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祖宗之法不可变”固然会被某些人用来抵制任何改革，但对改革者来说，这同样是个好用的工具和办法。
“祖宗之法不可变”已成为古人封闭保守、冥顽不化的一种标志和典型。可是事实上，很多改革者都乐于打“复古”或者“回归传统”的大旗。明朝嘉靖帝的改革，就主张要恢复明太祖、明成祖“二祖”时期的很多制度。
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美国保守派的“回到国父”，都是类似情况。对现状不满的改革者，打的大旗是回到比“现在”更古老的“过去”。改革是为了“复古”。
任何改革都是求新求变。那么，求新求变的改革，为何会和复古、回到传统这些“守旧”主张融为一体呢？
这其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政治演变的一些深层规律。
我们仍然从嘉靖时期的改革说起。
02明朝一共有十六位皇帝，嘉靖是第十一位，1522年继位。明成祖死于1424年。也就是说，嘉靖距离“二祖”，时间上有差不多将近一百年，其中的皇帝有七代。这段时间可不算短了。
从朝代法统上看，这一百年没什么变化，还是朱家人的大明王朝。但是，从政治系统内部的方方面面来看，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言以蔽之，政治系统已经紊乱、低效多了。
这种政治紊乱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吏治兵制的腐败、财政的紧张、土地集中程度的提高及其造成的税源流失、地方豪强势力的做大等等。而种种紊乱背后的共同原因就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随着时间逐渐成长壮大。
所谓利益集团，并不是指任何利益共同体。一群人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是个利益共同体，但并不是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特指这样一种利益共同体：他们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追求其集团利益，也就是是损公肥私、自私自利的集团化。
对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成长来说，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利益集团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时间。时间越长，利益集团的发育越充分。
随着时间推移，财富逐渐产生和积累。人与人本来简单的关系，逐渐复杂化。有的人还保持个体化、小家庭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却以种种形式联结——或者说勾结——在一起。于是，便形成了利益集团。
时间继续推移，利益集团也会随之成长。利用集团优势，利益集团形成了1 1>2的效果，于是便渐渐做大，能攫夺合理范围以外的利益。这反过来又会促使更多人加入利益集团参与分肥，这就成了恶性循环。
重点在于，这一切都是在时间内逐渐展开的。所以，过了一百年以后，虽然还是大明天下，但很多事情已经完全不同。
而在王朝建立初期，也就是在“二祖”时期，情况要好得多。这不仅是因为“二祖”都是雄才大略、个人能力极强的君主，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王朝初创时期，社会的利益结构要简单得多。时间才“刚刚开始”，利益集团还没来得及生长。
明朝建立以前，社会经历了残酷的元末农民战争。战争当然造成巨大的人员和财富损失，但这样一来，也就彻底铲除了“旧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人都被*光了，什么利益集团也跟着一起同归于尽了。
新王朝建立时，面对的社会虽然贫穷，但利益结构却相对简单。因此，对“二祖”来说，他们制定各项政策时，主要考虑的就是政策本身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加之“二祖”的强势，所以，这一时期的政策很少受到来自利益集团的扭曲和操纵。
于是，“二祖”时期的政策，往往表现为质朴、有效、大刀阔斧、直指社会问题的核心。这也就是王朝初创时期的所谓“新气象”和“生气勃勃”。
03可是，这种“新气象”是注定不能持久的，原因就在于，随着时间推移，原来简单的社会利益结构会渐渐变得复杂，人与人的利益会发生分化和*，各种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会不可避免地生长壮大起来。
只要时间流逝，这些现象就会发生。就像人会从青春期进入中老年一样，社会也会同样地进入“中老年”，各项功能渐渐衰退，政治秩序逐渐紊乱，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多，协作性越来越差。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向内耗而不是正向的生产。个体最终会走向死亡，国家则会呈现出败亡之相。
人类社会的秩序，更像一个生命有限的生物体、有机体，而不是永恒存在的稳固结构——即使从理论上来说也不可能是。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深层规律。
理解了这个深层规律，也就把时间因素引入了政治学和历史学。所以，同样是大明朝，一百年前后可大不相同。
对于一百年后的嘉靖皇帝来说，到他登基的时候，国家已经危机四伏、弊端重重。如果他能推行有效的改革，王朝还有机会被续命。如果没有改革继续守成，王朝就会在各种内部外部的冲击之下就此完结——而内部外部的冲击，总会出现的。
这也是古今中外很多改革者面临的共同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当改革者试图动手改革的时候，会在各方面体会到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反动作用，会充分体会到“有劲使不出”“动辄被掣肘”的恼人感觉。这时候，改革者就会怀念王朝建立初期利益集团还没有充分生长的那个质朴时期，对嘉靖来说，就是“二祖”时期。
实际上，怀念质朴的“二祖”时期，是晚明很多人的共同心理。这种心理是利益集团充斥社会时人们自然而然会出现的心理。
有晚明文人把明朝初创时期比喻为大雪茫茫的冬天，虽然一片肃*萧疏之气——王朝草创，各方面都很贫穷，但天地间一片白茫茫，简单质朴到了顶点。而晚明社会的繁华，就像夏天那样花团锦簇，可是，却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寒冬。表面的繁华之下，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死气”。
所以，打出“回到二祖时期”，不仅是一种宣传策略，还是一种很切实的找到正确改革方向的方法。因为，只有在“二祖”时期，才能找到还没有被利益集团“污染”“扭曲”的政策路线。根据这些路线，才能识别出随后一百年中哪些方面发生了堕落、紊乱，并做出针对性的改革和调整。
04也就是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固然会被某些人用来抵制任何改革，但改革者用来可以拿来作为清理、清除那些“祖宗”之后逐渐生长起来的利益集团，重塑整个社会的基础，虽然不能完全，但也可以尽量恢复社会的质朴和生气，这也就是所谓“中兴之气”。
从中国历史来看，是否有“中兴之气”，对王朝的寿命，至关重要。在初期中期过后，当国家呈现败亡之相以后，如果有有为之君和肱骨大臣能兴利除弊深刻改革，王朝就有望成为长命朝代，一般能有将近三百年的“享国之运”。而如果时运不济，没能及时涌现明君名臣，王朝只能短命而亡。
汉朝的汉武帝-汉宣帝，唐朝铲除关陇贵族的武则天和后期推行“两税法”的杨炎，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是这种有为之君和肱骨大臣。
至于明朝，我原来以为这个角色是张居正，但了解了嘉靖的作为以后，应该把这个名誉转给嘉靖皇帝和内阁张璁等人，张居正实际上是他们的延续和后继。而明朝也正因此国祚绵长，得以和汉唐清一起跻身中国长命朝代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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