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生肖属马男今年的婚姻,90年生肖马男在2022年婚姻和运势

首页 > 经验 > 作者:YD1662022-10-27 23:21:56

青年时期的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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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有失落感

马:您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来阅读您的作品吗?

李:当然了,因为我的一些东西一直遭到误解,希望多些人看,了解得更多一些。但我不抱这种奢望,愿意看的就看,这不是我能左右的。特别是现代社会更加多元化、专业化,很多人根本不会看,很难强求。不可能、也不必要回到八十年代那种盛况。

马:您在八十年代有巨大影响力,1992年出国以后这种影响力在逐渐减弱,有没有失落感呀?

李:哈,从过去至今几十年来,我就从未感到过得意,从而也就从无失落感,所以能活到今天。我不在乎那个东西。在美国,我没有什么名气。即使在国内,我也从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从心里就平等待人了。人贵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力量就会专注于自己能做到的事。我始终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嘛。但大概由于不喜往来,人们可能并不感觉这一点。我在美国基本上什么会也不参加,也不习惯主动跟人来往,过的是非常平静、非常单调、非常寂寞的退休生活。

马:如何评价自己?觉得历史将会如何看待您?

李:我从来不评价自己,评价留待他人或后人,不管别人说我是或不是都无所谓。现在快死了,更无所谓了。

马:我感觉您对自己提出的那套理论、学说,还是满自信的?(笑)

李:当然。否则就不会去搞了。概括说来,我先后写了 “思想史三论”(“巫史传统说”应该在“古代”内)、“美学三书”、“哲学三纲要”、“伦理学三说”,加上《论语今读》一本,当然还有本“康德书”和对谈与访谈等,“4×3+3 = 15”,多乎哉,不多也;少乎哉,亦不少,如此人生,而已而已。我的哲学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要以“人活着”(中国传统的“生生”)来替代或超越海德格尔及西方传统的Being。对我的东西的现在,很悲观,但对将来,我非常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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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李泽厚修改的对话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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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至今未被重视

马:您这个“4×3+3 = 15”的概括非常有意思!我还想问的是:在这“15”里,您比较满意的是哪一本或哪几本?

李:若讲比较满意的话,应是湖南岳麓书社“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中的《李泽厚集》(即《伦理学新说述要》增补本,2021年),算是我的心理主义的伦理学小结,其中包含告别任何政治宗教等论点。当然,就我全部论著来说,《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和《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两书可与这本《李泽厚集》并列。其他一些论著和各种对话之类,就不列举了。

马:您只列举了三本,难道您那本最负盛名的《美的历程》还列不进去?(笑)

李:当然排不上。

马:我发现一个现象:相比您极盛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对您的关注、研究似乎更多了起来,有关您的学术研讨会开了好几次,研究专著出版了多部,研究论文也屡屡刊发,博士、硕士论文也不少。所以,我相信,您的原创性思想系统是不会被漠视的,未来,或许还会有“重新发现李泽厚”“回归李泽厚”这样的情况出现。(笑)

李:我的文章论著,从美学到哲学到伦理学,从思想史到“告别革命”,大都曾遭到各种狠厉攻击。“一生如此,至老犹然;颇为感慨,却不伤心。”我不太爱说狂言,不过现在想说一句:我那些书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人认真注意。没发现也没关系,迟早会被注意到;如果一直没有,那就算了。但真理早晚有人发现,科学上不常有重新发现的事情吗。朱熹死的时候,他还是“伪学”,不让人去告别嘛;王阳明死后四十年,他的书才让出版。王船山更是被埋没了几百年。

马:生前名和身后名?

李:倒不是名利问题,那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许多时候真理不大容易被人们接受,或害怕接受。我多次说过,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开始也受到当时的大物理学家的反对和指责。康德也如此。我坚持我的哲学,倒也从不怕任何挑战,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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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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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个题目没做

马:还有什么新著问世?

