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再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有别于流行的以精英文化为大传统而以民间文化为小传统的文化传统划分，从中国文化自身特点出发，又有作为“道”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作为“术”的中国文化的小传统这一新的划分。如果说前者是指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儒释道的文化体系的话，那么，后者则为诸如中医、武术、气功、养生、堪舆乃至烹饪等的技术体系。也正是从这一新的划分出发，才使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之间以“辩证的滑转”取代了各执一端，并最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大小文化传统之观念。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别
一旦我们将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对应于中国古代的“道”与“术”，二者的分别就彰明较著。若加以概括，这种分别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形上与形下之别。“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一出自《周易》的“道”的经典定义不仅颠扑不破，在中国的儒释道那里同样成立。在儒家，“道”是作为“善端”的隐而未彰的属性；在佛家，“道”表现为《心经》一言以蔽之的“照见五蕴皆空”；在道家，“道”是老子所谓的“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的状乎无形影。与这种“道”的形上性不同，“术”指向形下性。中国医术离不开医诊的“望闻问切”，中国武术离不开形体动作的一招一式，中国气功则离不开“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的人体“器官”之“器”。
其二，心灵与身体之别。但凡中国文化的“道”都与心灵相关，从庄子的“心斋”到孟子的“尽心”，从佛教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到阳明心学的“致良知”，无一不是其显例。职是之故，才有了现代新儒家所谓“内在超越”论的推出。相形之下，中国文化的“术”则大异其趣，它是地地道道的“身体的技术”。中医是我们身体的治疗术，武术是我们身体的攻防术，气功是我们身体的养生术，而烹饪与我们身体的关系更是不言而喻。
其三，本体与工夫之别。所谓本体是指“心识”上世界“是什么”的真理，所谓工夫则为我们身行上“如何作”的技能。“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技也”，在中国文化里，“道”与本体相连，“术”则为工夫所系。用佛学的术语来表述，如果说“道”是中国文化的“慧学”，那么“术”则属中国文化的“定学”。故“道”与本体相连，“道”就是《易》的“太极”、《老子》的“大一”、孔子的“仁义”、佛学的“真如”，朱子的“天理”、禅宗的“自性”这些“究极义”；“术”为工夫所系，“术”就是中医的如何“辨证施治”、武术的如何“以柔克刚”、气功的如何“调息、调身、调心”这些“下手处”。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合
实际上，仅仅关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别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文化既强调二者之别，又极其重视二者之合。正是基于此，才使中国文化以其二者“差异中的同一”的性质，成为不无和谐的有机整体，并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别有意趣、独树一帜。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合，同样可从三个方面依次展开。
其一，中国文化虽有形上与形下之别，但其同时又主张“下学而上达”，也即主张形上者恰恰通过形下者得以体现和通达。从《周易》的“幽明互见”，到《中庸》的“费隐无间”，从周公的“还礼于俗”，到孔子的“仁以亲显”，从庄子的“道在屎溺”，到禅宗的“烦恼即菩提”，从张载的“太虚即气”，到王夫之的“不可象者，即在象中”，无不可视为这一点的昭显。因此，王阳明曾指出“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在中国文化里，其形而上与形而下二者实际上是互为表里，初无畛域的。这一点也在“道”与“术”的关系上打上了鲜明的烙印。一方面，中国古人强调“道不离器”，形上之道正是寓居于形下之术里；另一方面，中国古人又主张“技进乎道”，形下之术又恰以形上之道为皈依。如，中国医术为我们通向的是“一阴一阳”的太极之道，中国武术为我们通向的是“以戈止武”的人伦之道，中国气功为我们通向的是“太虚即气”的太虚之道，而堪舆则为我们通向的是“天人合一”的生活之道。
其二，中国文化虽有心灵与身体之别，但其同时又是以“身心一体”为圭臬，坚持唯有身才使心得以真正明揭。故《易传》称“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孟子》称心是“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大学》提出“心广体胖”的思想，王阳明有“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之说，而王夫之则以“即用显体”的方式为这种“身心一体”作出了最高总结。既然身心为一体，那么无论是心灵性之道还是身体性之术都“物无孤立之理”。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儒家内在的道德端倪之仁道不得不内生外成为亦心亦身之道；另一方面，这种身心一体同样也为身体性的术所特立而高标，如中医的“藏象说”主张“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太极拳的“内三合”提出“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中国武术宣称“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中国气功则力倡“以意导气”，而这里所谓的“意”与其说“心意”的意，不如说是源于禅宗“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心身一体的“正念”的意，而与那种“心不在焉”的心身二分的意迥然异趣。正如笔者曾指出的那样，正是基于对“正念”之“意”的深入阐释，中国古老的身心一体思想才在明儒刘蕺山那里被推向了极致。
