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他却从不怯懦，亦不后悔。回作同名的《灵乌赋》，斩钉截铁地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尽显为民请命的高风亮节。
临危受命，震慑西夏宝元元年（1038年），夏国王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正式与北宋决裂，为逼迫北宋给予西夏平等地位，屡屡犯边。
康定元年（1040年），李元昊亲率大军攻宋，在三川口一举击溃宋军主力，随即迫近西北军事重镇延州（今陕西延安）。
边事吃紧朝廷再次想起了范仲淹，将召他回京，晋升龙图阁直学士，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
三川口之战后，延州外围堡寨多被西夏夺取，夏军旦夕之间就可直插到延州城下，严重威胁到大宋西北地区的战略安全。刚上任的范仲淹迎难而上，主动请知延州，获朝廷批准，出任边防主帅。
到任后，他一改军队旧制，将手下的一万八千兵马，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施行分部训练，并以敌之寡众灵活出兵，令其轮流御敌。并培养和重用狄青、种世衡等有才*将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两宋时期文尊武卑，文臣大率都看不起赳赳武夫，动辄打骂、降罪，范仲淹却不在此列，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就对他很是器重，亲自授之以《左氏春秋》，告诫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受此器重，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终成一代名将，并成为北宋以武将任枢密使的第一人。
针对外围被西夏控制的现实，他多次顶住朝廷的压力，根据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采用“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工事，配以训练有素的延州西军，以小踏步前进的方式，将战线推回到横山一线，使延州转危为安。
《三朝名臣录》引《名臣传》云：“仲淹领延安，养兵畜锐，夏人闻之，相戒曰：‘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为老子，大范谓雍（注：前任延州知州范雍，对三川口之战负有领导责任）也。”
范仲淹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好水川之战前，他认为战机还不成熟，坚决反对夏竦出兵伐夏之议，然而夏竦一意孤行，致使宋军损兵折将再输一城。夏竦贬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也受牵连，降为耀州知州。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夏主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双方会战于定川寨，宋军第三次大败。获胜之后，李元昊继续挥师南下，兵锋直指关中，陕西大震。关键时刻，时任庆州知州的范仲淹领军，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夏军问讯撤出边塞。
战后，宋仁宗欣赏范仲淹军事才能，加封他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旋即升任陕西路安抚使。“龙图老子”的声名在外，宋夏交界地带的各部羌人闻讯纷纷前来归附，西军名声大振。
《宋史·范仲淹传》称：“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也即范仲淹到任后，直至庆历和议，李元昊向北宋称臣，西夏军队都不敢再轻易入犯。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范仲淹足能当之。
迎难而上，主持革新加强中央集权，北宋政府采用增设官位、增加办事环节等方法，以图让百官的权力相互制衡，军事上改唐代府兵制为招募制，用以安置流民等社会不安定人员。如此一来国家的人力成本和行政成本大幅度抬升，冗官、冗兵、冗费这困扰有宋一朝三百年的“三冗”问题就此诞生，由此又导致积贫、积弱这“两积”。 “三冗两积”引起对外用兵特别是对西夏用兵屡战屡败，而这又反过来加重“三冗两积”。
宋仁宗赵祯赵官家，这位北宋第四任皇帝心地善良，性子也好，可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位好好先生，搞清楚导致国家积弱根源后，他打定主意要对“三冗两积”发起攻势。
宋仁宗想改变现状，但他是皇帝，应当垂拱而治，以展现官家应有的谦谦风度，同时也需要找好合适的替罪羊，以便必要时候丢车保帅。总之在改革一事上，他是不可能赤膊上阵，亲自冲锋陷阵的。
选来选去，最终选中了范仲淹。
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告一段落，国内迎来难得的和平时期，觉得改革正当其时的宋仁宗召回范仲淹，任命其为参知政事（相当于主持工作的常务副相），授予他“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剳，使疏于前”等恩遇。
