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是邓子恢同志一九五六年所写，一九七○年他曾作过部分修改。邓子恢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原藉福建省龙岩县，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曾与张鼎丞等同志一起创建阐西革命根据地，是党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党的七大、八大、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生前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在福建沿海秘密工作时期
一九三○年九月间，福建省委为了开展其他地区的农村工作，把我调到省委，任省委农村巡视员。前后近两年时间，我在四个地方工作过（莆田、福安、连江、漳州）。首先 在莆田工作，到莆田时是十月初，当时莆田只有学生运动，没有农民运动，在盲目的立三路线之后，学生运动已消沉下去。当时莆田党只在山里保存了十多个人的游击队，我到了之后，游击队很快发展到五十多人，当时采取了打土豪分粮食发动群众的办法，省委又派了两个军事干部来领导游击队，但那两个人不行，在一次同敌人战斗中，游击队被打垮了，这两个人与当地游击队的领袖陈天章同志都被敌捕去，队伍除伤亡、逃跑外，只剩下二十几个人，在当时的环境下只好分为三个队，派往各地做秘密工作。现在看来，当时在没有农民运动的情况下，过早地采取打土豪分粮食的办法，是不妥当的。
三一年初省委调我到福州，不久我就到福安巡视工作，当时福安虽有县委，但县委*是豪绅子弟， 情 绪消极，毫无工作，当时我住在乡下马立峰同志家里，马同志是贫苦学生，在那里当小学教员，情绪也很消极，根本不谈工作，以后我只好自己动手进行农民工作，在农民中宣传土地革命，宣传抗租抗债，农民深感兴趣，从而鼓动了马立峰同志的积极性，很快组织起秘密农会，并发动了形式上是拖债的抗麦债斗争。此斗争胜利更促进了农会在邻乡的发展，不久又在溪枘街上发动了禁粮出口，办平果、转到借粮的斗争，农会便迅速发展到全区，以后这个地方成为闽东的游击根据地之一。
是年八、九月间我又到连江工作，当地只有一个党员杨而昌同志，也是小学教员，组织了一些秘密农会，但没有斗争，工作停顿，会员情绪消沉。我到之后就召集农会积极分子，提出了减租斗争，群情兴奋，农会又重新发展，几天后就发动了减租斗争，此次斗争又获胜利，组织也很快发展了，这个地方以后也成为闽东游击区之一。
三一年十二月省委调我到漳州工作，当时漳州已有四、五十个人的游击队，但只限于军事活动，打土豪筹款，有时为群众抱不平，枪*反革命，而没有去发动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游击队存在很久，但发展很慢，我到了以后主要是克服单纯军事观点，说服他们把游击队分散做群众工作。当时分了三个队：一队到海澄石码，一队留在漳州南乡，一队派到漳浦。一九三二年一月间，漳浦这一队在小山城组织了秘密农会，并发动了反捐税的斗争，我同游击队长王占春同志和县委*李金发同志便移到小山城亲自领导这一斗争。这个斗争是由合法斗争开始，由要求减少航空捐，被当地国民党县政府拒绝后即转到不缴航空捐，最后转到武装抗捐，再转到取消本乡豪绅的私设税款，并转到退租，这些斗争胜利很快地发展到附近各乡，不久即引起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我们游击队领导了群众坚决抵抗，最后我们退出，群众被摧残，但敌人退去之后，我们工作便马上恢复，这个地区即变为我们的游击据点。到四月间，以小山城龙溪为中心的群众斗争又迅速地发展起来，当时正在春荒，主要斗争是由禁粮出口转到办平果，由平果转到借粮，由借粮再转到分粮。五月间，红军打下漳州，这个地区便进到分配土地，成为以后闽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
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是：
（一）农民运动必须要有适合群众当前迫切要求的 经 济 斗争，而这种斗争又往往急转直下很快转到武装斗争，因此，农民运动与游击战争两者必须密切结合。
（二）发动农民群众斗争，必须争取初战胜利，要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主客观条件确有胜利把握才可以发动斗争，如估计不可能胜利，宁肯再等待新时机到来。
（三）乡村农民组织必须建立在雇贫农基础之上，以后再去吸收中农，这个时期我所到地方的党员，凡是比较富裕的都消沉畏缩，以后都是经过贫苦知识分子组织了雇贫农， 才发动了斗争，发展了组织。这对我的阶级观点是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四）要注意统一战线，既善于中立富农，又善于分化地主，要善于利用流氓和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而又不去依靠他们，不为他们所利用。
