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与“右”，是中国人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历史问题和日常表述中经常会碰到的语汇。但细细观察之下，你会发现在很多场合的不同表述中，关于左和右的含义理解和价值判断，常常有令人“迷惑”甚至觉得“矛盾”的地方。
比如，鲁迅、丁玲等是“左”翼作家，是革命的、进步的，因此，“左”好像很好的样子。
但是，王明是“左”倾冒进主义，是脱离实际的、有破坏性的，因此，“左”又好像不怎么好的样子。
同时，邓公说，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因此，好像“左”和“右”都不怎么好的样子。
还有，“会议三点‘左右’开始”，表示可能三点稍前一点，也可能三点稍后一点，因此，好像“左”是比标准值差一点的样子。
其实，这些使用和理解，本质上都没错。之所以会出现让我们觉得迷惑和矛盾的地方，主要在于“左”和“右”的使用具有不同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下针对性地具有不同的意义规定。
第一个语境：在政治倾向的层面，“左”和“右”的分野，是在共同承认追求社会正义的前提下，“左”更倾向于通过公平来实现，“右”更倾向于通过自由来实现。
这个语境和使用维度，其实是“左”和“右”进入政治话语的源头性语境，也是“左”与“右”在西方的原始含义。后面的几个语境和含义，是“左”“右”含义进入中国后的流变性使用。
法国革命时期，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口号盛行。在1789年的制宪会议中，坐在会场右边的保皇派，倾向于“自由”这一价值，不赞成革命；坐在会场左边的激进派，倾向于“公平”这一价值，要求建立共和政体。
在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法哲学思想继续发展之下，“左”和“右”逐渐成为在实现“社会正义”这一共同目标下的不同路径选择。即，左派希望通过达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来实现“社会正义”，右派希望通过达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来实现“社会正义”。
在这个语境下，稍微偏向公平这一价值的，为偏左；极端偏向公平这一价值的，为极左。稍微偏向于自由这一价值的，为偏右；极端偏向于自由这一价值的，为极右。
这样看来，政治思想和法哲学理念上的“左”和“右”，本身确实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也没有正确错误之别。
第二个语境：在时代立场的层面，“左”用于描述在当时革命、进步的一方，“右”用于描述守旧、落后的一方。
这个语境下的“左”和“右”比较好理解，它只涉及行为者的历史立场和历史评价的定性性结论——在当时是革命的、进取的、符合人民需要的，就是左翼的，进步的；在当时是顽固的、反动的、阻碍人民利益的，就是右翼的，落后的。
因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相对较为稳定，所以在这个语境和判断维度下，只需按人物或团体在当时那一历史阶段中的进步性与落后性来判断和描述就可以了。
因此，我们就有了鲁迅、丁玲是左翼作家，国民党反动派是右翼分子的说法。
第三个语境：在行为风格的层面，“左”用于描述在不具备现实条件的情况下投机冒进的行为风格，“右”用于描述逃避现实需要而采取怯懦妥协的应对方式的行为风格。
这个语境下的“左”和“右”也比较好理解，它也只涉及行为者在行为风格上的历史定性——该做不做，该搏一搏而没有搏一搏，显得非常怯懦、保守以至于耽误了良好的历史进取窗口期的，就是右；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前提下而孤注一掷、带有赌博性、投机性的冒进思维和相应行动以至于祸害了战略蛰伏期的资源环境的，就是左。
因此，我们就有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冒进主义错误。
第四个语境：在尺度衡量的层面，“左”用于描述比标准值略差、略少一点的情形，“右”用于描述比标准值略超、略多一点的情形。
这个语境下的“左”和“右”，就基本上回归到它们在汉语上的原初价值了。因为在古代，左和右都曾经有过方位上的尊卑之别。由于左也曾经尊过，右也曾经尊过，所以干脆就把它们当做方位、程度上的形容、修饰和描述。
但在约定俗成的认知中，一般“差一点”、“少一点”视为左，“过一点”、“多一点”视为右。其中的原因，大家看看钟表的表盘就能理解。
因此，我们就有了“三点左右”、“200块左右”、“500人左右”等这样的描述。
好了，现将四个语境和不同语境下的含义规定汇总如上。
期望本文对您理解、掌握和正确使用“左”、“右”这个常用语汇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