当是时，朝中各种势力错根盘节，宋仁宗又是典型的耳根子软。所以范仲淹对改革的前景并不看好，直言：“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
但架不住皇帝有个赐专座，又是给予笔墨伺候的超高礼遇，加上他也看不惯那帮暮气沉沉的老油条子，感动之下毅然决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架势，勇挑重担。
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改革主张。十件大事，除了改革军制争议太大，其他的都被采纳了。
范仲淹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整顿吏治，限制冗官以提高行政效率是改革的核心。为此在任免官员时，范仲淹但凡发现有不称职的，绝不姑息的将其一笔勾去。
同为革新派成员的富弼见此不无担忧地说：“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的回答很简练、很直白，也很不留情面：“一家哭总好过一路哭。”（路为宋代的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省）
如此做法，自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噬，从一开始反对之声就不绝于耳，随着改革的推进阻力越来越大，当年范仲淹毫不退缩，好在有宋仁宗的“黑哨”护佑。
常规手段奈何不得范仲淹的反对派，终于祭出了大*招——指着革新派成员结党。臣子结党是宋仁宗最讨厌的行为，关键时刻欧阳修这位革新派大佬，又闹幺蛾子，挥毫写就《朋党论》给反对派送上了一记“神助攻”。
《朋党论》一出，天下为之侧耳，庆历革新也宣告终结，革新派纷纷被踢出朝堂。其中范仲淹被罢相，贬为邠州知州。欧阳大佬也被赶到滁州，当他的醉翁，写他的《醉翁亭记》去也。请范仲淹给岳阳楼“作文以记之”的滕宗谅（字子京），也因此被贬到岳州，开启修重修岳阳楼的工程。
创立义庄 泽被后世从参知政事变回地方官，落差可谓是一泻千里，然而范仲淹并未埋怨消沉，也未消极怠政。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是他此时心境的写照。
庆历六年（1046年），因身体问题，他由邠州调任邓州，在任期间，百姓安居乐业，名声有口皆碑，设立花洲书院，使邓州文脉大振。朝廷一度欲将他调任荆南，邓州百姓殷切挽留，最终被留任。
花洲书院，图片来自网络
皇祐元年（1049年），转任杭州知州。次年两浙大饥，范仲淹在常规的发粟救济之外，创造性地大胆采用大兴公私土木，纵民竞渡，主动提高谷物价格引导商贾输粮这“荒政三策”，成功的保证了杭州的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史载：“是岁两浙惟杭州民不流徙”。
调任杭州时，范仲淹年已六十有余，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遭其严词拒绝，然而旋即他出资又在苏州购买良田千亩。不是说不买吗，怎得自己就买上了？这是不是想做那啥，立那啥啊？
非也。同殿为臣的富弼给他写的《范文正公行状》中，提到：“在杭，尽以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
原来，他购买良田，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用作奉养范氏族人，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供范氏族人聚族而居的义庄。此举开中国古代非政府慈善机构——义庄的先河。
千亩良田是笔巨大的财富，为防止不肖子孙在其中作奸犯科，他作《告诸子及弟侄》一文，深情地回顾了自己为官的初衷，并告诫亲族：“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敬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以入家庙乎？”
并作《六十一字族规》《家训百字铭》等家训族规，通过以身作则，砥砺家风，使得范氏家族成员以清廉、奋进闻名于世。
为保障义庄正常运转，范仲淹又亲手订义庄规矩十三条，规定义庄运作的基本原则，包括米绢钱发放的对象、数量、方式、管理、监督等事项。
办完这件大事以后，他拖着年迈体弱的身躯，继续奔波大宋官场，为大宋的政治清明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皇祐四年（1052年），调任途中逝于徐州。
小结：范仲淹的一生，可以说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格言，展现得淋漓尽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畏强权、不阿于上，以秉持着强项直臣的治世态度，行走于官场，关键还能力超群，下马能治国，上马能安天下，每任一职都有所建树，以至于所到之处，土人多有为他立范公祠以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