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 李从伟
“收集革命烈士的资料，才能更好地教育后人，革命烈士才能被后人铭记。”69岁的解庆谦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退休后，他成为汶上县烈士陵园的看护员之一。17年间，他前前后后收集47位烈士的资料，撰写出30万字的烈士传记。
给烈士著书立说
为后人积累精神财富
5月18日，汶上县烈士陵园内，一条干净整洁的小道旁，一棵棵绿植修剪得整整齐齐，一块块烈士墓碑掩映在苍翠的松柏中。中等个头、穿着朴素的解庆谦在园内走走停停，不时弯腰捡起地上的落叶。当走到墓碑处时，他拿出抹布小心翼翼地擦拭，一举一动间充满着敬畏。这样的情景，解庆谦已坚持了17年。
“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的美好生活。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应该守护好他们。”说起这里的初衷，解庆谦说，自己1973年入伍，在部队服役了14年，曾是一名战地记者。
战争年代，很多烈士没有墓碑，只有一个坟头，时间长了，大家只知道这里安葬的是烈士，很少有人说得出他们的名字。“如今，这个陵园里还安葬着95名无名烈士。”解庆谦说。
“有的史料记载不详，多种版本内容不一，绝大多数的烈士只有几十个字的个人简介，没有详细资料，有的甚至连姓名、部队番号、牺牲地等都无从考证。”解庆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挖掘革命烈士生活、战斗中的故事，就是在抢救即将失传的革命史料，为革命烈士著书立说，为后人积累精神财富。在烈士陵园工作，接触烈士遗属的机会多了，了解烈士生前的英雄事迹方便了，加上30多年的文字功底，2007年解庆谦萌生为烈士写传记的想法。
不夸大也不颂扬
实事求是写英雄事迹
说干就干，解庆谦制作了《约稿通知》，利用烈士遗属扫墓的时机发放。“通过《约稿通知》，主要了解烈士生前的情况，比如烈士的家庭成员情况，学生时代做过哪些好人好事，在部队有哪些突出事迹等。”解庆谦说，通过这个形式，能大体确定采访的提纲，有利于下一步确定采访计划。“当时发出了350份，收回了80份。”
了解这些烈士的事迹，最大的困难是知情人少，其中了解战斗细节的人更少。解庆谦告诉记者，有的烈士牺牲八九十年了，最短的也有30多年，他们的绝大部分战友已经去世，有的还耳聋眼花、记忆力不好。
烈士马登臣是汶上县次丘镇前马口村人，寻访资料时，解庆谦先和该村党支部*取得联系，召集6名80岁以上熟悉马登臣的老人，与他们座谈。
“写烈士的事迹，必须实事求是，每一个细节都要精心核对史料，慎重措辞，不能夸大和颂扬。”解庆谦回忆说，在考证“追捕马登臣”的细节时，关于“马登臣被谁救了”的问题，很多人回答不上来。有位老人说是当时的农会会长胡培吉，但不肯定，胡培吉已去世，又有人说胡培吉的女儿知道。如果不了解清楚，故事就不完整。解庆谦找到胡培吉的女儿，经过认真回忆，才弄清楚是乡里安排胡培吉救了马登臣。就这样，一个个问号被解答。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丰满了人物形象，解庆谦挖掘出了马登臣鲜为人知的战斗故事和细节。
多写一个是一个
直到写不动那天为止
解庆谦有低血糖，过了饭点就出汗、心慌，但外出寻访往往不能按时吃饭，解庆谦就随身带着糖块、点心，以防万一。
就这样，17年来，解庆谦跑遍了汶上十多个乡镇30多个村，白天外出，晚上熬夜写作，灵感来了，有时整夜不休息。解庆谦说，平时在床头就放个小本子，一旦有了灵感就立刻记下来，“如果不写下来，第二天就想不起来了。”
在创作过程中，解庆谦一次次地被感动着。在整理郭玉璠烈士事迹时，他女儿回忆，当年母亲带着她和弟弟去石家庄探亲，那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吃到大米、白面，但她不知道，那是她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探亲回家70多天后，收到父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消息。“我在整理这段故事的时候，以他女儿的第一人称写的，当写到‘再叫一声爸爸’这段的时候，我一边写、一边流泪。”
17年间，解庆谦翻阅参考《汶上县志》等40多种资料，挖掘47位烈士的英雄事迹，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最终完成30万字的烈士传记《碧血铸华章》。
如今，解庆谦的案头还有30位烈士采访的草稿等着去完成。“我想用自己有限的时间，把烈士们的事迹记录下来，能多写一个是一个，一直写下去，直到写不动的那天为止。”解庆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