李:前面不是讲过,“文革”中拟过九个研究提纲,可惜现在只完成了五六个。虽然还有一些东西想写,但身体不行,正式文章也写不成了,最多只能聊聊天。我这一辈子是纯粹单干,一直没有任何助手和帮手。为核对一条小材料,查出处、翻书刊、跑图书馆等等,都得靠自己。现在没法做了。

说来题目还有好几个。例如,写一本《新大同书》。原来是想在总结百年思想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的展望。这未来既指中国,也指世界。我似乎在无意识地重走康德晚年和马克思晚年的脚步。康德晚年写了永久和平论等著作,盼望人类远景。马克思晚年写了大量关于人类学的历史笔记。这说来会被人笑骂,我居然还想重提作为儒家宗教性道德的大同理想。当然这不是作任何具体的设想或设计,而只是借用一下康有为的书名。我似乎与康有为有缘,第一篇思想史论文就是《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当然,我现在对康的评价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如同对马克思的评价一样。

马:刘再复先生多次提及,你们还有一本待整理出版的对话录《回归古典》,这本书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李:不会有了。国内“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会如此甚嚣尘上,在此情况下,“返回古典”很可能会被开倒车的国粹派所利用,所以就不再多讲了。

马:真遗憾!您说的“返回古典”是什么意思?

李:我们所谓“返回古典”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不要现代性的古典是种倒退。“回归古典”就是重新探求和确立人的价值。西方社会发展到现在的确是有很多问题。但中国和西方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仍然需要理性启蒙。在这个基础之上跟传统结合,返回古典,这才可能开创新的东西,将来对全世界做出贡献。这是我一直讲的“西体中用”,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些东西。二十多年前,我提出过希望有“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回归希腊,把人从神学、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然后引发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也导致今日后现代的全面解构。

我希望第二次文艺复兴将回归原典儒学,把人从机器(高科技机器和各种社会机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确认和界定人是目的,发掘和发展个性才能。由“道始于情”而以国际和谐、人际和谐、宗教和谐、民族和谐、天人和谐、身心和谐为标的,使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但这又仍然需要人类自身的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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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留无意

马:您欣赏谁的生活境界?

李:喜欢陶渊明的。

马:您曾讲过“四个静悄悄”,哪四个?

李:一是“静悄悄地写”——一生从没报过什么计划、项目、课题,出书或发表文章之前从不对人说。当然,这只是我的个性,我不反对别人炒作、宣传、上电视。至于报项目,有资助,那更不是坏事。二是“静悄悄地读”——我的书没有炒作,不许宣扬,书评也极少,批判倒是多。但我有一群静悄悄的认真的读者,这是我最高兴的。有人跟我说过,我在八十年代的读者,主要还是在大学里面,现在是逐渐走向社会,一般的青年啊、干部啊、教员啊、企业家啊、媒体人啊、军人啊,都愿意看。他们有的还来看我,也有提问题讨论的。倒是那些名流不读我的书,或者是读了不屑一提吧。

马:另外两个呢?

李:“静悄悄地活”——近十几年,我的“三可三不可”原则基本上执行了。

还有就是,“静悄悄地死”——我死的时候除了家里人,没人会知道。我说过,对弟、妹,病重也不报,报病重有什么意思?牵累别人挂念,干吗?静悄悄地健康地活好,然后静悄悄地迅速地死掉。当然,这也纯属个性,我非常欣赏、赞同别人热热闹闹地活着、死去。

马:您的“三可三不可”原则是什么?

李:每次回国,媒体的采访邀请很多,但我能回避就回避。2002年我定了个“三不”原则:可以吃饭不可以开会;可以座谈不可以讲演;可以采访、照相,不可以上电视。因为后者太正式,前者都属聊天,愿意聊什么就聊什么,随意得很。至于上电视,我想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些年来,我这三点执行得很好。

这里要插一句,照相我是来者不拒,所以我和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都照过相。以后如用照片来说和我认识甚至很熟等等,就完全不符事实,应在此声明一下。

韩、日国家级电视台、凤凰卫视与某些地方电视台和中央某台找到我上节目,甚至不用访谈只要同到南方游览他们跟拍就成。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我都拒绝

了。

马:您刚才说不喜欢讲演?

