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阮朝政治的中心太和殿
阮朝嗣德时期的朝廷危机四伏阮朝自建立伊始，在国家统治上就面临着多重“政治危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即“正统性”危机。越南政治“正统性”的获得有内外两方面的途径：一是在与“北方”中国的抗争中获得，比如李朝、陈朝、黎朝皆是在抗宋、抗元、抗明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彰显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二是合乎王朝帝系传承的“血统论”和“嫡长子”继承性的政治统治权威。阮朝的统治，尤其到了嗣德帝时期，合法统治得以确定的“正统性”问题被内外交困的政治危机所凸显：一是嗣德帝统治下的越南阮朝面临着被法国吞灭的国家存亡之危险；二是嗣德帝并不是以“嫡长子”获得皇位继承的，而且一直受到“嫡长子”洪保为首的“废太子”派系支持者的质疑与政治敌对，而且“宫廷革命”内乱的内部权力斗争一直时起彼伏，虽洪保派系被镇压，但对嗣德帝“何以上位”的“质疑”从未消停；除此之外，因嗣德帝未有“子嗣”而使阮朝“皇位传承”的“正统性”问题派系林立和内部权力斗争殊为激烈。
越南太和殿
嗣德帝的政治“正统性”危机，除了“宫廷革命”危机外，最大的问题则是统治内部的权力斗争。嗣德帝以第二子的身份荣登皇位，与其三朝元老的枢密院首座张登桂的支持和从中运作断断不可分离。张登桂本是嗣德帝的岳父，自阮福映时就位极人臣，把握朝纲，嫁女于尚未成为嗣德帝的洪任，可谓是一项目光远大而又较为精准的“政治投资”，在助洪任继承皇位后，张登桂基本上一个人把持了朝廷内政大权，而且将其政敌潘清简和阮知方“如清”和“使西”，迫使他们离开政治中心。张登桂的专权与排斥异己，使其颇受人诟病，不过他以老道的政治手腕和颇为丰富的行政经验，所推行的水利建设和政治改革，不失为嗣德帝时期的重要政绩。但他排斥异己、尤其是反对法国传教士和基督教的言谈行为，在法国人的报告和回忆录中，可谓“恶贯满盈”。在朝纲不整、内争不断的嗣德时期，整个统治集团内部，一直是派别林立，党同伐异。其中，最有实力的张登桂、潘清简和阮知方代表了“宫廷政治家”、“官僚文人”和“军人”三种类型，这也是嗣德帝最为信赖、最为依赖的政治人物，但彼此芥蒂深重、内斗不断，加之嗣德帝本人健康痒患、政治能力有限，所以整个阮朝并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凝聚性的中央政治统治权威。
嗣德帝不仅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中央统治集团，而且，除了他自身面临的帝位合法性的“正统性”危机之外，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受“反对势力”之困扰。其“反对者”可以归纳为这样几派：皇室内部的洪保一派及其追随势力、黎朝后裔势力、法国人势力、山区地带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出没于河流与近海地带的越南人海盗、中越边境地带活动的中国人土匪与“旗军”以及盘踞于北部湾与南海的中国人海盗。这几派势力因具有一定的人数规模和反抗能力，所以自始至终困扰着阮朝的政治统治，遂成为阮朝内政外交的一大隐患。最终的结果则是阮朝的统治被法国人势力所颠覆。事实上，在整个阮氏统治时期，社会各个阶层即“士农工商”均对其政治统治不满，尤其是上层政治统治所依赖的官僚文人集团。在越南，官僚文人集团，一般称为“文绅”集团或阶层，乃是维系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统治力量。文绅阶层的不满，最有代表性的行为则是1864年由军队、高官、皇族共谋而发动的“政变”与1874年河内科考激发的民众起义。尽管这两件最有代表性的“文绅之乱”被镇压了下去，但以“文绅”为中心的社会各个阶层对统治的不满愈发严重。易言之，文绅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与法国势力在越南权限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成正比发展态势。
越南皇宫，是朝廷所在