其三，中国文化虽有本体与工夫之别，但其同时又强调亦工夫亦本体，二者亦此亦彼、互为表里。这种工夫本体的合一说最初可见之于禅宗。一改北宗禅将心的明镜“时时勤拂拭”的工夫论主张，南宗禅从活脱脱的“自性”出发，坚持行住坐卧、语默动静无往非禅，这场禅学内部的变革实际上意味着这种合一说业已奠定。殆后的阳明学的推出则使这种合一说更上一层楼。王阳明提出“未发工夫已发上用”，认为我们只能在良知本体的“发时”和“发处”用功，从而在阳明那里南宗禅的“当下工夫”变为他所谓的“究竟工夫”之功。最后，阳明后学蕺山学派的工夫论思想则无疑为这种合一说之集大成。由于把工夫视为是在生意之“几”上用功，由于这种“几”既是世界“是什么”的端倪，又是我们“如何作”的依据，这使蕺山学派的工夫论与本体论彻底打并归一，以至于刘蕺山提出“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荧”“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在蕺山那里，中国哲学的本体工夫合一说最终臻至炉火纯青的境地。如果说上述的本体工夫合一说仅仅是在中国文化的道的领域之集中体现的话，那么，它也同样在中国文化的术的领域中触目可见。故一如“武功”“气功”这些词所表示的，中国文化的术虽以工夫见长，但这并不能改变“如何作”的术的工夫依然以“是什么”的本体为其前提和皈依。因此，禅宗提出“定体慧用”的思想，明儒则有所谓“静中养出端倪”之命题，无论中国医术还是中国武术都与阴阳两仪所依的“太极”相联系，在庄子那里，种种不入流而为人所鄙的雕虫小技（如《善生主》的“庖丁解牛”，《天道》的“轮扁斫轮”，《达生》的“佝偻者承蜩”“津人操舟”“梓庆削木为锯”，《知北游》的“大马之捶钩者”，《徐无鬼》的“匠石运斤成风”），实际上都以其鬼斧神工和冥契天机而寓喻着大载之道的隐谜，借此不仅使人憬然领悟到孔子所谓“游于艺”的真正奥义，也使庄子当之无愧地成为今天人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张的思想先驱。
因此，上述这一切，正是以一种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是互为因果的，也宣告了对中国文化大小传统关系的一种“母子型”解读的终结。
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关系的启示
对中国文化道的大传统与术的小传统二者互为因果关系的厘清，除了有助于还原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认识到该文化的整体有机外，亦对今天我们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不可否认，今天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和实践的一大误区，就是重视大传统而忽视小传统，对在术名下的小传统视为不入流的、细枝末节和雕虫小技的甚至封建迷信的东西，而将其打入中国文化的另册之中。
但是，二者的互为因果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却决定了，无论是道的大传统还是术的小传统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故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不能厚此而薄彼，而是既要重视大传统，又要重视小传统，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进一步认识到，就中国文化的“下学上达”“心以身显”和“即用显体”的性质而言，“以小见大”非常重要。
事实胜于雄辩。当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现实经历表明，今天外域民族开始接受乃至崇拜中国传统文化，首先一般是通过诸如中国烹饪、中国武术、禅定、中医这些人们更为喜闻乐见并可切身体会的术的形式得以实现的。例如，正是通过遍及世界各地的中餐馆，使外国人在大快朵颐之中切实地体验到并沉醉于中国文化独一无二的“味道”。例如，20世纪西方中国文化热的出现，其直接导源于李小龙、李连杰的中国武术功夫在西方观众中的风靡。也正是在其静若止水动若霹雳的一招一式中，使观众领悟到讲求“一阴一阳”“大道无形”的中国文化大化之道的神奇。例如，阿尔茨海默病素被西医视为难以攻克的不治之症，然而，美国神经医学专家的课题研究却发现，在专家指导下练习太极拳，在延缓该症的发展上可以达到与服用药物同样的疗效。这一案例使西方医学界不能不领略到“中国功夫”在强身健脑方面令人称奇的奥妙。“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一如古人所说，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之旅固然离不开道的文化大传统的思想指导，其具体举措却要求我们应从术的文化小传统起步。正是经由这种切身的践履之术，不仅可以让我们自下而上地跻身于形上之道的至境，也可以使我们由近及远地步入“化成天下”的文化之伟途。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28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