苏维埃中央政府时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我被选为人民委员兼财政部长。一九三二年红军撤离漳州时，我便奉*之命随红军回到苏区。两年半时间都在中央财政部工作，根据*指示统一了苏区财政，建立了各种财政制度，如税收制度、会计制度、金库仓库制度等；培养了一批财政干部，支持了红军在反对四次"围剿"和五次"围剿"中的给养供应。这个时期因为苏区不大（当时只有近三百万人口），敌人封锁，战争激烈，军费浩大，当时的财政收入只有土地税、商业税、关税、向土豪罚款等办法，赤字很大，就用发行钞票来弥补应付，因此就受到当时党中央局的批评处分，降为副部长。但我受处分之后，钞票发的还更多。以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不少根据地在一定 情 况下也采取通货膨胀政策，这说明当时发行钞票，是支持战费不得已的办法之一，这个政策一直到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为止。一九三八年我到南昌，项英才传达*指示，撤销这个处分。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一九三五年二月间，我奉命随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回闽西，由福建省委派一个排武装护送我们，中途被敌人四个连包围，护送队伍先我们撤走，瞿秋白同志因病不能走被俘，我同何叔衡同志由山上冲下来，何在中途牺牲，我追上队伍回到省委，适遇陈潭秋、谭震林同志带一个主力营回闽西，我便与他们同行。沿途受敌人追击、阻击，备受艰险，队伍损伤很大，将近两个月才回到永定，与张鼎丞同志的队伍会师。但又受敌人包围，队伍损失过半，以后敌人连续搜山，情况非常紧张，为避免损失，我与张鼎丞、谭震林、方方诸同志在永定召开了第一次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之后便分开行动，谭往上杭，张住永定，方方回到岩平宁，我到永东县（永定东部）。
九月间敌人采取 "移民并村"、筑碉封锁的新政策，并强迫群众烧山砍树、鸣锣报警等，企图逼使我们队伍与群众分离，来消灭我们。此时我们队伍损失不少，为讨论对付敌人的新政策，我到永定与张鼎丞同志会合，发出指示后便和张于一九三五年底转到上杭与谭震林同志会合。此时适得中央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新指示，乃在上杭召开了第二次军政委员会会议，推举张鼎丞同志为主席，我和谭震林为副主席，并决定推行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政策，用军政委员会名义发布了六言布告，号召闽西南各界人民团结一致抗日反蒋，部队停止打土豪，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争取保、甲长，争取民团壮丁队，争取白色碉堡，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群众斗争着重利用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各地有许多新创造，如对砍树筑碉堡采取怠工拖延，配合游击队破坏，以阻碍其进行，对鸣锣报警则一日数报，使敌闻锣出击，一夕数惊，疲于奔命；在我*死反动派或张贴标语之后，要保长将标语布告拿到区乡公所去报告，"做贼喊贼"，使敌莫明其妙，此外还普遍瞒年龄、假外出以逃避抽壮丁。
在部队方面，则采取"集中打击敌人，分散争取群众"的灵活作战的办法，取得很大的胜利。此时敌人主力李默庵第十师北调，新来敌人新十师甚弱，我们队伍比较集中经常打击敌人，歼灭民团壮丁队胜利更大。因此，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群众情绪高涨，敌人恐慌，我们工作迅速开展。有许多保甲长与碉堡为我们所争取，各县组织了红军游击队或抗日义勇军，许多乡村组织秘 密游 击小组。此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移到龙岩，我与张、谭等都到龙岩。
西安事变爆发，蒋军由龙岩向广东进攻，此时我们对情况分析有毛病，估计蒋、陈战争可能延长，因此我们在军事上采取集中力量待机打击敌人，而没有乘此机会去发展新区，政治上在山区分田，发动了民团兵变，焚毁碉堡，显然这是左倾冒险政策，实际上这是破坏了我们自己的秘密工作，破坏了统一战线，因此就造成以后的困难局面。九月以后陈济棠失败，蒋介石在平定广东之后便调粤军来闽西，我们在军事上又采取了冒险政策，将岩永杭武装集中到永定，企图予粤军以迎头痛击，以便先打后拉，结果部队受了损失，最后仍各回原地分散活动。
