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繁荣，中国古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强。而当时北宋王朝也的确需要一场改革来改变危局，王安石果敢率直的性格也正是改革家所必须具有的最为重要的特质之一，但是王安石的果敢率直近于刚愎自用，其过激的行为，不但使改革没有发挥它应有的积极效果，反而使改革本身亦成为北宋之祸。好事变坏事，王安石的行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这个教训就是儒家所谓的“过犹不及”，儒家承认凡事有个“度”，不能超过事物的度，否则就会像没达到这个度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中庸思想。中庸思想常常被误解为中立和平庸，在现代人心目中几乎成了迂腐、缺乏个性、走中间路线、不思进取的代名词。但实际上这种理解是很片面的。
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问孔子说：“先生，子张和子夏（二人都是孔子的弟子）两个人，您认为谁表现得更加优越一些呢？”孔子回答说：“子张过于偏激，子夏过于保守。”子贡说：“那么，您认为是子张表现得更加优越一些吗？”孔子说：“不，偏激和保守一样都偏离了事物的正义。”“事物的正义”是什么？就是事物合宜、合理、合适的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指事物的某种不变性或规律性。从根本上说，中庸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人的所作所为都必须和事物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而不是违背客观规律。
朱熹直接把中庸定义为“无过不及”，就是既没有过，也没有不及。过和不及，都达不到中庸的要求。过犹不及是中庸之道最好的注脚和最重要的原则。过犹不及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一个愚者，到朋友家去做客，主人请他吃饭。饭菜端上桌来，愚者品尝后感觉淡而无味，难以下咽。于是，主人便命仆人在饭菜中加入少许的盐。愚者再吃，顿觉满口溢香。愚者大喜，心想：“一点点的盐就可以让原本那么难吃的东西变得如此味美，那么多放些岂不更加好吃？”于是便向主人要来整罐的盐，尽数放入菜中。愚者再吃，味道如何已不言自明了。可以说，变法中的王安石就犯了和这个愚者一样的错误。
推广到为人处世，这个规则也同样适应。比如，做人应该自信，但是却不能过于自信，那样会变成自大。在交朋友的时候，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过于亲昵便成为“小人之交”。一个领导，如果过于威严，会给下属高高在上的感觉，不利于同他们进行沟通，因此应该放下架子；但如果和下属过于亲密，便可能导致失去威严，甚至连命令都无法执行。又比如炒菜做饭，水分、火候的控制都要恰到好处。这些都是过犹不及思想的体现。
实际上，儒家讲究的许多为人处世的原则都服从中庸之道，是“适可而止”、灵活变通的，而从来不囿于原则。比如儒家提倡的孝，也是中庸意义上的孝。这就是说，孝也是要看情况的，而不是毫无条件的孝。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魏武子有一位没有生下子女的爱妾，名叫祖姬。魏武子生病的时候嘱咐自己的儿子魏颗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记着，把祖姬嫁出去，别让她在我们家继续受苦了。”魏颗点头答应。可是不久，魏武子病重，又对儿子说：“我死之后，一定要记着把祖姬*了给我殉葬。”说完不久之后就死了。可是魏颗并没有让祖姬殉葬，而是把她嫁了出去。魏颗对人说：“父亲病重的时候，神智昏迷不清，那时候的命令是乱命。我所根据的，是父亲在清醒时候给我的命令。”照逻辑来说，魏颗应该遵循父亲后一个要求，才称得上是孝顺。但在中庸者看来，魏颗不从乱命，执行了父亲合乎情理的命令，拒绝了父亲不合情理的要求，因而没有使父亲背上糊涂和残忍的罪名，这才是真正的大孝。
以过犹不及为核心的中庸思想是一种高妙的理论，是对自然和社会内在规律的深刻领悟和智慧总结，同时也是建立在规律之上的高明方法论。唯有遵循而非违背中庸之道，才会在处世、做事以及用权行政中有所收获，才能真正开创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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