李:我一辈子讲演没有超过五十场吧。讲课是要传授知识,演讲除了发表见解外,还要有创意,我讲不出来。但这主要是个性问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982年,哈佛的史华兹曾同时写信邀请我去,也是Luce基金,我因答应林毓生在前,人要守信,就婉谢了,尽管哈佛名气大。史华慈是美国数一数二的汉学大家。我和史华滋有过一些重要的交往,他多次要我去哈佛。以后还有不少名校和一些场合、会议用高价请我讲演或作Keynote Speech(主旨演讲),我都婉谢了。

马:据我所知,唯一的一次“触电”,应是2014年参加凤凰网、岳麓书院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主办的“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凤凰台著名主持人许戈辉在介绍嘉宾时,特别说道:“过去十多年,曾多次与李泽厚先生邀约采访,但都被拒绝,这次李泽厚先生‘为大义而食言’,拨冗出席会议,足见本次活动的重要性。”

李:乃勉强参加,只呆了十来分钟,开幕式未完就走了。当时我便说过,“乡情难却,偶一为之”。我多次谢绝了许戈辉的“名人面对面”的专栏釆访。

马:2018年李辉先生给我*“央视的朗读者栏目请我推荐几个人,我推荐了李泽厚先生,请他谈《美的历程》等,朗读他喜欢的文章,如序言。美国他们有摄制组,请问李先生,能否拨冗参加,拍摄时间不长。这里许多人都期盼见到他的身影和朗读。”我转给您,希望能破例一下,但也被您回绝了。

李:谢谢辉兄的好意。但人应能自知自爱,已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了,我喜欢静悄悄,作为一个老人,静悄悄地消失掉就行了。

马:如秋叶之静美!哪一天读者突然想起您来,却听不见您的声音了,就证明您是消失了。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笑)

李:哎,就是这样,我比较欣赏这种。我现在努力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但观热闹,何必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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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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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未悟

马:如何面对死亡?记得您八十岁接受采访时说,打算死后把脑袋冷冻起来,几百年之后用来证明自己的“积淀说”——这很特异,也似乎令许多人无法理解。(笑)

李:哈哈,若能证明文化影响大脑,我觉得比我所有书加起来意义都要大。这事我已办了相关手续,但最终能否搞成就难说了。(笑)我从不讳言死,这么老了,尽管也可惜还有好些事情远未做完,但总会有人来做的。在国内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摆了个真的骷髅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随时迎接死亡。我的父母都死于四十岁以前,我估计我只能活六十岁,我能活到现在这个岁数,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这也是一种偶然、侥幸。这听起来好像不好听,但是事实。

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说不定我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我见到你,明天也许见不到了。我曾经说过我要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发,没有痛苦就死掉。其实我怕的是痛,不是死。但同时我也是养生一族,人都想活,这是动物性的本能,那么就要健康地活着,快乐地活着。活百岁的人现在确实不少,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而且多活那几年,如不健康,不如早死。

我2010年写了十六个字:“四星高照,生活无聊;七情渐消,天涯终老”。

马:有没有落叶归根的愿望?

李:从来没有。如果你是说一定要死在中国才叫叶落归根,我没这愿望。死在哪里都无所谓,我还讲过,也许飞机失事最好,因为基本无肉体痛苦,精神紧张也是极短时间,那就更不知道死在哪里了。飞机失事的唯一缺点是可能成为一条新闻。(笑)

马:您七十岁、八十岁时,虽有不少热心人张罗,但您却拒绝过生日。

李:人家要给我搞活动,我统统拒绝。刘再复非常好意,讲了好多次。还有纽约的朋友,说是借这次机会来东部来开个学术讨论会,邀几个朋友,当然不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型的都可以。我也拒绝,我讲你们开吧,反正我不来,那当然就开不成了。我不参加对自己的祝寿活动,但愿意参加,也很欣赏别人的祝寿活动。

马:明年是您的九十寿辰,按中国的老话,叫鲐背之年,应该过一下生日吧?

李:我已婉谢了一些人预贺九十寿辰的好意。生日当天,如平常一样,独自餐饮,多喝了两杯路易十三。九十岁时,仍将如此。我一生最讨厌虚伪,过生日总要听些活一百多岁之类的话,听一些真诚的假话很难受。

马:最后想问一个问题:作为跨世纪的九旬老人,能否谈谈人生感悟?

李:至今未悟。

马:哈哈……

李:当今要说“悟”,在此艰难时日里,还是孟老夫子的“三不”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马:这次谈了这么多,真是辛苦先生了,非常感谢!

李:不客气。

对话|李泽厚、马群林;

摘编|李永博;

编辑|走走。导语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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