一九三七年春，我们的处境较困难，与中央交通联系已中断一年多，但从报纸上看到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建议，接着我们又得到香港南方工委来信，要我们联合粤军抗日，乃于四、五月间在永定召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公开提出"拥蒋抗日"、"愿与粤军和平合作，共同抗日"等口号，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同乡关系，写信给旅居漳厦一带的岩永同乡，发动一次和平运动，表示我们愿与国民党合作，实现国内和平，枪口一致对外。
此时正是中日关系紧张，全国抗日高潮，我们发此信 深得各地旅外同乡拥护，他们写信给粤军劝和，并汇款接济我们。六月间我们便经过统战关系派谢育才同志为代表到漳州去会见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七月间我代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到岩城与粤军旅长练惕生谈判。从 此谈判成功，双方停止战斗，我们停止打土豪，八月间我们部队在龙岩、永定分两地集中，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但粤军与我谈判是有阴谋的，企图把我们队伍编入粤军，我们拒绝。十月间又命令我们队伍经漳州开厦门前线，企图中途消灭我们，我们即要求不经过漳州城，而取道平和、漳浦到东山前线单独作战，并印发告别闽西父老书，以示决心。敌人知道我们不受骗，又来电要我们停止出发。
这场斗争我们避免了危险，又取得了群众的同情，敌人看我们不就范，乃由当时闽西专员张策安停止发饷来威胁我们。我们即藉此向地主、商人借款，因此更促成闽西地主、商人对张策安的反感。十二月间，新四军军部宣告成立，蒋介石终于最后答应闽西南红军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我与张、谭诸同志乃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初率队开往抗日前线。
总结这个时期的经验是：
（一）必须有坚强的武装，进行灵活的游击战争，这个时期没有武装一切都是空话，每一次出击胜利群众就兴奋，地主、富农就老实，反革命分子就恐慌，两面派分子就更加靠拢我们，如果失利则相反。
（二）必须有群众斗争配合，在这个时期的群众斗争主要是利用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尽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但要与秘密工作相结合。
（三）要充分利用两面政策，争取两面派，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利用两面政策就不可能掩护群众斗争，游击队也要增加许多困难。
（四）党的组织必须建立在贫农的基础上，这个时期，凡是中农成份的党员，中农领导的支部都是妥协畏缩，不敢斗争，凡是贫农党员与贫农领导的支部，斗争就很顽强，而且在参加"打反动"、"分粮食"斗争中不断产生游击小组、游击队。
（五）必须慎重挑选干部，必须要有群众信仰的本地干部，通过干部与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这样才能依靠群众解决困难战胜敌人。
（六）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尤其要及时镇压叛徒，不能丝毫犹豫。镇压反革命办法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直接枪*，有些则用借刀*人政策，有些则伪装他自*，以避免群众受累。
（七）这个时期由于我们给养及兵源补充困难，所以我们在军事上的战略方针是保存有生力量，在战术上我们部队平时都是分散活动，有机会时则集中力量歼灭敌人，战斗之后又马上分散。有时声东击西，以转移敌人注意力，使我们部队得以休息。但部队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不是容易的事，当时最灵活的是丘金声同志领导的红八团，活动于岩南漳三县，打得敌人李默庵毫无办法。
吴胜同志所领导的红九团虽善于勇敢攻坚，但欠灵活，一九三五年冬在敌人"移民并村，筑碉封锁"的新政策下，得不到群众支持，被敌人一连追击十一天，最后粮尽弹缺，终于被敌人击溃，死伤过半。我们从江西带回的一个主力营，原为五百多人，最后只剩百余人，可见从地方部队转到正规军需要一个过程，而从正规部队转为游击队也需要一个过程。为了刺探敌军行动，安置伤病员及采购日用品的方便，我们有意识地保存一些灰色据点，在那里不发动群众斗争，不张贴传单、标语，部队不公开活动，使敌人不注意，而便于我之隐蔽活动。此时部队兵员主要靠地方游击队、游击小组来补充，这些人逐步由不脱产到半脱产，最后全脱产。
