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秋高气爽、漫山红叶的北京迎来了一架备受瞩目的日航专机。在首都机场，*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历史性的握手，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即将实现邦交正常化。
许多人熟知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却不知中日之间打破僵局，曾有一段优雅的“芭蕾外交”。一位不懂芭蕾的团长，一支平均年龄25岁的芭蕾舞队，促成了田中访华的“有终之美”，奏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序曲。
如今，50年过去了，中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曲折前行。回到亲历者讲述的“芭蕾外交”现场，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日友好来之不易、值得珍惜，正如郭沫若在《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一词中所期许的那样，“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中国上海舞剧团在日本受到了热烈欢迎。
这个艺术团赶上了好运气
1972年5月，一个衣着朴素的老者，匆匆赶到了北京前门饭店。饭店里，上海舞剧团的团员们正在集训，他们刚从朝鲜访问归来，下一站将赴日本演出。即将带领全团访日的新任团长，就是这个从山东“五七干校”远道而来的老者——孙平化。
他一见到舞剧团团员，就谦虚而低调地说：“演出的事我一点也不懂，还请在座的艺术家们多多帮忙，我就管演出以外的事吧。”初次见面，舞剧团演员队队长朱国良对孙平化的印象是“其貌不扬，穿着普通的中山装。”但是，一到日本，朱国良立刻被孙平化的风采倾倒了，“日语非常流利，风度翩翩，气概不凡。”
是的，孙平化不懂芭蕾演出，但对日本十分熟悉。他从1952年开始从事对日工作，与肖向前、王晓云、赵安博一起并称为廖承志麾下的“四大金刚”。
7月4日，孙平化率领208人组成的访问团从北京乘火车出发。中日尚未建交，访问团必须经广州，转深圳，过罗湖关，绕道香港，前往日本。此时，团员们根本没想到，他们此行将在中日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连孙平化也以为这只是一次“通常的文化交流”，他的任务只是保证200多人顺利完成演出任务，平安回国。
第二天，访问团的火车继续南下时，一水之隔的日本举行了自民党总裁选举。时任北京日报社驻日记者的王泰平一大早就到了东京的选举现场。王泰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自1969年开始任驻日记者，中日恢复邦交后，他作为外交官曾任驻日使馆政务参赞、驻大阪总领事（大使衔）等，对中日关系颇有研究。
他告诉记者，第一轮投票，票数比较分散，第二轮，票数领先的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两人竞选，最终田中角荣当选为自民党总裁。这就意味着，田中角荣将是日本下一任首相。“当时正担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就坐在台上，结果出来，我一看他那脸色，特别可怕。”
佐藤为何不愿田中当选？这要说到当时的国际形势。佐藤内阁一直推行亲美反华方针，然而，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基辛格秘密访华，尤其是1972年初尼克松总统访华，日本国内的气氛变了，早日恢复日中邦交成了舆论潮流，这让佐藤内阁倍感压力。而田中还未当选时，就已经把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写入了竞选纲领。因此，在这场福田赳夫与田中角荣竞选的“福角之争”中，佐藤坚定地站在福田一边。
中国同样关注“福角之争”。田中角荣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对中国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果然，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田中首相在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就对记者公开表示：“将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下，大力推进和平外交。”
同一天，孙平化一行在广州听到了田中上台的消息。7月10日，舞剧团自香港抵达东京时，正是田中内阁诞生后的第三天。多年后，孙平化在《我的履历书》中回忆这次颇具戏剧性的访问时写道：“我在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离开北京，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台好戏开场的锣鼓声中，时隔五年来到日本，赶上了中日关系中的重大转折。周总理后来曾说，这个艺术团赶上了好运气。”
访问团的确赶上了好运气，团员们一下飞机，就感受到日本民间友好人士的热情。扮演喜儿的芭蕾舞演员茅惠芳向记者回忆了当年的情景：“当我们乘坐的飞机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时，看到日本各界朋友冒着淅淅沥沥的细雨到机场欢迎。他们挥动旗帜，高呼口号，还唱起了《白毛女》中的插曲《北风吹》，和我们握手又拥抱，问候再问候……”
访问团抵达日本羽田机场时受到了热烈欢迎，照片中间为饰演喜儿的茅惠芳（左）和饰演白毛女的石钟琴（右）。 朱国良供图
