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
屈指算来，在燕园这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悠久学术传统的地方，我已经学习工作了26个春秋。读书的时候，我就非常痴迷于对北大传统的探求，并借着在北大校刊服务的机会，接触到许多在各个领域造诣精深的名师大家。他们特出的人格魅力和为师风范，每每使我在景仰的同时反复玩味不已，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内心充满了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敬畏与神往。
我听到无数前辈说过，教书是一门艺术。实际上，任何一种职业，当它达到一种纯熟、从容、忘我、自如的境界的时候，不都是一种艺术吗？艺术的本质是多元，所以教书的风格就不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种风格并存的；艺术的本质是创造，因此教书就不会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应该经常注入新鲜的东西；艺术的本质是一种激情，因此教书就不可能是呆板的毫无生气的照本宣科，而应该是生命热情的全部投入。我体会，正是在这些意义上，前辈们才称教书是一门艺术。艺术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我有幸在北大学习的过程中，见识了很多在教书这个行当堪称高手的“艺术家”，而他们的教书的艺术或者说风格却是非常不同。我曾在课堂上跟学生戏谈北大教师的风格，我把这些风格分成五种:激情宣泄型、人格感化型、儒雅洒脱型、冷静肃穆型、世情嘲讽型。实际上，我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所有名师一定都是在讲台上谈笑自如，都有着讲演家的口才和相声艺术家的幽默。其实名师的风格是缤纷多样的，并不拘于一种模式。季羡林先生有些山东口音，讲话速度并不迅疾流畅，属于朴厚敦雅的学者，他的讲课风格很平实，处处透着一种老实、宽厚、谨严的风范，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的讲座中出现什么高潮轰动的场面。张岱年先生也是这样，他不太会讲笑话，说话有些艰涩的样子，总爱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他完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名士的洒脱。经济学院的几位前辈给我的印象也多半如此。据说陈岱孙先生的讲课富有逻辑性，思路清晰，节奏的掌握恰到好处，但他气质平和，讲课并非激情洋溢妙趣横生。经济史一代大家陈振汉先生，据说讲课时声音极为微弱，操一口浙江官话，听来十分费劲。我到陈振汉先生家拜访过多次，每次听他讲诸暨话我都很头疼，经常茫然不知所云。但他的课程无疑是很有分量、很有内容的。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可谓开宗立派的学者赵靖先生，讲话有浓重的济南腔，讲课的风格十分平静质朴，几乎没有什么波澜，但他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渊博学识总是使学生在课上屏息以听，不敢怠慢。这些大师级前辈，之所以成为名师，不在于其特别优异的口才和演讲天赋，而在于渊博的学识与精深的学术造诣，还有他们在为人行事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出的人格魅力。
我读过一篇文章，谈到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说他对教书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狂热”和“母性的激情”。这种形容当然是文学笔法，但却颇为传神地传达出一个教师所必须具备的首要素质，那就是对教书的一种深刻的、执着的热爱。假如一个人在职业中找不到激情，找不到那种身心俱醉的投入感觉，找不到一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那么，他就应该考虑重新选择自己的职业。教书不是为稻粱谋的“教书匠”职业，它是需要一种激情做后盾的。我听说过侯宝林先生（侯先生在1980年代被聘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逸事。据说侯先生在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不苟言笑，十分没有幽默感；然而一上台演出，则立刻神采飞扬妙语连珠，仿佛变了一个人。戏台是他的人生提升之所，是他感到光彩焕发之所。讲台也如同戏台，当一个教师站在神圣的讲台前的时候，他应该表现出像侯先生上戏台一样的激情。
古时谈起教师，总要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不但要有精湛的学养，还要有高尚的人格根基，也就是前人所说的“道德文章”。在这个方面，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堪称典范。他逝世的时候，我曾连夜写了一副挽联：
学为儒范，行堪士表，仰一代宗师，道德文章泽后续；
质如松柏，襟同云水，数九秩春秋，经世济民慰平生。
学界倍加推重的，是岱老的淡泊、高贵、坚贞的人格操守和独立不倚“修辞立其诚”的学术品质。《陈岱孙先生纪念文集》是我经常翻阅的一本书，每次读总会被其中回忆岱老的文字所打动和震撼。一个教师，能够在那么多人的心灵里面留下宝贵的痕迹，能够以他的道德文章感化和熏陶那么多的后辈，实在是做到教师这个职业的巅峰境界。
我体会，北大这些声誉卓著的学界大家之所以成为名师，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曰职业操守。所谓职业操守，乃是对自己的职业所怀有的敬畏、珍惜、尊重与神圣的感觉。一个在北大这样的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学府执教鞭的人，如果对北大的历史渊源和学术传统没有相当的觉解，如果对这所大学的未来命运没有一种天然的担当和使命感，那么我们就很难相信他能够胜任北大教师。二曰学术根基。一个优秀的教师，首先应该是在自己的领域里学有专长、有所造诣的学者，所以科学研究始终是教学的基础。北大的教师，往往不是拿着现成的教科书去照本宣科，而是在讲授过程中紧密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及时地反馈和融会到教学之中。而教书过程中所遇到的学生的质疑、问难，又补充和修正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使自己的科学研究达到一种新的境界。三曰人文底蕴。经济学有其深刻的人文背景和社会属性。一个经济学的研究者和传授者，如果没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没有一种终极意义上的人文关怀，他就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经济学研究者和传授者，他所培养的学生，也只能是没有思想的经济学“工匠”。工匠与艺术家的区别在于，前者成批制作，固守模式，而后者倾心于创造，绝不与他人或先前的自己雷同；前者乃是为稻粱谋的职业匠人，而后者是将生命投入进去的献身者。一个经济学的研究者和讲授者，如果不具备最基本的人文素养，就很难在更深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学，他只能是“经济学匠”，而不是“经济学家”；而一个匠人，所培养的也只能是匠人，不可能培养出有着人文关怀的、有思想的、有创造力的未来的大师。
北大90周年校庆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1988年版）的扉页，印着这样一段话：“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出的精神魅力。”这是我读过的对北大精神最精彩、也是最富有文采的诠释。我有幸生活学习在这样的一个校园，见识到这么多优秀的学者和教师。还是那八个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北大以及那些名师对于我而言，是一所永远难以毕业的学校。“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陈岱孙先生晚年给后辈题字，喜欢用这句话。这不仅仅是大师式的谦逊，这里面蕴含着教师这一职业的精髓所在，那就是：终身学习。
作者：王曙光，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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