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3日这一天,*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3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过程时说:
“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用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接着说:
“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10万字,一砍就是4万多字,现在不到5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用第3种写法,也可以用第4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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