访问团成行后，那一边，*总理同时在督促各部门紧跟形势。田中上台的消息传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总理就召集外交部及有关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首相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据王泰平介绍，会上，周总理还批评了新华社电讯稿“写得太简单，既不写新内阁是怎样产生的，也没摘他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言论”，他认为，“形势变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不变。”
7月9日晚，*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主义共和国代表团的宴会上，回应了日方抛出的橄榄枝，他在致辞时说：“7日成立的田中内阁宣布要在外交方面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在欢迎第三方国家的宴会上特意提到此事，可见周总理对中日关系的关心。正如时任外交部长姬鹏飞所说的那样，“这是值得欢迎的”7个字，字字千钧，一下子使中日关系明朗化。
姬鹏飞还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为使工作万无一失，总理指定他、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总理白天接见外宾，“夜晚将我们找到西花厅或钓鱼台开会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或带我们一起到中南海*住处开会，向主席汇报。在主席那里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回来总理又同我们一起研究、安排，事无巨细，总理都一一过问，一一想到。”
孙平化要万丈高楼平地起
*和周总理关于日本工作的指示，也传给了身在日本的孙平化和肖向前。肖向前刚刚履新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这个联络处成立于1964年，孙平化曾任第一任首席代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这里每天门庭若市，用孙平化的话说，“除了不能发签证、不能使用密码电报，我们的工作几乎与大使馆没有什么不同。”
这一次，舞剧团访日恰逢日本政局新变化，大好时机面前，促进田中访华的重任落在了孙平化和肖向前肩上。不过，由于情况特殊，两人并没有直接听到周总理的指示，向他们传达精神的是当时的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陈抗，他正好在舞剧团之后，随我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
几十年后，孙平化还记得周总理的指示是这样讲的：“我讲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我们要紧跟。（对方）能来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这回不能再叫‘旋风’了，要落地。孙平化嘛，就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肖向前是继续向前的意思，这两个人就是要把这件事落实才行。”末了，陈抗还开玩笑说，完不成这个任务，“你无颜见江东父老”。亲历此事的舞剧团翻译江培柱回忆过一个细节，为了保密，陈抗用“土沙盘”连写带说，向孙平化和肖向前作了详细传达。所谓“土沙盘”，就是小孩子用的简易文具复写板，写过后一拉，字就消失了，这样既能防窃听，又能防拍照。
如此谨慎是有原因的，在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中，右翼势力也无处不在。朱国良清楚地记得，在舞剧团入住的新大谷饭店和演出剧场周围，时不时就能看到右翼分子的宣传车，“有的举着标语牌，有的拿着高音喇叭哇啦乱叫，就这么猖狂，有时还会在我们的车队旁扔石块和杂物。”作为演员队队长，26岁的朱国良除了参与表演，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严格执行纪律，保证大家安全。他告诉记者，团员们分成四人一组，每组两男两女，吃饭、出门坐车都不能分开。当然，日本方面也做了防卫工作，新大谷饭店11层和12层由舞剧团包住，便衣警察就守在电梯两头，不允许闲杂人员进入。出门时，也有警车前后护卫，定点布哨站岗。
特殊的年代，年轻的团员，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资本主义国家。刚住进酒店房间，随团记者潘永明发现，电视机上已经在播出代表团到机场的新闻了。那时，中国的电视机尚未普及，还是黑白电视，第一次在日本看到彩色屏幕上播放一个小时前的新闻，作为同行的潘永明吃了一惊。
在这样夹杂着新鲜感的紧张气氛中，7月14日开始，舞剧团顶着盛夏的烈日，在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5个城市，巡回演出了19场，观众达4万多人次。演出剧目包括芭蕾舞《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钢琴协奏曲《黄河》等，场场爆满，反响热烈。舞剧团还深入工厂、农村，为他们演出了多场文艺节目。
此外，为了体现中日友好，舞剧团在北京集训期间，特意请东方歌舞团的老师帮忙排练了两个日本民间舞蹈——《拉网小调》和《小花笠》。朱国良参与了《拉网小调》的表演，这是一个表现渔民劳作的舞蹈。时至今日，他还忘不了演出现场日本观众的热情，“只要音乐响起来，现场一下就热闹了，大家全都起来鼓掌、唱歌，像过年一样其乐融融……”
