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流行着这么一句俗语：“治国安邦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
但孔子主要是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在治国安邦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周公则的的确确做成了一番大事业。他不仅协助周武王灭掉了殷朝，而且“周公辅成王”，彻底平定了殷商残余势力的反抗，出现了“成康之治”，将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推向鼎盛。
他“制礼作乐”，建立起一整套统治方法和统治规则，对以后历代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那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周公充分展示了他政治家和谋略家的杰出才能。
周公姓姬，名字叫姬旦。他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他也是位于山东西部的鲁国的始祖。由于他原来的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南），所以历史上称他为周公。
再加上后人经常将周公和孔子并称，以至于人们只知周公，不知姬旦，正像孔子比他的原名孔丘更为人们熟悉一样。周公的生卒年今已难详考，大约生于公元前12世纪中期，活了60多岁。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周武王灭掉了殷。
牧野之战后，周朝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并未能很快在全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殷朝的许多旧属国并未马上承认周朝是它们的共主，殷朝的传统势力和影响还很大，其残余势力还时刻打算复辟。
东部是殷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这里反抗周朝统治的势力也最大。由于这里的一些部族顽固对抗周朝的统治，所以历史上就将这些人称之为“殷之顽民”。
为了有效地统治这些“顽民”，武王采取了“以殷制殷”的办法，将殷朝原来直接控制的领地一分为三，北部地区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东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封给自己的弟弟管叔和蔡叔，由管叔和蔡叔协助统治殷民，并对武庚进行监视。
在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被传为千古美谈。武王灭殷后不久即死去，如何维护和巩固这个新建王朝的统治，这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但按礼法应由成王继位。周公虽有谋略，但只能处于辅佐的地位。大小政务皆由周公代为处置，又显得权势过重，容易引起外人的疑虑。
“管蔡以武庚叛”就与这种疑虑有关。以周公的谋略和声望，他完全可以代成王自立，由自己当周王。
但他没有这样做，为了周朝的长治久安，他呕心沥血，尽心辅佐，终于消除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使周朝建立起稳定的统治。
周公辅成王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宗法分封制，历史上也称为“封邦建国”。从实质上看，就是推广周公在洛邑实行的那套统治办法，在各地建立更多的据点。
在这些据点里，安插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贵族，要他们帮助周王实行统治。这些封国就是诸侯国。
实际上，殷朝后期也实行过分封，只是范围比较小，组织上也不是很严密。周朝的疆土大为扩大，斗争更为复杂，需要对战略要地和经济文化中心进行严密控制。于是，宗法分封就成为周朝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武王即实行过分封，周公东征后分封的规模更大，至成王亲政时，先后共建立了71个封国。这些封国的一大半由周王的兄弟子侄进行控制，异姓诸侯只占一小半。
诸侯不仅领有封国内的土地，而且领有当地的居民。诸侯在封国内实行世袭制，要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定期向周天子朝贡和提供军赋、力役。
在封国内，诸侯有自行征收田税和工商业赋税的权力，实际上就是代表周天子对当地进行统治。
周公不仅是个大政治家和大谋略家，而且是个大思想家。自然，他的思想和谋略也是密切相关的。
周公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关于对天命的认识和解释。天命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殷商的统治者就声称，他们的统治来自于天命，因而有无上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按照这种理论，殷朝的统治就应该千秋万代地永远延续下去，谁要反对，就是犯上作乱，就要受到“天”的惩罚。古人迷信，相信天命之说。
周族本来是殷的臣民，这时却推翻了殷的统治，建了周朝，这岂不是违反了天命吗？也正是因为许多殷的遗民迷信天命，所以周朝建立之后许久还一直顽固地反对周朝。
周公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使周朝的统治稳固，就必须对天命作出新的解释，以使周的统治在思想理论上顺理成章，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于是，周公就提出了“敬天保民”、“天命无常”以及“以德配天”的思想。
周公讲天命，又怀疑天命，便称“天命无常”。殷商原来得到了“天”的保护，所以取代了夏，建立了殷商。现在殷又被周取代，说明“天”不保护殷了，而开始保护周了。
周朝正是按上天的命令来代替殷朝的统治的。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天”为什么忽而保护殷，又忽而改为保护周了呢？
周公解释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也就是说，“天”究竟保护谁，要看老百姓的意愿。“天”是为民作主的，只有得到老百姓拥护的人，才能享有天命。
殷遭到老百姓的反对，所以“天”就抛弃了殷。周取代了殷，就是因为周的统治合于老百姓的意愿，只有周朝才配享天命。这就是周公的“敬天保民”的思想。
这种“敬天保民”的思想对后世的统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是“德政”思想。统治者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这样“天命”就可以长保，江山就可以稳固。
周公将天命和德政联系在一起，赋予天命以新的内容，在那种宗教迷信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思想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周公更重视的是“人治”，而不是“天命”。这也正是周公的高明之处。对于稳定周朝的统治来说，周公对天命的解释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周公还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这也就是历史上所常说的“制礼作乐”。所谓“礼”，就是划分等级名分的典章制度；所谓“乐”，就是音乐。
“礼”的内容非常复杂和烦琐，几乎包括了各级贵族衣食住行和丧葬嫁娶的一切行为规则。
大体来看，“礼”分五大类：一是吉礼，用于祭祀鬼神；二是凶礼，用于丧葬凶荒之事；三是宾礼，用于朝接待；四是军礼，用于兴师征伐；五是嘉礼，用于婚嫁饮宴。至于音乐，那时只有少数贵族才能使用。
这在当时是种很大的特权，什么等级的贵族用什么音乐，有严格的区分，不能乱用，否则要受到严惩。“礼”和“乐”相辅相成，成为巩固贵族等级制的重要手段。
周公还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官僚制度和刑罚制度。这些制度和礼、乐制度相配合，使周朝建立起十分完整的统治秩序。
自然，这些不可能全是周公一人所制作，有些内容就是从殷朝继承来的。周公加以整理、补充、修订，并新增加一些内容，从而使之系统化、完整化和制度化。
这些制度为后世统治阶级长期所沿用，成为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正因如此，所以周公在以后历代统治阶级的心目中地位都极为崇高。
为了周朝的建立和巩固，周公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也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的才能。临死时，周公叮嘱身边的人，要他们将自己葬在成周，以表示自己不敢离开成王。
周公死后，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仪将周公葬于毕原（今西安西北）。文王和武王都葬在那里，成王将周公和他们葬在一起，表示周公的功劳大，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未竟之业，同时也表明，成王不敢把周公视为自己的臣下。为了表彰周公的功劳，成王特许鲁国用祭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
周公在后世的地位一直很高。汉代立学开始庙祀孔子，孔子称先师，周公称先圣，同时受祭。直至唐代以前，都一直称周公为先圣。
唐代则时有变化，有时以孔子为先圣，周公为先师；有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直至明初，在先师庙中周公和孔子同时受众学子的祭拜。
明成祖时形势为之一变，他将先师庙改为文庙，独祭孔子，而将周公移出，祀于文华殿之东室。明成祖之所以这样做，与他隐秘的心理有关。
当明成祖起兵与侄儿建文帝争夺皇位时，口口声声说要“周公辅成王”。但是，当他胜利后却自己当了皇帝，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指责。
明成祖担心，当众学子祭拜周公时，会自然联想到“周公辅成王”的可敬，自己所谓“周公辅成王”的欺世盗名。
因此，明成祖便取消了周公和孔子同时受祭的资格，致使此后周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周公以他的智慧和谋略为中国早期历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无法掩盖的。
（郭首涛）
来源：《中国历代谋士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