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已经变了，而香港仍然沉醉在过去的骄傲里。
港交所位于香港中环高楼的50层，正对维多利亚海港。办公室的落地窗外，可以俯瞰整个香港高楼林立的海岸线。这些鳞次栉比的高楼，集中象征着香港权力和金钱中心。
香港中环沿海，在过去170余年的时光中大部分地段均由外资占据。1841年香港开埠，英国人率先在中环建立其军事基地。作为港英政府象征的港督府、最高法院大楼皆坐落在此。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香港金融业开始蓬勃发展。其后30年，中环进一步成为外资银行及投行的天下。汇丰、花旗、美林证券、美国银行等全球金融机构大楼林立。
巨大的变化在近十余年开启。中资公司逐渐蚕食了欧美公司的地盘，占据中环海岸线半壁江山。
香港老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大楼被建设银行买下，并推倒重建。这家大型中资银行同时接替了美国银行手中的零售业务。工商银行则从美国银行手中买下了大楼的拥有权，与花旗银行毗邻而立。再往沿海边上走，农业银行也买了一栋大楼。如今的中环海岸线，一大部分属于中资。
国际律所Loeb & Loeb合伙人朱文红亲历了这一过程，她曾参与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的IPO。她的办公室正对中环，在十年间看着香港海岸线一步步“中进外退”。
“不光是中环这一块，再往东边走，铜锣湾、湾仔也都立着内地企业华润、中粮的大楼。港岛更贵一些，内地企业在港岛发展更明显。”她告诉《财经》记者，“从2008年开始，内地公司陆续占了香港好的海景楼，在香港投资、文化各方面的影响都在增加。”
过去 20 年，香港一直拥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港交所数据显示，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市值在过去20年增长了790％。
可惜的是，香港资本市场制度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跟上全球经济高速变化的格局。数字经济如今在全球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7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2.9万亿美元（约合89万亿元人民币），中国数字经济高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高达32.28％。
香港上市公司则高度集中在金融及地产行业，新经济公司比重少得可怜。彭博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17年，在港上市的新经济行业公司仅占香港证券市场总市值的3％，软件业不算腾讯则只占1％。
尽管不受重视，中国内地科技公司的实力仍震动了香港资本市场。单是腾讯一家科技公司，就占据了港股市场总市值的近12％。据Wind数据，截至2017年11月17日腾讯市值为3.8万亿港元，在港股市场排名第一，是第二名建设银行的2.3倍。
然而，香港资本市场传统机制的惯性巨大，李小加和香港都需要等待一个时机。只是这个时机，一等就是数年。
付出一定代价对香港短期内可能是坏事，对港交所却是好事
2018年12月，港交所重新摘下全球交易所IPO排行榜第一名桂冠。其全年IPO募资额高达2778.5亿港元，创下2010年以来新高。
这得益于港交所掀起的“上市新规”改革风暴。2018年4月30日，香港《上市新规》生效，允许同股不同权公司在港上市。
面向新经济公司的上市大门一经打开，便创造出惊人的价值。2018年全年共有28家新经济公司及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其中小米和美团分列香港IPO募资额年度排名的第二和第三名。至此，香港市场拥有了中国内地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前五的其中三家公司——腾讯、小米和美团（据2018年9月数据）。
这场改革被认为是香港资本市场“25年来力度最大”，但阻力同样巨大。2013年阿里巴巴申请香港上市，李小加倾向于允许有特殊投票权架构的新经济公司来港上市，然而当时香港社会的大部分声音均站在对立面。
甚至到2015年，港交所展开多重股权结构第二阶段咨询时，反对浪潮仍然汹涌。除了证监会，香港不少业界均对允许“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表示反对，包括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国际大型基金贝莱德、富达、安本亚洲等。
事实上这无关对错，更多是一个社会的规则惯性。而香港却因为规则和惯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香港实行的“同股同权”原则可追溯至30年前。1987年3月，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公布计划发行A/B股，B股和A股有相同投票权，但面值和股息权利只有几分之一。消息公布后市场担心公司通过发行B股以小控大，香港股市一度大跌。同年4月香港联交所和香港证监当局发表声明，不再容许B股上市。