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我和张、谭两同志率领新四军二支队经过赣州、吉安，转到皖南。我担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同时兼任东南局的民运部长。当我们协同皖南地委在军部驻地周围乡村发动农民的减租减息斗争。是年九月间，我到江南视察工作，经过一、二支队地区，都帮助发动了减租减息斗争。当时江南地区国民党没有部队，只有些县区政权在那里抽捐派款，收编土匪，压榨民众，对敌人则东逃西躲。群众迫切要求新四军把他们武装起来保卫家乡，我们队伍则战斗频繁，兵员不充实，军饷不足，武装不够。因此，我们在江南同一、二支队负 责人 商议，就地组织游击队，收缴土匪武装，扩大兵员，并设法征收税款，以补充我们的军费。我这种主张以后受到项英、袁国平的批评，他们说我是"人、枪、款主义"，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冒险政策，甚至不准我们发动农民的减租减息，说我们在抗战中依靠力量不仅是农民，而且有地主，说这种"人、枪、款主义"与减租减息会吓倒地主，使自己孤立。
一九三九年四月底，我和叶挺军长到江北解决高敬亭问题。高系四支队司令，是红二十五军北上以后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但在和平合作以后，一贯不执行中央路线，中央派去大员也遭拒绝，把部队视为己有，拥兵自卫。中央和军部要四支队开往淮南路东敌后抗战，高不执行。军部于一九三八年冬即派张云逸同志过江，说服高敬亭执行中央指示，高不理睬，把主力团留在大别山。经过郑位三、张云逸同志的工作，四支队的干部和部队都愿开往敌后抗战，只是高敬亭个人不肯。 高 贪污腐化，用人唯亲，在干部中信仰不高。我们到江北后，沿途视察部队，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部队情绪很高，干部也赞成，因此，我们就在四支队司令部召集高干会议，决定部队东开计划，当时高也赞成，会后我就同叶军长前往淮南路东。
但事后高又改变主意，要九团停止出发，因九团团长坚决执行会议决定与军部命令，高无法制止，乃将部队东开。我们在东进途中就知道七团团长（杨）与政委（曹）携款潜逃，这两个人是高的亲信，在部队中毫无威信，他二人潜逃后，更激起了七团干部对高不满。我们到后便召集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与军部指示，开展反 杨、曹斗争，但干部却诉起高敬亭之苦来，说高任用私人，乱肃反，贪污腐化，违抗中央命令，要求军部将高撤职。因此，七团便由反杨、曹斗争而转到反高斗争。我们到十四团后，也是如此。九团开到以后，干部反高情绪更为激昂。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看出高的品质恶劣，并已在部队中完全孤立，因此，即将情况电报中央和军部，建议把高撤职，并将高逮捕起来，改组四支队，同时将周骏鸣属之第八、第十、第十五团编为第五支队。
高敬亭问题的解决为江北抗战打开新局面。不久，军部便成立江北指挥部，以张云逸同志为指挥，徐海东、罗炳辉同志为副指挥，我兼江北政治部主任，张劲夫为副主任。一九三九年十月间，刘少奇同志奉中央命令来江北组织中原局，江北部队归中原局领导。少奇同志来后传达中央向敌后发展，在敌后放手扩大新四军，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辟抗日民主根据 地 的 总 路线，这个路线振奋了全体干部的积极性。
当时就定出扩军计划，要各团与地方党委大量发展游击队，准备应付国民党的新磨擦。此时游击队迅速发展，凡是游击队建立的地区，群众也随之发动，统一战线也随之开展，乡保政权也随之改变态度。一九四○年三月间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广西军便在津浦路西向我发动进攻，接着津浦路东韩德勤也调集十个团兵力向我进攻。此时，我主力部队六个团由刘少奇、张云逸、罗炳辉、赖传珠诸同志领导开往津浦路西对付广西军，路东只留下十五团一个营及一些新建的地方游击队，归我和周骏鸣、郭述申等同志领导钳制韩德勤，在半塔集坚持了十天自卫战。以后路西部队回头，加上我江南增援部队前来，才把韩德勤部队打退，赶到淮河以北。从此，津浦路以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西的淮南苏皖边区便在我掌握之下。我们乘此时机颁布减租减息纲领，并将大别山撤出的大批干部分赴各县，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斗争，成立民主政府，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县区抗日自卫队），并于五月间组织淮南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我为主任，方毅同志为副主任。这是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