嗣德帝的统治主要依赖于枢密院及张登桂、阮知方等权臣。但随着张登桂、阮知方、潘清简等权臣的老去或逝世，官僚世代的更新与权力体系的重新构筑就成为嗣德帝的一大问题。1874年阮知方的离世，标志着嗣德帝初期权臣统治时代的结束。新加入的权力中枢的阮文祥、尊室说、黄佐炎是最具代表性的权力人物。这三人的共同特点，皆是对法国势力抱有敌意并以“对抗”的方式试图消除法国在越南的势力扩张达成“救亡图强”。为此，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继推出：1875年的租税改革、1876年的军制改革、1979年的科举改革，不过从实效来看，这一系列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涉及各行各业的改革，不仅没有起到挽救阮氏王朝大厦将倾之势，而且加剧了阮氏王朝统治的危机，从而使得政治愈加分崩离析，统治秩序也益加混乱。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面对“西力东渐”裹挟而来的西方近代文明，阮朝的统治集团尤其官僚文绅阶层，以对儒教观念的固守表现出对法国基督教及文明开化的拒绝态度。尽管嗣德帝经《京报》等中文报刊杂志对中国“中体西用”式的“洋务改革”有着基本的了解，但嗣德帝的“近代改革”并没有见到实效。而且，在法国人的被迫“开港”下，通商、盐政、海关、矿物等经济命脉渐次被法国人所控制，嗣德帝的统治愈加“有名无实”。
代表皇帝传承的阮朝传国玉玺
在以儒家思想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王朝体系中，通过科举晋升跳板进入政治统治集团的文绅阶层，在士农工商之四民秩序中，乃是最大的获益者。所以，文绅集团的支持与否也就成了阮朝政治统治民心所向的转向标。在关乎嗣德帝统治能否维系下去的诸多因素中，文绅阶级对嗣德帝的统治由支持到反对的角色转变，显示出了阮朝统治危机日渐加重既而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国家命运走向。文绅阶层的背离，一方面是对嗣德帝无法阻止法国传教士、殖民势力在越南的权力扩张而产生的莫大失望，另一方面则是嗣德帝的军政与私田税制改革触犯了文绅阶层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利益。在越南沦为殖民地的过程中，文绅阶层抱残守旧于儒家礼教，蝇营狗苟于功名利禄之争，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在嗣德帝无法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文绅阶层的“勤王”与自治运动，无疑加剧了阮氏王朝崩溃的速度。
嗣德帝在1874年与法国签订《西贡条约》时，仍寄希望于法国的仁慈与国内的自强改革。不过，不以“近代化”为转型的任何改革只会加剧内外危机、促使统治体系的崩溃和解体，嗣德帝的改革即是如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是其法兰西帝国的世界性目标，当然不会因阮知方的访法协商而有所改变。走投无路的嗣德帝，试图向中国求救时，也心存忌惮。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清朝派兵抗法试图挽救越南，但最终失败了，而且《中法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政府最终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这一事实也是中越朝贡体系的终结的象征。至此，越南进入到了法国殖民统治时代。
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论的角度来看的话，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乃是西方殖民体系取代东亚朝贡体系的必然结果；就从越南历史自身来看，王朝统治被近代民族国家所取代也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历史实证研究中，文献资料中呈现出的人、事、物以及政治、军事、制度、信仰、阶层等各种相互缠绕、互相嵌套的具象关系才是解明该问题的关键。坪井的这项研究，相当程度上描绘出了19世纪末阮朝历史变迁图景中的中・法・越国际关系、嗣德帝为中心的皇室宫廷、张登桂・阮知方・潘清简等权臣、文绅阶层・海盗・传教士・海军等诸多势力相互交错的多维互动场景。在这诸多势力的合力作用下，越南阮朝最终沦为了法国殖民地。
随着一些新资料的出现，坪井的一些论证细节或将被修改或进一步完善，这也是可以被料想到的，但该书描绘和勾勒出的阮朝解体而沦为法国殖民的历史图景则极为宏富和引人入胜，读来也极富启发。
文：王明兵（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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