1989年香港正式废除A/B股制度，自此实行“同股同权”。在香港的资本理念里，这一原则可以保护*民主，更有利于保障中小*的利益。
“同股不同权香港社会和业界一开始是反对的。香港市场的监管以开放披露为本，投资者自己决定自己承担，监管者只要确保信息公布正确无误。同股不同权有违背公平原则。”香港浸会大学经济学者麦萃才告诉《财经》记者。
由于始终坚持“同股同权”的上市规则，香港错失一大批有高估值的中国科技公司。港交所数据显示，116 家在美国作第一上市的中国内地公司中，有28％采用同股不同权架构。其合计市值高达 5610亿美元，占所有美国上市中国内地公司市值的84％，相当于香港市场总市值的15％。
付出一定代价对香港短期内可能是坏事，对港交所却是好事。毕竟凝聚共识最快的方法并非辩论，而是损失。
市场用损失教育了香港。“阿里去了美国，新加坡、日本都说要做同股不同权，如果我们再不做就会失去竞争力。看到这些，市场声音逐渐改变，最后大势所趋。”香港立法会议员张华峰告诉《财经》记者。
经过五年的艰难推动，2018年4月30日香港上市新规正式生效，“同股不同权”的上市限制自此成为历史。“这次改革是香港市场近25年来最重大的一次上市机制改革，也是最具争议的一次改革。”李小加直言。
“中国内地”和“新经济”是这场改革的中心议题。港交所将上市新规改革的目的，直指为“吸引内地大型新经济企业来港上市”。这是继1993年H股开放后，香港和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又一里程碑事件。
一个插曲还发生在其间。2016年6月，香港证监会与港交所联合发表咨询文件，建议成立两个新的委员会：上市政策委员会和上市监管委员会。新成立的两个委员会一半票数在香港证监会手中，同时决定性一票属于香港证监会委任的上市委员会会长。消息一出，业界哗然，掀起了一场长达一年多的上市监管之争。
香港上市审核长期实行港交所和证监会“双重存档制”。港交所要求公司上市申请递交给港交所，抄送给香港证监会，港交所并针对香港证监会的提问要求公司作出回答。在这一制度下，上市最终的审批权在港交所手中，并通过旗下的上市委员会进行审批。
香港证监会CEO欧达礼本名Ashley Alder，是一名金发碧眼的英裔。他的中文名富有儒家气息，在香港生活超过20年。2011年任职香港证监会CEO前，欧达礼是英国史密夫律师事务所(Herbert Smith)驻香港亚洲公司事务部门负责人，主管亚洲区业务。
尽管熟悉香港本土，欧达礼身上仍有着明显的英式理念，极为注重规则。他执掌证监会时以风格强硬著称。其中的典型措施即包括否决“同股不同权”架构，以及提议上市监管架构改革。这两项措施都与李小加带领下的港交所产生了分歧。
欧达礼和李小加的碰撞，有着强烈的香港特色。这个被英国统治了156年的中国海港，两种理念在其中相互碰撞。一方面是英式传统留下的规则与公平，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内地带来的效率与创新。
上市监管架构改革的结果，将决定香港资本市场被何种规则主导——是效率第一，还是公平第一？
一年之后，香港上市监管之争以双方各退一步画上句号。2017年9月，香港证监会发布《证监会及联交所发表有关上市监管的联合咨询总结》文件，原本计划设立“上市监管委员会”“上市政策委员会”被一个独立于港交所与香港证监会之外的“上市政策小组”取代。
“李小加到了港交所之后，对香港资本市场改变很大。”香港某知名银行系投行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郑磊告诉《财经》记者，“香港有一种职业经理人文化，非常中规中矩，只要做好手中的那块事情，容易没有自己的想法。内地背景的人是进取的风格，想做事的，他会想各种办法去做。有改革，有变化，有新的面貌。”
要改革，势必暂时牺牲部分群体的利益
“李小加扑街！李小加扑街！”
300多名香港中小经纪将港交所团团围住。他们高举纸牌，大声呼喊抗议口号，抗议矛头直指李小加。
矛盾源自港交所旨在促进香港与中国内地股市“互联互通”的改革。为了配合中国内地开市时间，港交所分两阶段延长香港股市交易时间。2011年3月，经纪人午餐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1.5小时。2012年3月，午餐时间再度压缩至只剩1小时。
香港中小经纪的愤怒不只因为来不及吃午饭。互联互通机制开启，外部竞争者进入，香港本土经纪将遭遇更大威胁。
抗议游行中，有人愤怒地摔碎了一只瓷饭碗，暗示港交所改革“打破了他们的饭碗”。
李小加的反应出乎不少人意料。他和几名港交所高管出面，亲自接受了游行人群的抗议信。
十年前开启港交所改革，李小加预料到自己将面对巨大阻力。“交易所改革，就是一群狼在大雪山里面跑。有狼在前边要开路，最强的狼是要留在最后边殿后的。”李小加对《财经》记者说。
香港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时间节点。经济过分依赖金融和房地产，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板结化，如今成为这个城市的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