一九四一年年初皖南事变，军部被歼，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我调往淮北工作。不久彭雪枫同志所领导的六支队从路西移驻路东，编为第四师，彭为师长，我任师政委兼淮北党、政、军委员会*，以后改为淮北区党委，我兼区党委*，刘子久、刘瑞龙同志为副*，便在淮北开展农民群众的减租减息运动，具体口号是："三七分租，分半给息，取消旧债"。此时，淮北某些干部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因此应该与地主合作抗日，特别是在边沿区应该通过地主来组织抗日武装，减租减息斗争也应该缓和一些，改为"让租让息"。这些同志不懂得在抗战中固然我们要与地主进行统战，争取开明士绅，参加抗日民主工作，但这种开明士绅只有在农民群众充分发动以后才能与我们合作，否则农民没有发动，他们往往在敌人强大压力之下就会妥协投降。
正由于地方干部中存在这种非马列主义的观点，所以当时有许多区长与区的武装大队长掌握在地主手里，地主利用大队长名义擅自委任中队长发展武装，并在群众中派捐派款。这样的地方群众也就无法发动，地主仍然占统治地位。而当时淮北情况是：由于四师在津浦路西与蒋军作战受挫转移路东以后，蒋军时有东进可能，因此我们除了增加防御部队之外，便着重在地方改造这种地主所掌握的武装，并由四师部队抽调两个团，派出大批干部去担任县区武装领导，以配合群众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在敌我相持的游击区，则组织武工队，领导游击战争，并领导群众进行所谓"推、拖、磨、和、滑"的合法斗争。另一方面采取革命两面政策，争取伪军，伪乡保长为我利用。在敌强我弱的敌占区则采取长期隐蔽政策，做些秘密情报工作、策反工作，建立地下组织。从此，淮北根据地便逐步发展和巩固起来。
一九四二年九月间，敌人派了一个师团对推北根据地进行了三十三天大扫荡，我部队与地方武装并未受损失，依然坚持下来，敌人不能在淮北建立据点，在我军打击与群众的坚决抵抗配合作战情况下，不得不最后撤退，这就说明当时改造地方武装发动群众是正确的。淮北的农民运动虽然发展起来，但与其他根据地一样，存在着"三起三落"状态，每到春夏季农民运动就蓬勃发展，特别是一九四三年群众中自发的"反霸"、"算旧帐"和"退租退息"运动形成很大的高潮，农民的要求是经过退租退息算旧帐等斗争一直到把地主土地拿出来，实际上解决土地问题才甘休，这样当然就要产生一些过火行动，因此一到冬天我们看到这种过火行为，便进行纠偏，并对开明士绅加强统战工作，以缓和紧张局势。这样一来对农民运动就起了泼冷水作用，农运不免受到影响。但一到春夏荒到来，我们看到农民运动低落，地主嚣张，又转而撑农民之腰，再鼓起退租退息运动，如此反复循环，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时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就叫做"三起三落"。
一九四三年淮北地方党与部队干部集中力量进行整风运动和部队的三大民主运动。整风方法是由各级干部从上而下地介绍自己的历史，工作上作自我检讨，然后再从下而上地开展批评，一般不采取大民主运动，所以没有出什么乱子。只个别地区发生错斗错捕现象，这就是所谓"泗阳案件"：当时由于泗阳县委领导上主观主义和"逼供信"的错误作法，在泗阳一个县内（不到十万人口）逼出了一千四百多国民党三青团员，逮捕了几百人，范围涉及到大多数县区乡三级干部及部队连排班干部，一连四次破获了所谓"三青团县委"机构。
当时我们怀疑这个案情，我与梁国斌同志便亲自审查这个案件，审查讯问结果，发现所谓证据完全是假的，所谓人证与口供完全是迫出来的，一经讯问便大 哭翻供。最后区党委做结论，肯定全部案情是假的，乃把案情公开宣布，逮捕者全部释放，并作自我批评，对主持此案的主要负责人予以撤职处分，群众欢欣鼓舞，对党的信任更加提高了。几年后的历史证明：当时被诬为三青团的同志都是好人，对 党是忠实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事实也证明当时区党委的结论和处理是正确的。这一年我亲自深入部队，参加了部队的三大民主运动，对部队的政治工作有进一步的体会。
一九四四年敌人占领豫东，蒋军溃退，彭雪枫同志奉中央命令率四师部队西进，恢复淮北路西地区。彭在作战中牺牲，继任师长张爱萍、副师长韦国清继续指挥部队扫除敌伪，打开路西局面。此时淮北路西、路东局面大为开展，地区扩大。我们并在淮北路东各县成立十个独立团，各区成立区中队，各乡建立民兵基干队，这是以后解放战争中部队不断得到补充的一个后备力量。
这个时期我们的主要经验是：
（一）在敌后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保证抗战胜利并保证后来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路线。象项英、袁国平那样不敢深人敌后，不敢扩大部队，不敢发动群众，从而不敢也不可能独立自主地建立根据地，而只是依靠国民党抗战，依靠与地主合作，而求得统一战线的巩固，这种新投降主义是导致皖南事变并导致军部被歼皖南失败的主要根源。
