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与阴丽华
“度田”，是东汉初期最重要的国策之一。秦汉以来，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报告本地的田亩和人口数量，中央据此确定地方应当承担的赋税和劳役数量。中央政府要想维护专制皇权与正常的社会秩序，有效地控制广袤的国土，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掌握土地与人口方面的数字。
光武帝本人及其核心统治阶层多出自豪强之家，所以，东汉王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豪强政权”。当豪强势力威胁到专制皇权和国家利益的时候，光武帝体现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决不姑息。除了大司徒欧阳歙，还有河南尹张伋等十多名郡守都因度田不实而被处死，被处刑和免职的郡县级官员更是不计其数。
同西汉后期的“限田”和王莽时期的“井田”一样，东汉政府的“度田”举措，由于触动了豪强势力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所不同的是，前者选择了妥协或者放弃，光武帝选择了坚持。失去了保护伞的地方豪强不肯让渡既得利益，甚至发动叛乱，但最终都被平息。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至此终于得到了缓解，但是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刘秀与功臣和平相处
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流民，犹如滚动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百姓一旦成为流民，便脱离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现象，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此同时，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仲长统（180年－220年）描述东汉末年财富之集中已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妪伎乐，列乎深堂。”“王侯之宫，美女兼千；卿上之家，侍妾数百。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以户室输其血气。耳听淫声，目乐邪色；宴内不出，游外不返。王公得之于上，豪杰驰之于下。”
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瘟疫横行，朝廷腐败，社会动乱，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奉他为活神仙，趋之若鹜。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漂着黑色纸烬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而豪族势力控制了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最终形成割据势力，导致分裂局面的出现。
唐宋作为长寿王朝，前者亡于藩镇割据，后者亡于外敌，还没来得及等到社会脓疮完全溃裂的时候。明清这两个长寿王朝覆亡的历史跟两汉有所区别，但官僚地主复合体对上敷衍乃至架空皇权、对下肆无忌惮鱼肉百姓导致社会总溃败的历程几乎同出一辙。而社会总溃败决定了任何改革不可能成功——除非用暴力整体上铲除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地主复合体。
明朝崇祯帝的壮烈殉国，让人们普遍抱有同情。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样一位悲剧性人物的一生，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进军山西时发布的讨伐檄文中，也只是这么写着：“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农民起义军的檄文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朝廷的大臣们，而认为崇祯帝并不是很昏庸，只是受到臣下的蒙蔽而已。
东林党争
明朝灭亡的种子，应该说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埋下了。万历皇帝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后期的二十多年基本上不上朝，怠于政事，纵情声色，派太监四处搜刮民财。朝中则东林党与昆党、浙党的斗争愈演愈烈。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一位名叫张维新的河南人出任陕西潼关道副使。张维新在任期间，另一位名叫王以悟的学者写信给他，说：“民穷财尽，时事多虞，天下人心，十失其五。”作为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也不可能挽回这种王朝衰败的趋势。孟森先生说：“思宗（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清朝中期，全国总人口增加到4.3 亿，但全国的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甚至还因为灾害等原因有所减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急剧下降的同时，土地还在向少数富人、旗人以及官庄集中。到清朝中期，全国总人口中大约有60%—90% 的人处于无地状态。无地的农民只能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充当苦力，甚至出海寻求生计。
这样一个流民群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而这一时期，秘密社会的活动也活跃起来。民生艰难与官府的腐败，为天地会等发动叛乱提供了契机。正如天地会张贴的《万大洪告示》所说的那样：“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在这种背景下，抗租、抗粮、叛乱等活动开始频繁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