访问团特意排练了日本民间舞蹈《拉网小调》，表演时台下气氛热烈。图中左二下蹲者为朱国良。朱国良供图
芭蕾舞《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反响更热烈。潘永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剧目受到日本各界不同寻常的欢迎，报纸都以醒目位置连续报道演出的盛况，还配上整版彩色照片，日本NHK把《白毛女》全剧录了像。一位远道而来的农民看了《白毛女》演出后，专程送给舞剧团整箱整箱水蜜桃表示感谢和慰问。扮演黄世仁的演员王国俊也有类似的回忆：“在我们的巡回演出中，许多当年的侵华老兵，纷纷站出来反省历史，还让自己的子女加入到接待我们的队伍中来，为我们的演出工作奔前忙后，尽心出力……用日本媒体的话来形容，‘中国上海舞剧团在日本刮起了强劲的芭蕾旋风’，‘北风吹，吹散了笼罩在日中关系头上的乌云……’”
就这样，原本预定33天的访问，在主办单位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新闻社的热情要求下，又延长了3天。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在日本演《白毛女》这样一个革命现实主义的剧目？日本观众真的能看明白吗？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白毛女》就在中日民间交流中谱写了一段佳话。
松山虽异域，万里更同心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声援中国抗击疫情的视频，传遍了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视频中，演员们以中日双语为抗疫加油鼓劲，并用中文高唱中国国歌。“松山虽异域，万里更同心”，鲜为人知的是，松山芭蕾舞团不仅与中国情谊深厚，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将中国电影《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作品的艺术团体。松山芭蕾舞团和它的代表作芭蕾舞剧《白毛女》，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成了连接中日友好关系的一条纽带。
松山芭蕾舞团由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夫妇共同创建于1948年。清水正夫毕业于东京大学建筑专业，家庭门第高贵，松山树子则是小有名气的芭蕾舞演员。因为芭蕾，门不当户不对的两人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并创建了松山芭蕾舞团。就在他们渴望创作出一部优秀的芭蕾舞作品时，中国电影《白毛女》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原来，1952年，3名日本国会议员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时，绕道访问了中国。其中一位名叫帆足计的议员，看到电影《白毛女》后深受感动，回日本时向*总理要了电影拷贝。帆足计把带回来的影片交给了日中友好协会，就这样，这部来自中国的电影开始在日本的礼堂、小棚子悄悄上映。
在东京商业区的一个小会场，清水正夫第一次看到了电影《白毛女》。他在《松山芭蕾舞白毛女——日中友好之桥》一书中描写当时的情景：“我由于深受感动，所以自始至终都流着泪。”在他的推荐下，松山树子也追着到各个会场去看了《白毛女》。清水正夫写道：“打动我们的心弦并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受压迫的农民们如何去求得自己国家的解放这一主题。”同为女性，松山树子和喜儿更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对正在寻找芭蕾舞素材的夫妇不约而同地感叹：“啊！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吗？”
他们决定把这个故事改编成芭蕾舞，然而，着手创作时，却发现在日本找不到任何有关《白毛女》的资料。无奈之下，清水正夫打听到了中国戏剧家协会这样一个单位，他尝试着寄去了一封信。没想到，1953年末，果真有了回音，当时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寄来了《白毛女》的资料及歌剧《白毛女》的舞台剧照集。
一年多后的1955年2月12日，芭蕾舞剧《白毛女》终于在日本首次揭开了大幕，女主人公就由松山树子扮演。同一年，松山树子第一次访问了中国，当时，周总理非常高兴地欢迎她说：“白毛女回娘家来了。”周总理还特地邀请我国在歌剧中扮演白毛女的王昆和在电影中扮演白毛女的田华，一同会见松山树子。中日两国三位“白毛女”齐聚一堂，并由周总理介绍给满堂宾客，成了松山树子难以忘却的美好记忆。
1958年，松山树子和清水正夫携松山芭蕾舞团首次访华公演。日本版《白毛女》第一次踏上中国大地，大受欢迎，通宵排队买票的人连成了一片。在演出地点天桥剧场，就连彩排都座无虚席，观众、新闻记者、文艺工作者坐得满满的。和今天不同，在1958年的日本，仅靠跳芭蕾舞还不足以维持生活。
因此，松山芭蕾舞团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甚至可以说非常贫困，中国的热情款待让他们感动且心生敬意。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1972年，当中国上海舞剧团访日时，清水正夫感到，“这次该轮到我们接待中国朋友们了。”他动员全体团员，为中国朋友提供种种帮助，本人更是全程陪同舞剧团辗转各地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