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朝阳门迤南的内城东垣外壁，护城河两岸
“当时虽然是严冬时节，站在自己主持修缮的城楼上，把棉帽子的耳朵翻上去，摘掉围脖儿，丝毫不感觉冷。那种高兴劲儿，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自豪感”。孔庆普说，在阜成门城楼上拍照是“特级享受”。
特级享受的前提是呕心沥血。孔庆普在修缮阜成门时的确下了大工夫。城楼二层的木件缺失最多，修缮的项目也最多。他先后请教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清华大学古建筑专家刘敦祯和几位老木匠，才逐步复原出格扇门、木楼板和它的对接方式。
“质量合格，可以报竣工”，检查评语写完后，孔庆普的喜悦难以言表，索性乘兴写诗。“城楼箭楼施修缮，结构形式未改变。内外完整浑然新，美丽壮观民称赞”。
他有个习惯，考察一座古桥，修缮一座城楼，就写一首诗，只为纪实。但从1952年起，纪实诗在本子里渐渐少了。
“我修的，又让我拆”
1951年底，建设局上报了1952年度的城楼修缮计划，但直到次年3月，批复迟迟不来。当时的孔庆普难以想到，刚刚修缮一新的阜成门等城楼和箭楼竟然成为妨碍建设新北京的“障碍物”。城楼修缮工程早已暗中被叫停。
与此同时，从忽必烈建元大都起就承担北京城运输任务的骆驼，50年代在城门口消失了，而北京地铁作为新兴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在1953年开始规划。这些变迁具体落实到孔庆普身上时，他接到“城楼修缮工程”变成拆迁命令的通知。
运煤的骆驼，曾是北京城外西侧、为国外摄影者钟情的一景。
“谁都不想拆。”在孔庆普的记忆中，他身边的所有人，从技术工人到老局长，再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都对刘少奇的这一指示不理解。此前，考虑到城市发展需要，在城门一边或两边开辟豁口或修建门洞，是曾参与城楼修缮工程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所有人又无可奈何，“拆”这个大字还是层层传达了下来。这次，孔庆普又被推上了主持者的位置。
也是9月，1952年，从西便门开始，“拆”成了孔庆普与这座城关系的另一面人生。由彭真授意，孔庆普根据现存城楼的规模，制定了一项在绝望中保留最大希望的拆除序列。阜成门被列入倒数第二年，东直门城楼和希望保留下来的是西直门整座城门列在最后。
1921年，西直门南面全貌及绕过瓮城向南流的内城西护城河被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摄下。“文革”期间，这座被孔庆普排在拆除序列最末的完整城楼也被误拆。
拆除工程期间，他很少再写过纪实诗。直到拆到了阜成门，孔庆普忍不住再记。“城楼修竣四年半，奉命拆除违心愿，含泪安排施工序，指挥施工不忍看”。
其实孔庆普看得比谁都仔细。每拆一座，他就和助手仔细测量城楼各部的尺寸，并当场绘图。没人让他这么做，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是我拆的”。本子里，密密麻麻的数据叠着这座城消失的一角，又一角。
孔庆普笔记本上的测绘图
就这样，在命运反复的煎熬中，孔庆普历练成为一位功夫扎实的技术专家。“文革”期间，他因专业技术过硬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他在城楼拆除现场绘制的资料图和照片被“造反派”抢走，日记本被妻子烧掉，以躲是非。好在之前孔庆普每拆一座城楼，就送一份副稿给曾指导城楼修缮工程的单士元。而单士元在“文革”之后，将手中保住的所有资料悉数归还。
浩劫中，人心和画稿都躲过一劫。
城事无尽，追忆未完
“至少说明我的技术过硬”，而今，89岁的孔庆普回忆那段时光，于苦难之中有达观。从单士元接过资料后，他先后撰写《北京志·桥梁志》《北京古桥结构考察》《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等专著。
本来也有机会在退休后继续发光发热的。“文革”后，圆明园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圆明园建设工程处”，要寻一位高级工程人员。文物局推荐孔庆普，说“孔工办事特别认真。找他做事，保准工程做得好”。对方一听“认真”，便找了别人。1992年，丰台区世界公园也请孔庆普当顾问，“只要签字，上不上班无所谓”。孔庆普没去，“不让我认真，我不干”。
他的认真不太受欢迎。北京各个区都希望“旧地重修”古建筑，孔庆普也被邀请看过“6项古都标志物”等计划。“假的”，他态度坚定。但凡位置移了，就不是他认可的城楼，更不必说那些附会出来的“旧地”。早几年，他还会应邀写《真正的天桥》《真正的燕翅楼》等文章，但随着各区文保工作与政绩挂钩，报刊、杂志也不好再发。
孔庆普倒也乐得自在。每天起早遛弯，上午敲电脑写书，下午练练书法。他脑子里还有城和事，要继续掏，就在他不大的房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