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中，宫蓓蓓蜗在厕所一角写论文
奋斗当然还是有意义的，勤勤恳恳的郭海萍、宫蓓蓓最后还是顺利买到房子。只是奋斗的过程，也变得前所未有的艰难。这两年“内卷”这个词很流行，这是一种无意义的竞争与内耗，付出了更多可能得到更少。实际上，内卷更可怕的后果是“自我的工具化/资本化”，就像新闻中某大厂员工猝死后，大厂在知乎上回复，“你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奋斗最终导向的竟然是以自我换钱、以命换钱。
由此，房子导向另一个后果：自我的异化。传统的奋斗似乎不够了，只能把自己珍贵的东西拿去“交换”。这是当代都市剧“房子叙事”里颇为常见的叙事模式：房子和爱情，选择哪一个？
在《蜗居》中，郭海藻也曾经天真灿漫，与男朋友小贝租着房子，过着幸福的小日子，一块钱的芦苇、两块八的生日蛋糕、一颗哈根达斯冰淇淋，就能够让她满足。可为了帮姐姐解决买房的首付款, 她开始与有妇之夫宋思明的交往，并越陷越深。当她发现用青春和肉体就能够轻易得到姐姐拼死拼活奋斗才有的房子时，她选择了捷径。她“爱上征服者”，房子终究规训了爱情。
《蜗居》中郭海藻与宋思明
在《北京爱情故事》里，杨紫曦、石小猛等人也曾面临同样的选择。杨紫曦选择了种种奢侈品和房子，放弃了深爱她的男友；石小猛固然仍深爱着女友沈冰，但在威逼利诱下，他也选择交出了爱情……
《北京爱情故事》杨紫曦一度选择房子，放弃爱情
在《心居》中，冯晓琴为了在上海留下来、为了上海户口，瞄准了窝囊的上海男人顾磊——主要看中的是他有上海户籍，家里有房。如果说剧中冯晓琴对顾磊还有爱情，那么冯晓琴的妹妹冯茜茜则成了“海藻翻版”，为了在城市里立足，她成了别人的“小三”。
自我异化的结果是，爱情、友情、亲情，人格、道德、节操，任何一切都可以拿出去交换。在《安家》里，经由中介房似锦的视角，为观众铺展出了的买房者、卖房者、租房者等的众生相。在江奶奶和宋爷爷这个单元故事里，江奶奶想将老洋房转手出卖为老伴儿宋老师治病，可老洋房的另外两个拥有者——江奶奶的两位外甥趁机对江奶奶进行“勒索”。包子铺夫妻严老夫妇，在上海开包子铺辛劳半生，将全部积蓄为儿子购置婚房，可新房压根就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人性的卑琐与自私一览无余。
房子的力量如此强大，仿佛没什么“购买”不了的，人们很难构建关于成功者的不同想象——一个没价值高昂的房子的人，算得上成功人士吗？房子的多寡、房价总额的高低，甚至成为人格的判定标准。就像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写道的：“在精英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他不可能有一份高声望、高薪酬的职位。故而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仅富有，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既然成功者理应成功，那么失败者就理应失败……正因为如此，一个人身份低微，其境遇固然令人同情，但一切也是咎由自取。”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当代都市剧里不约而同的“嫌贫爱富”，有房阶层总能得到偏爱。《蜗居》里的宋思明赢得许多“同情”；《北京爱情故事》里，北京富二代土著程峰犯错无数，但他浪子回头金不换，外省青年石小猛一失足就人人唾弃，永世不得超生；而从《欢乐颂》、《三十而已》到《心居》，从安迪、顾佳到顾清俞，有钱有房的她们，都是女性群像里最独立、最精英、最拎得清的，没钱没房的女性大抵野心过剩、能力不足、吃相难看……
《心居》中，上海精英女性顾清俞瞧不起外来妹冯晓琴
房子既是问题，房子也引发问题：奋斗的扭曲、人性的异化、爱情的瓦解、道德的失衡、价值判断的失序……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当代都市剧里的“房子叙事”也在发出时代的“警世通言”。
房子“问题”的解决：虚妄的大团圆
作为大众化的电视剧，在政治性和市场性的双重挤压下，它在呈现问题后必然需要纾解问题。一方面必须满足相关要求，不能有过于消极、阴暗层面的展示，不能够是悲观的基调；另一方面么又要满足大众最朴素的审美需求，诸如大团圆、善恶有报等。所以中国当代都市剧的“房子叙事”，大抵能够尖锐提出问题，但一到结尾常常就孱弱无力，硬生生地来个“惩恶扬善”或“大团圆”的结局，把之前房子引发的种种问题“一笔勾销”了。
《蜗居》的结局是惩恶扬善、善恶有报。宋思明在警察的逮捕中车祸身亡，郭海藻流产了，彻底失去生育功能，远走美国。郭海萍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并且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她创办了一个中文学校，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女强人。郭海萍的成功、郭海藻的一无所有形成鲜明对比，电视剧试图以此抚慰观众，重新张扬奋斗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