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30日，**在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的回信中，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期望。**强调，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中华美育精神，必须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同时结合现代美育观念来加以理解。中华美育精神，表现为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审美、身体与心灵、艺术与人生、自然与自由的五个维度的统一。“内圣外王”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尽善尽美”意味着道德与审美的统一，“身心一如”意味着身体与心灵的统一，“生生之仁”意味着艺术与人生的统一，“天人合一”意味着自然与自由的统一。
内圣外王：个体与社会的统一
“内圣外王”一语本出自《庄子》，宋代以后，这个说法逐渐流传开来，以此来阐释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结构，以及最为理想的人格形态。儒家《大学》中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目为内圣路径，而后四目则为外王路径。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美育均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内圣外王，也构成个体心性涵养与社会事功实践相贯通的人格培养目标。
《乐记》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焦以*；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杨天宇《礼记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就内圣——德性的培育而言，美感涵濡理念，使之真正深入人心，最终促使德性走向完成，此即孔子“成于乐”的意义；就外王而言，礼乐与刑政一道构成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历朝历代均十分重视。内圣外王合用，要求心性的涵养与政治的事功相贯穿，理想人格的陶铸与社会责任的担当相融通，构成中华美育精神的首要特征，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统一。
尽善尽美：审美与道德的统一
《论语·八佾》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相传是古代圣贤君主——舜时代的音乐，《武》则为周武王时代的音乐；孔子尊《韶》，是对“三代之治”亦即中国古代士人政治理想家园的怀想和追慕，并用“尽善尽美”这一至高的价值判断，来形容这一音乐所表征的时代；相比之下，在孔子看来，武王虽终结了商纣的残暴统治，开创了西周盛世，却是以暴力换和平，与仁这一最高的道德原则有亏，于是未能尽善。
“尽善尽美”，要求美的原则与善的原则相伴而行，美感经验与价值理念一*融，构成美育的第二个核心特点。从现代学术角度来看，美与善诚然有学理区别，然而美育正意味二者的关联性不可斩断。就中华美育传统而言，美与善的关联性要远远大于差异性。就礼乐关系而言，礼强调道德仪式对日常行为的规范，然而这种规范如果不是仅流于形式，就必须从内心获得情感的力量，实现内化的完成；乐呈现为愉悦的感性经验品格，然而这种愉悦本身，却为一种观念意识的直观呈现，这种观念意识即“中和”。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展开了中华民族一幅内含阔大想象的宇宙图景。总之，中华美育精神，讲求审美与道德的统一，二者统一于人格教育之中。
身心一体：大体与小体的统一
中华美育精神，指向一种身心一体的教育。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具有大量强调身心一体的美育思想资源。孟子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心为身体的一部分，然而却因“思”而是“大体”，对感官的“小体”具有引导作用，君子因当“先立其大者”，所谓“从其大体为大人”。中华美育从心出发，对感官*和身体进行引导，由内而外见出气质美、人格美。孟子云：“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仁义礼智根于心，发于情，进而“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德性自然灌注全体，气质与人格之美自然显现于举手投足之间。当然，中华美育也绝非只重视心的教育，同样重视身体经验。王阳明称：“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
王阳明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必须从愉悦的感性—身体经验培养入手；诗、礼、乐等美育途径，绝非仅仅只是“发其志意”或仅为“心灵教育”，而是作用于血脉、筋骨到志意的身心全体。中华美育精神的第三个特点，正是身心一体。
生生之境：艺术与人生的统一
中华美育精神，是以“生生之仁”为内核的、艺术之意境与人生之境界的统一。《周易·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有“生生”亦即生成变化的意涵，同时更指向积极的生命。《周易·系辞》曰“生生之谓易”，积极的生命即不断生成、不断创造的生命。程颢称：“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生”即“仁”，“观”“万物之生意”，则为一种体现中华审美精神的审美直观，统摄艺术与人生。生生既是中国艺术意境的来源，也是中国人之人生境界的最高体认对象——就艺术言是“生生的节奏”，就人生言是“仁的境界”。宗白华称：“‘道’的生命和‘艺’的生命，游刃于虚，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音乐的节奏是它们的本体。所以儒家哲学也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易》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意境最后的源泉。”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道的生命和艺的生命，看似两分，实则一体；此体就艺术言之即“音乐的节奏”，就“道”言之则为“生生的节奏”；“生生的节奏”抑或“音乐的节奏”，作为“中国艺术意境的最后源泉”，是人生与艺术的共同本体，标志着二者的统一。
人生与艺术的统一，也就是生命与形式的统一。宗白华认为：“生命与形式，流动与定律，向外的扩张与向内的收缩，这是人生的两极，这是一切生活的原理。生命片面的努力伸张反要使生命受阻碍，所以生命同时要求秩序，形式，定律，轨道。生命要谦虚，克制，收缩，遵循那支配有主持一切的定律，然后才能完成，才能使生命有形式，而形式在生命之中……生命是要发扬，前进，但也要收缩，循轨。一部生命的历史就是生活形式的创造与破坏。生命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形式也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在宗白华那里，生命与形式的关系，被阐释为扩张与收缩的律动，这种律动本身即“生生的节奏”：节奏乃形式之收缩，为生命之赋形原则；生生乃生命之扩张，为形式之动力源泉。
天人合一：自然与自由的统一
中华美育精神的第五个维度，是自然与自由的统一。中华美育是一种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的超越性价值教育。《中庸》开篇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性由上天赋予，顺应天性的发展就是道，以道来修养自身就是教化。“率性”可以被视为中华美育精神的一个重要范畴，体现了天人相合对人格发展的至高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天人合一”的“率性”不是“任性”，不是一味顺从本能*或自然情感。《中庸》尤重对自然情感的教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为最高的审美范畴，是美善合一的超越性境界。《中庸》还提出“至诚尽性”以达“天人相参”之境界的感性教育原则，“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尽性是自由的最高实现，“至诚”的感性经验教育为“尽性”的途径；尽性之人，最终可与天地相参，这正意味着自然与自由的统一。
天人合一是中华美育精神的最高价值。蔡元培称中庸之道为“中华民族之特质”。《中庸》之道正为天人合一之道，王国维即称《中庸》奠定了“天人合一”观念，“天道流行而成人性，人性生仁义。仁义在客观则为法则，在主观则为吾性情。故性归于天，与理相合。天道即诚，生生不息，宇宙之本体也。至此儒教之天人合一观始大成。吾人从此可得见仁之观念矣”。（王国维《王国维文集》（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在王国维处，“诚”这一感性经验原则被直接阐释为“天道”，“生生不息”之仁体亦被理解为“宇宙本体”，此正为蔡元培超越性价值论的真正旨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建构研究”（16ZDA110）阶段性成果）
（冯学勤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