（二）这个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的，但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日本人想通过地主阶级来统治农村，特别是争取大地主和地主当权派作为汉奸维持会的社会基础，国民党也是通过地主阶级维持它的统治，来与我争夺敌后政权，因此我们就必须放手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孤立和打击地主当权派，来铲除敌人和国民党在农村统治的社会基础。敢不敢放手发动农民，牢固地依靠农民，这就是当时中央正确路线和右倾投降路线的主要分界线。
（三）正因为当时民族矛盾是主要的，阶级矛盾是次要的，因此我们固然要放手发动农民群众，打下抗日民主政权的社会基础，但我们又不能象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一样实行土地改革，完全消灭地主阶级，而只能集中火力反对汉奸维持会，打击地主当权派，对一般地主阶级则仍然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财产，而只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样一方面便于发动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便于分化地主，争取中小地主中立，并争取开明士绅参加抗战，这就是当时党中央抗日纲领在农村中最基本的政策。但是要真正实现减租减息，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历史上地租多少、利息高低是完全由地主决定的，农民并无发言权，而我们现在要改由农民协会来决定租额和利息，这实际上是把地主在经济上的统治权转到农民手里。所以减租减息形式上是经济斗争，而实质上则是政治斗争。因此，任何地方要真正实现减租减息，必须把农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经过农民的坚决斗争，打落地主阶级的政治优势，而确立起农民的政治优势才能办到。任何不发动群众，而想光靠政府下命令或由少数干部包办代替的办法，结果只能是徒劳无功或者明减暗不减，华中敌后多年的历史事实就证实了这一点。
（四）当时华中敌后一般存在三种不同地区，即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这三种地区之所以形成，是决定于当时、当地不同的敌我力量的对比，在我占绝对优势地区（一般是农村）便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地区（一般是城市）便是敌占区，而在敌我力量相持不下的地区（一般也是农村或敌之铁路线附近）便成为游击区。这些游击区有些不久就变为根据地（如当时的泗五、灵凤、邳睢铜、肝风嘉、泗灵睢等地区），有些则在很长时间仍停留于游击区局面，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党委不善于采取各种方式发动群众斗争，而只是满足于单纯的军事行动，这样我们就只有军事力量而没有广大群众力量的组成。由于群众没有起来，地主当权派就统治一方。而为敌人及顽固分子所利用，这就是伪顽杂处，敌我力量相持 不下，而我们不能占绝对优势的主要根源。有些地区我们在军事 力 量 支 持下，又发动了群众，对敌伪进行多种多样的灵活的合法斗争，群众逐渐起来，地方武装逐渐扩大，地主当权派逐渐孤立，顽伪政权也随之瓦解，这样就形成了我占绝对优势，而转成为根据地的局面。淮北许多游击区转成根据地一般都经历了这个过程。
（五）华中敌后最大的特点就是敌顽我同时并存，从而形成一个时期的三角斗争局面，这个斗争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才终结，当时淮南路西有广西军，淮北路东有汤恩伯，苏中、苏北有韩德勤，淮北路东有盛子瑾，在一九三九年这些地区都 是 他 们 盘踞着，从专员、县长一直到区乡保长都是他们委派的。他们都是霸着茅厕不厨屎，对伪军维持会则明来暗往，互相勾结，敌我不分，对敌人则一枪不响，东逃西躲，甚至妥协投降，对群众则苛捐杂税，抽兵派款，采取高压政策，对土匪则利用讨伐，委任收编，对我们初则严加限制，控告诬蔑，后则向敌告密，借刀*人，最后挑动摩擦战争。很明显这种三角斗争局面如不改变，这种助敌为虐的顽固力量如不消灭，要打击敌人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对顽政策开始是利用新四军合法地位与他们进行 统战工作，在统战工作中建立我们党的秘密组织，并在农民中进行工作。而最主要的则是在积极对敌作战、剿灭土匪。严肃军纪，及亲密的军民关系中显示我们真正是人民的队伍，取得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这样相形见绌，自然就使顽固分子丧失群众，日益处于孤立状态。一九四○年摩擦战争爆发，我们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坚决还击敌人。首先集中力量在淮南赶跑韩德勤，苏中黄桥一战，歼灭韩之主力，我苏北局面为之开展。
