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交汇点新闻客户端
交汇点讯 3月20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挖掘成果，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等500余件“秘宝”重见天日，“唤醒”那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文明传奇。在这片广袤土地上，中华文化遗存星罗棋布，钩沉浩瀚五千年的华夏记忆，人们瞻仰于它们的存在，也时刻警醒“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不久前，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让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再次成为聚焦主题。
本期“云访谈”嘉宾：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资源管理教席主持 董卫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张依萌
主持人：《科技周刊》记者 谢诗涵
访谈主题：“文化遗产保卫战”中，现代科学技术如何守护历史记忆？
精确测绘，建立全方位遗产数据库
《科技周刊》：我们常常听人说“遗产”，究竟哪些可以被称之为“遗产”？“遗产”和“文物”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于哪里？
董卫：为“遗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比较困难，因为“遗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过去我们说“遗产”一般是指古代流传下来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但现在的遗产还包括红色遗产、工业遗产等近现代甚至当代的遗存。
张依萌：广义的“遗产”中相当一部分物质遗存被视为“文物”，而“遗产”中还有一部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某种技术、记忆等。而物质文化遗产除了文物之外，可能还包括文物所处的环境，甚至是与其共生的人及其生活方式。
《科技周刊》：文化遗产保护前期的信息采集至关重要，能否具体举例来谈一谈研究团队如何进行文化遗产数据采集？
董卫：采集数据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遗产，包括它的性质、年代、存在状态、类型和价值等基本属性。举个例子来说，自2017年初，我和团队成员多次进入缅甸妙乌古城开展遗产保护与申遗研究工作。这座古城位于缅甸西部若开邦的莱姆罗河流域，是一座仍在使用中的“活着的”古都型城市。由于经济落后、频繁的自然灾害以及近些年发生的武装冲突，这里的遗产保护较为滞后，缺少必要的基础数据，不仅无法满足申遗的要求，后期维护和修复也难以开展。因此，相关保护规划与申遗工作必须从基础数据资料收集整理开始。
我们从最基础也最繁琐的数据资料收集着手，利用多型无人机拍摄影像、激光雷达扫描等方法首先编绘了古城核心区约8平方公里范围的地形图，之后又扩展了40余平方公里，基本满足申遗和规划需求。我们团队同时也对宫城遗址及200余座寺院佛塔进行测绘，并发放3000份入户问卷表格，与当地学者一同开展入户调查，掌握了许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和基础数据，最终建立了一系列城市与古建筑三维数字模型，初步形成了古城遗产数据库。
张依萌：对于一些规模较大的文化遗产，想要全面对其进行测绘，一定会使用到现代的科技。以我亲身参与过的长城保护研究为例，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数据，经过我们团队近7年的测绘和计算之后，我们最终确定中国长城的精确长度为21196.18千米，相当于赤道长度的一半。为了计算出这样一个确切长度，我们集合了全国近2000名专业人员，深入全国十几个省400多个县进行实地调查，利用GPS、电子全站仪等多种测绘仪器进行精确测绘，最终整理出十几万份、近5Tb的原始材料。
此外，我们还设计和建设完成“长城资源调查数据采集系统”和“长城资源保护管理信息系统”， 野外调查现场采集和录入同步完成。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我们可以快速了解，在长城所分布的15个省区市中，它的保护管理薄弱环节在哪里，从而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优化配置。
动态监测，数字化成遗产保护“强助攻”
《科技周刊》：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资源库，下一步就涉及遗产安全监测和有效利用。在这一环节，技术是否再次发挥重要作用？
张依萌：我们现在全国文物博物馆行业从业人数约为16万，而全国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总数超过了76万处，由此可以看出，光靠目前人力来监测巡查是很困难的。继续以刚刚长城保护为例，一方面我们呼吁能够有更多的人力加入到长城保护的队伍中来，另一方面，我们开发了“长城检测巡检系统”——“长城漫步”App。基层长城保护员可以在他们各自负责的长城沿线巡查，并将采集的照片上传至App中，同时我们还会定期对长城进行技术手段上的监测工作。通过监测数据，研究人员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到遗产本身的变化情况，借助长期大量的数据积累，我们可以分析出下一阶段的保护重点。
董卫：除此之外，“预防性保护”也是现在比较提倡的一种遗产保护策略。和过去的“抢救性保护”不同，“预防性保护”需要采取多种数字技术对遗产实施实时动态监测，使管理人员更快感知遗产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因素，第一时间排除隐患。
《科技周刊》：对于文化遗产保护而言，数字化遗产保护方式意味着什么？
董卫：“数字化”是遗产保护的一种新技术新方法。如果应用得当，它可以使我们比以往更方便、更准确地了解遗产建筑的内部结构、稳定性及其他物理性能，也可以通过三维数字化模型对相关风险数据进行动态分析。
但遗产保护更是一种针对社会文化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并非单纯的技术性问题。对于遗产保护来说，新的科技手段可以提高维修和研究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保护质量。现在很多建筑遗产不仅仅承载着古老的历史，同时也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想要更好地形成社会化的文化遗产保护态势，我们可以借助数字化方法建立虚拟遗产博物馆、三维展示系统等，从而更好地普及历史文化知识和遗产保护观念。这对传承历史文化、建立社会化的遗产保护机制、使遗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张依萌：技术是遗产保护提升效率的一个手段，而非目的。例如我们在判断一些内含有机质结构的遗产的具体年代时，可以辅助使用碳14同位素测年法，根据碳14在样品内的衰变程度，从而推算出其大概年份。再比如我们探测地面遗迹消失、埋藏于地下的古长城遗迹时，会使用卫星遥感等技术观测地表情况，从而结合植被疏密、地势高低等因素分析遗迹分布状况。但这些方式只能视作为重要参考，而并非决定性因素。无论我们使用什么科技手段，实际上都是一种对于人工的辅助。
现在我们常常会对遗产进行建模，数字化记录，但针对那些结构复杂，或者内部结构不明的遗产来说，数字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保护问题。例如中国现存最高最古且唯一一座木构塔式建筑——位于山西省的应县木塔，这座塔建造于辽代，被誉为“世界三大奇塔”之一。长久以来，除了经历日晒雨淋外，应县木塔还遭受了多次强地震袭击，却依旧屹立千年不倒。它建筑结构的奥妙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至今也没能完全弄清楚。对于这样一个本身价值很高的文化遗产，我们不可能将其一部分一部分拆来分析，也难以制作隐蔽结构的数字化三维模型。可见，数字化手段主要的作用在于记录问题，而不善于解决问题。
延续记忆，科技让历史“活起来”
《科技周刊》：当今社会，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何在？
董卫：遗产保护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的意义在于，可以揭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脉，遗产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并促进我们思考要到哪里去。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现存的很多遗产从功能上来说已经不再适应新的使用需求。如南京贡院早已不再用于国家考试，但我们在保护修复和利用中可以另辟蹊径，利用3D数字建模、AR、VR、全息影像等新技术使它更好地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功能。
南京大报恩寺地段保护项目正是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碰撞融合的一个例子。通过新的空间组织，以及声、光、电等交互装置的使用，使这座在战火中陨落的古寺庙借助现代科技得以重生。
张依萌：一个文明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明，是因为它有着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历史遗留下的这些遗产，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一个集体标识。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博物馆都在建造数字博物馆？遗产在长久的岁月中也许会受损，但利用这种科技化、数字化的方式将其记录，那么我们的记忆就可以延续，这些国宝的故事能够流传，中华文明的精髓也将会不断传承。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谢诗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