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黑格尔的作品晦涩难懂，但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公认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有理由认为，若非黑格尔，过去一百五十年人类的思想进程和政治进程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深邃的思想可能使他得出了一些看似奇怪的结论，然而，黑格尔作品中的观点和洞见直到今天仍不失力量。本书勾勒了黑格尔哲学的轮廓，对他的观念和主要作品进行了广泛探讨，涉及黑格尔的时代和生平，以及历史的目的、自由和社群、逻辑和辩证法等主题。
每个人都生活在双重世界中：一个是“我与它”的世俗世界，一个是“我与你”的灵性世界。
在“我与它”的世俗世界中，我们与他人，与万事万物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讲过一个故事，他上课时，有一个学生每次必定坐在*排，对他的授课频频点头微笑，于是，他对这个学生产生了好感，并经常交流。就在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造之才”时。这个学生突然提出一个请求，说自己正在申请美国常青藤名校，希望钱教授可以帮忙写推荐信。
钱教授欣然答应，可是当他把推荐信交给那个学生后，这个学生从此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再也没来上他的课，也没有私下里找他讨论过问题，到这时，钱教授才明白这个学生与他建立关系的目的。他将这种人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生活在“我与它”的世界中，他们在与别人建立关系时，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功利性，而目的达到后，关系也就中断了。
与之不同，在“我与你”的世界中，“我”将带着自己的全部存在与“你”的全部存在相遇。这种相遇是全身心、毫无隐藏、真诚的交流。当我们敞开心扉，不带任何企图与世界相遇时，这既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治愈，它可以治愈物欲横流，以及由此带来的紧张、焦虑、抑郁和恐惧，让我们在生活之中，却活在了生活之上。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初版于1921年，是梁漱溟先生对东西方文化本质的探讨，以及对东西方文化融合可能性的反思。在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的今日，书中的许多思想与见解仍有借鉴意义。作者在书中提出并且回答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何谓东方化？何谓西方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特质为何？文化与生活有着何种关系？东西方文化能否融合，或者融合之道为何？世界未来之文化以及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为何？作者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对于西方文化及其带来的冲击，东方文化应该在保持自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学习有利于提升生活品质的东西，而非盲目否定自我、全盘西化。作者的观点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引起了思想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书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
1946—1947年，冯友兰先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经过整理后编写成《中国哲学简史》，于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此书一出，便立即成为西方人快速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不二之选；其后又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等诸多译本出版。几十年来，这部专著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诸多世界名校中国哲学课程的通用教材，可谓享誉世界。
1985年，涂又光先生首先将此书译成中文，广大中国读者才得以与这部优秀的哲学史著作见面。21世纪初，在新的研究背景下，赵复三先生对涂译中的一些译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遂重新翻译了此书，译文更加准确、通俗地传达了作者的原著精神。
《中国哲学简史》将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融会贯通，在有限的二十余万字中，融入了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精神、智慧等方面的深刻理解，以开阔的视野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其叙述语言简明生动，又耐人寻思，真正做到了“内行不觉无味，外行不觉难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