一九四○年六、七月间淮北盛子瑾率兵进入我淮南路东，被我全歼，盛被俘后我优待释放。一九四三年春，韩德勤率残部侵人我淮北，又被我歼于泗阳县境，韩被俘后我又优待释放，从此津浦路东顽固势力全歼，根据地也全面开展，除了铁路线、运河线上及某些县城有少数敌伪据 点外，苏北、皖北广大农村都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四年后，淮南路西和淮北路西的抗战局面也随敌之扫荡顽军撤退、我军西进而开展，这说明我们对顽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与项、袁路线在皖南的失败适成为明显的对照。
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八月间，日本投降，沿运河线之淮阴、淮安、宝应、高邮等城市相继解放，华中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成为包括三千多万人口的大解放区。此时中央对全国兵力部署有新的调整，将山东一一五师及新四军第三师部队调往东北，将新四军二师、七师及一师、四师之一半部队调往山东，华中只留一、四师一半部队合组华中军区，并成立华中分局，以我为分局*，兼华中军区政委，张鼎丞同志为司令，粟裕、张爱萍两同志为副司令，谭震林同志为副*兼军区副政委。一九四四年向江南浙江挺进的一师部队已主动撤回江北，以便集中力量巩固华中阵地，准备迎接国民党的新内战。此时我及四师师部尚在淮北路西，接电后于十一月间赶回淮阴。十二月间华中分局与华中军区宣告成立，我们移驻淮安办公，当时即将华中地区重新区划，以原苏中地区划为第一、第二分区，苏北划为第三、第四分区，淮南划为第五、第六分区，淮北划为第七、第八分区，地方党也依次成立八个地委，只留淮南区党委管辖第五、第六地委。在行政上成立苏皖边区政府，李一氓同志任主席，方毅同志任副主席，下设八个专员公署。在军队编制上则将一、四师所属五个旅加上地方独立团编为一、三、四、六、九纵队，以后二师调回的五旅编为第七纵队，组成华中*军，粟裕同志兼司令，谭震林同志兼政委，这是当时的力量部署和组织阵容。
当时我们对地方群众运动的方针，在新解放区主要是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在老解放区主要是抓紧"退租退押"运动，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一九四六年一月间，谭震林同志应召飞往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回来后传达中央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我们当时过高估计和平局势，从而将各县的区队遣散回家，造成以后战争爆发时兵员补充的困难。四月间我和曾山同志同往延安，会见*与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才知道国民党准备内战的阴谋，知道内战不可避免，当即电告华中分局从思想上、军事上、群众工作上加速备战措施，应付新战争局面。
五月间我回到淮安，即根据中央"五四指示"召开了分局及各地委*联席会议，立即在华中解放区全面进行土改。我们当时依以进行土改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贫、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对土地的没收分配是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即对中农自耕土地不动，而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同雇农、贫农按人口平分），这个方针深得人心。但在运动过程中也有不少干部叫喊群众运动过火，我们未为所动，仍然坚决贯彻，因此土改运动进展得很快，从六月开始到七月底，不到两个月时间即基本完成，这对华中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
当时只有七地委（原淮北地区）存在机械阶段论，将土改分为先试点而后全面铺开的两个阶段的作法，这种作法在平常时期本来是可以的，但当时战争已经逼近，不允许我们慢慢来，同时淮北是个老解放区，经过了"三起三落"的减租减息运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可以不需要分两个阶段。七地委同志没有看到这个特点，等我们发觉纠正，已经丧失了时机。淮北战争是八月间爆发的，因而淮北土改没有完成，这也是造成以后七分区仓惶撤退的一个原因。
