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爱情故事》中，石小猛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
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下，大城市在马太效应下集聚了各种各样的优势资源，文化的、教育的、医疗的，而拥有大城市的房子常常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前提。所以，《蜗居》里的郭海萍哪怕再艰难也要留在大城市江州，也把女儿带到江州，因为老家不像江州那样有“伊势丹、博物馆、明珠塔”，也缺乏“逼着你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现代气质。郭海萍说：“真的, 其实如果没有孩子, 我住哪儿都无所谓……可是我总觉得我能苦, 我不能让孩子苦。”
是的，房子还是为了孩子。对于在大城市有房有户口的人来说，房子所附着的学区才是他们的关注点。近年来以教育为背景的都市剧，大多涉及到学区房问题。譬如这三四年间播出的《小欢喜》《小舍得》《陪你一起长大》等电视剧中，中产家长们为了置换学区房劳心劳力，把一家老小搞得鸡飞狗跳。《心居》里冯晓琴一个劲撺掇丈夫借钱买房，也是考虑到儿子以后读书的学区问题。
《小欢喜》中，宋倩手握多套学区房
房子亦是不少家庭伦理剧的焦点问题——是否有足够多的房子，直接决定了小年轻婚后是否与父母或爷爷奶奶同住。假若同住，不免又牵涉到代际冲突与观念冲突，闹得鸡飞狗跳。在社会的转折期，老一辈与年轻世代的价值观常常是南辕北辙。老一辈依然是人情社会那一套，缺乏边界感，干涉子女的选择。年轻一代更多信仰契约社会的规则、权利与边界意识，二者针尖对麦芒。
在《裸婚时代》里，刘易阳无车无房, 家境良好的童佳倩因为爱情嫁给了他，婚后童佳倩只能跟刘易阳的爸爸和奶奶同住，抠搜惯了的刘家完全看不惯童佳倩的大手大脚，婆媳问题不少，也引发夫妻矛盾不断，最终细节打败了爱情。《安家》里，医学博士、医生宫蓓蓓也逃不过婆媳问题，她与公婆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出现分歧，心力交瘁，迫切需要跟公婆分开住……
《裸婚时代》中，婆婆要跟*的儿媳一起睡
当房子关系的不仅仅是居住，还关系着财产的增值、身份的认同、下一代的教育、家庭的和睦等问题时，房子牵一发而动全身，自然成了都市剧说不完的话题。
房子产生了“问题”：扭曲与异化
房子之所以成为“问题”，不全是因为它太重要，最关键的催化剂是：它难以企及。物以稀为贵，当有限的资源远远达不到人们对它的需求时，为了房子自然就会滋生出种种矛盾冲突。这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电视剧的戏剧看点。
与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差不多同期进行的，是大学生包分配制度改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学毕业生是包分配工作的，读了大学就有了铁饭碗。那个时代奋斗的价值非常具体：考上好大学，就拥有一个稳定的好工作，也基本就拥有一个顺遂的人生。虽然那个时代并不流行中产阶层的概念，但考上了大学基本就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役。
房地产市场改革之后，中国经济迎来了腾飞期，房价一飞冲天，房价的攀升速度远远高于工资上涨的速度。奋斗的意义似乎被“扭曲”了：奋斗有时似乎显得“无意义”了，再努力也赶不上房价攀升的速度，奋斗似乎无法给予年轻人一个稳定的预期了，很多年轻人通往中产阶层的梦由此破碎。
《蜗居》中，郭海萍、苏淳夫妇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毕业后选择留在大都市江州，可工作多年仍然买不起房子。他们上班出入豪华办公楼, 下班挤在一间租来的只有十平米的石库门房子，房子拥挤得无处下脚, 厨房和卫生间还要跟好几家人共用。为攒钱买房晚上顿顿吃白水煮挂面, 只有当周末妹妹郭海藻来时, 郭海萍才舍得改善一下伙食。可夫妻俩无论多么努力攒钱，“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郭海萍也一度纳闷：奋斗的意义在哪？
《蜗居》中，郭海萍抱怨房子涨得太离谱
2009年一本叫《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的社会调查，让“蚁族”这个称呼走红。书中说，“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蚁族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但收入不高，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有的则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郭海萍、石小猛刚大学毕业时，都称得上是蚁族。
如今蚁族这个概念似乎过时了，但像蚂蚁一样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不在少数。《安家》中，宫蓓蓓和丈夫都是博士，宫蓓蓓还是上海著名的妇产科医生，经常有讲座。可夫妻俩在上海打拼好几年，全家5口人只能住在60平米的房子，连一台笔记本电脑都放不下，*的时候宫蓓蓓在卫生间马桶上写论文，挺孕肚当桌子用。宫蓓蓓忍不住跟丈夫吐槽道，“俩博士毕业，两个人在这个地方辛辛苦苦七八年，连一套像样的两居室都买不起，可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