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云生
《民法典》第490条和第493条有个规定，在合同上按指印，和签字、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这是一个新规定，也是一大立法亮点。既是对司法实践证据认定规则的立法认可，更是对古老民间习惯的立法认同。
按照《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也就是说，书面合同只需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即告成立。但针对民间古老的习惯法传统和迫切的现实需求，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规定，订立合同，应当签字或盖章，如果用摁手印的方式替代签字、盖章，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
为什么要认可在合同上按手印的法律效力？因为古代百姓文化水平不高甚至不会签字，也没有什么私章，手印就是最好的身份证明。
这是按手印流行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在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中，很多事情要郑重其事，除了签字、盖章，很多场合都要求当事人按上手印。比如今天的房地产交易中，在自己名字、交易金额、违约金约定等核心条款中，都要求当事人按手印；至于男女双方自我约定的婚姻条款，家庭的分家析产合同，更需要当事人签字、按手印。
这样看起来很琐屑，过于谨慎，但却避免了可能的风险和成本。房价暴涨期间，老公以自己名义卖掉房子，不到半年，房价蹭蹭上涨，老公老婆一嘀咕，于是，当妻子的出面了，状告丈夫无权处分，自己没同意，丈夫就单方面处分了夫妻共有的财产。为什么会有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名？对不起，是老公盗用身份证，代签姓名，不算数，不能产生法律效力。
房改以来，特别是房屋私有化、市场化以来，这样的官司越来越多。如此一来，无论是真的不知情，抑或是纯粹的道德投机，对买受人、对法院，甚至对房地产中介，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或负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爆雷。拖死购房人，累死法官，还牵连上中介人。
所以，无论是买受人，抑或是房地产中介，都开始回归习惯法传统，签押署名盖章后，还得在核心条款、自己姓名下面按上手印。
合同上按手印有什么用？从宏观层面考察，按手印的法律功能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功能，确证身份，以防假冒。激光扫描时代，签字、印章、指模造假都太容易。但在古代，签字、印章造假较容易，但指模造假难度就太大。所以，根据宋代法律和司法解释，合同都有法定的格式和要求，一旦出现假冒隐蔽欺瞒等情节，所有人都得承担法律责任，而指印就是最重要的身份依据。所以，即便没文化，可以不签字，但必须打模。
宋代经济发达，各类造假事件层出不穷，出现了大量的白日鬼、钻铁虫、飞天蜈蚣，让当事人防不胜防，地方官也无可奈何。《宋史·元绛传》中记载了一个案例，一个寡妇属于中产阶级，家里广有良田，一个姓龙的无赖子弟就诱骗寡妇的儿子赌博还放水债，要求用他家的良田抵押。一夜下来，寡妇家的良田十去七八。寡妇气急了，报官求告。哪知道，无赖子弟不仅拿出了他儿子按手印的合同，合同上居然也有寡妇的签字，还有寡妇的手印！所以，从县里打到府里州里，手印是真的，寡妇只能一直输。后来元绛来了，寡妇又敲响了登闻鼓，击鼓喊冤。元绛拿着这合同，左看右看，终于发现了问题；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合同是先打了指模，再写的文字。换句话说，是无赖子弟把寡妇以前签署合同的手印切下来，粘附在伪造的合同上。喊来无赖子弟一问：为什么先打模，后写合同？无赖子弟当场认罪伏法。
第二个功能，手印代表了人身信用，可以有效防范无权处分。古人订立重要合同，卖房卖地，包括法律允许的特定的买卖，买受人都会依照习惯要求出卖人一方的成年家属全部打指模，防范其未来以共有权人或近亲属不知情、不同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比如南宋绍兴十年朝廷就通过法令、敕令形式，要求合同必须亲自签押或打模，否则合同无效。也就是说，代书合同没问题，但签押打模必须是本人行为，不得代理，以防各种情弊。
第三个功能，作为诉讼证据，以防欺诈。指模作为生物识别信息，很难隐匿、涂抹。根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从唐代开始，江浙一带经济发达，人心求富，于是出现了一些防不胜防的合同诈骗手段。有些代书人的招文袋里藏着一件宝贝：乌贼的墨汁。写出来的合同，白纸黑字，油光闪亮，表面上看没问题，但过上几年，纸还在，字没了。这时候，手印就成为唯一的有效证据——没有合同关系，你在空白纸上按手印肯定不是行为艺术，那又是什么意思？这不仅有利于辨别合同真伪，还有利于分配举证责任，最大程度减轻合同风险。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