当时华中*军在苏中七战七捷，南路敌人进展很慢，但北路敌人强大兵力却从徐州向淮阴前进，当时我在淮北战场没有打好，西路敌军迫近淮阴，华野主力在苏中前线又来不及调回，我淮阴守备兵力薄弱，而敌七十四师及桂系第 七 军前进甚猛，为坚持淮阴，争取多一些时间便于华野后方北移，我们要求二纵队调到淮阴前线配合七纵和皮旅在淮阴城下歼灭七十四师。但由于各种原因，二纵未能及时增援，十九日早晨敌七十四师主力便攻进淮城，我华野主力赶到已难以挽回战局，因此九月十九日晚我便放去两淮。此时北路与南路敌人已汇合为一，敌军比前强大，我不能再分两路应战，因此我们建议中央将山东与华中两个*军合编为华东*军，由陈毅、粟裕、谭震林诸同志负责统一指挥，以便集中优势 兵力 歼敌。接着涟水战役给敌七十四师以重大创伤，并在宿北战役歼敌四十九师，取得大胜。但由于敌人兵力强大继续前进，而中央又是采取诱敌深入，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因此一九四六年年底我们乃奉华东局命令撤出华中战场，将主力转到山东作战，华中地区只留地方部队坚持。
我军转入山东后接连取得鲁南、鲁中三次大胜利，以后又在孟良崮全歼蒋匪主力七十四师，因此我们取得了两个月的休息机会。一方面整训补充部队，另一方面又在山东重新开 展 土 改运动。当时山东的土改政策，对富农土地不动，地主可留比贫农多一倍的土地，这样贫农可分土地就不太多了，加上不敢放手发动农民，这就造成当时土改不彻底，群众情绪不高。在七月华东局扩大会议上揭发了这些缺点，改为"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重分土地，群众运动重新高涨。
八月间敌人不甘失败，重新调集大军，在山东组织重点进攻，我们在七月间又打了几个消耗战。因此八月以后，黄河以南地区，除胶东少数县城外，所有县城全为敌人占领。此时华东后方机关即转移渤海，我同张云逸同志在渤海组织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并代表华东局检查渤 海土改工作。此时刘邓大军已挺进大别山，华野主力八月间退过黄河，九月间由渤海绕道转到鲁西南和豫东地区，配合二野开 辟中原战场。
是年年底，蒋军回头西调，山东局面乃逐步开展。此时华野的兵员补充、粮款物资供应以及运输、担架等都依靠渤海，渤海人民负担很重，土改过左，群众不满，当时敌人又有从济南、天津夹攻渤海的消息，因此，我们采取急措施，一方面纠正过左的土改行动，另一方面在机关部队中实行"三大方案"（缩小编制，降低待遇，并将各机关部队后方的小家当全部集中），把各机关部队后方的编余人员和节余出来的粮款物资全部供应前方，以减轻渤海人民负担。现在看来，当时那种紧急措施是巩固后方，争取前线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措施。
一九四八年刘邓大军与华野在河南配合作战，连挫敌军，洛阳、许昌相继解放，中原局面开展，中央调我到中原局工作，*同志是第一*，陈毅同志为第二*，我为第三*，我乃于六月间率领华东干部几百人随陈毅同志前往豫西。此时战争胜负未定，农村中土匪恶霸横行，因此农村中最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包括农民和中小商人、中小地主在内）与地主当权派的矛盾，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剿匪反霸，以求得身家性命之安全，其次才是减租减息，那时农民并不敢要求土地改革，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时，进行"开仓济贫"，急于分配土地，实际上农民都不敢要，这就叫做"急性土改"。后来发现此路不通，乃停止土改，改为减租减息。
我到中原局时正是在这种政策改变之后，因此我们便以剿匪反霸为中心，继之以减租减息来发动群众，当时豫西群众便很快发动起来，豫东方面经过说服当时豫皖苏分局同志之后也逐渐开展起来。四八年底，郑州、开封解放，中原局移住开封，我们才开始研究城市工作。这些城市都是商业、手工业城市，是农产品的集散地，必须畅通城乡交流，才能使城市活跃繁荣起来。但当时我们一般同志却看不到这种规律，而盲目地取缔牙行，限制行商走贩，加上当时铁路未复，这就使当时的开封、郑州等城市陷于萧条状态，工人失业严重。我们发觉了这种情况，便开始在开封改变这种错误政策，取消对行商走贩的限制，允许牙行复业，只取缔其垄断行为，对商店规定包税额，简化税收手续，如此开封便逐渐繁荣起来，以后推广到其他城市。在金融方面成立中州银行，发行钞票，以银元兑现，当时的中州币币值稳定。四八年冬淮海战役开始，歼敌近六十万，从此长江以北，便大部解放。
一九四九年二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我第一次出席中央全会。三月间在开封召开中原地区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我当选为主席，以后二野配合三野渡江解放京沪，四野替二野从京汉线南下解放武汉，我又从二野转到四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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