”意为假若与封胡二人同住一个里巷，屈原、宋玉也只能做他们的下属，全诗与蒙古语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首诗的作者林季仲，北宋宣和三年（1121）进士,南宋绍兴八年（1138），因力阻秦桧和谈被免职，后任婺州知州，加封龙图阁直学士。林季仲在世时，成吉思汗（1162—1227）还没有出生，更谈不上成吉思汗的孙儿忽必烈建立元朝，何来元人呼街巷为胡同？
在胡同文化中，既不注重文献追踪、地图对照、地理考察、语言分析和综合研究，也不考虑语音的历史发展、词义的演变过程，见到胡同便信口拈来妄谈蒙古语，牵强附会地推测词源。“亥豕马焉因而愈误，鲁鱼帝虎久则失真”，把近代个别地区随着内地农民携眷出关垦耕，遂形成失音的蒙古语水井错认为胡同的，包括今人编辑的书刊在重复或刻意制造的这类伪词源，在研究胡同文化时尤其值得警惕。
把胡同说成来自蒙古语，出自上世纪的一篇道听途说的报道。调查显示，报道中所提的村落建于清末民初，与北京明代的胡同没有任何关系。
胡同，是我国北方地区对城市中小巷的俗称。经明清儒师的考证，弄堂与胡同源系古衖（巷）字的南北两音，意为小巷，各占南方吴语区和北方话地区互不干扰。把胡同说成来自蒙古语，并非源于史料或考古发现，而是出自上世纪的一篇道听途说的报道。
1937年，《世界晚报》载文称，前冬余游蒙地，其村落恒名“郝页鲁胡同”“乌兰胡同”。后与土默特总管蒙人谈及，据称：“北平之胡同，亦译蒙语井字而来，元朝势力所及之地，改巷为胡同，蒙人名其聚处为胡同，谓有井也。”这是关于胡同来自蒙古语最早的说法。
1944年，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书中写到，他听说胡同来源于蒙古语音“浩特”，意为村落、城市。多田贞一没有去过内蒙古，全凭听说，他还说在蒙古地图上能找到乌兰胡同，“据最近从蒙古来的人说，锡林郭勒地方的包，五个六个集在一起，就称为胡同。”
哈业胡同八村的水井
我在内蒙古、东北、新疆等地采访蒙语专家和民众得知，蒙语井的规范发音是忽都格而不是胡同。为此我特意向中央民族大学对汉语颇有研究的蒙族朋友请教，他们说胡同和蒙语水井不是同一事物，也不是同一语素，无论元明时的汉译地名忽都、古都黑，抑或现代的忽都格，蒙语井的发音都不可能变成北京的胡同。可巧的是，我们地理系有八位同学分配到内蒙古从事教育工作，他们在那里与蒙古族同胞共同生活了50多年，有的后来还调到民政部管理地名事宜。我曾经向他们了解，北京的胡同与蒙古语水井有没有关系？他们回答在当地没听过有这种说法。
《世界晚报》所记的“郝页鲁胡同”和《北京地名志》同样提到的“乌兰胡同”，实为两个以井为专名的村落，即郝页鲁胡同村和乌兰胡洞村。“乌兰胡洞”系蒙古语，意为红井，标准汉译地名应写作“乌兰呼都格”，后因汉人建村失音为乌兰胡同。据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分册》，乌兰胡洞村属老圈沟乡，在乡驻地西南2.5公里。八百多年前，此地属于游牧之地，蒙古族人在此举行祭敖包活动时，常在此圈羊。又因此处四面环山，中间形成天然的羊圈，故名老羊圈。1913年开地建村，当时人们在村中打了一眼井，因属于红土井，故名乌兰胡洞村。显然直到1913年才因打井而名的乌兰胡洞村，起码比北京的胡同晚出500多年，明显构不成北京胡同的语源。
郝页鲁胡同村，“郝页鲁”又做“哈业”即“二”。哈业胡同镇，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地处乌拉山南麓，九原区西部。区域面积214.4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市东、西两城区总面积的两倍。该镇下辖哈业胡同村、新胜村、前进村、柴脑包村、乌兰计一村等12个行政村。我能顺利到哈业胡同镇考察，多亏在包头工作的学友郭慕珍一家的帮助。
他们开车带我去哈业胡同镇那天，正赶上星期日，镇长和干部们依旧在村里忙碌着。当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王永安镇长特意安排杨志强助理接待了我们。杨助理介绍说，包括他在内，现今哈业胡同和周边一些乡村的人，绝大多数是清末民初从晋陕一带走西口人的后代。到解放初期，这里先后形成了46个自然村落，平均每个村约40人。其中有百年历史或近百年历史的自然村43个，多由最早定居的垦荒者的名字或姓氏作为村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