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惟邦本”的政治学解释
吴钩
“民惟邦本”典出《尚书》之《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夏禹（皇祖）向王室贵族立下的祖训，相当于夏朝的宪章性文件，包涵着极丰富的传统治理智慧。
首先，“民惟邦本”确立了儒家价值天平上的根本排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宋代大儒朱熹解释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换言之，从“民惟邦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人民最大”的价值排序。
其次，“民惟邦本”宣告了儒家政治的公共属性：“天下为公。”近世学人刘师培曾将《五子之歌》引为“中国民约”之一：“上古之时，一国之政悉操于民，故‘民为邦本’之言载于《禹》训。”三代的“天下为公”理想，也在宋代士大夫身上复活，一位南宋士大夫便严辞告诫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高宗对此也不能存异议。
再次，“民惟邦本”确立了儒家的立国原则：“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先民之所以要结成“国家”的共同体，并非为了奉立一个君主，而是希望以国家的力量保护人民。这层意思，北宋理学家程颐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宁，方且来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宁；君不能独立，故保民以为安。”人民因不能“自保”，于是让渡部分权利出来，拥立君主，君主则须履行“保民”之责任。此为君与民的契约。
最后，立足于“民惟邦本”的立国逻辑，儒家又相信，“政得其民”。君主的治理权需要获得人民的授权与认可。用程颐的话来说，“夫王者，天下之义主也。民以为王，则谓之天王天子，民不以为王，则独夫而已矣。”此话明明白白地说，君民以义合，君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若人民不同意，则君不过是独夫民贼。
从这样的义理，庶几可以推导出“民主”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了。只是在一千年前，宋人尚未发现“投票”的机制而已。不过，程颐的兄长程颢设想过成立一个以“民主议政”为职能的机构：“乞朝廷设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凡公论推荐及岩穴之贤，必招致优礼……凡有政治，则委之详定；凡有典礼，则委之讨论。经划得以奏陈，而治乱得以讲究也。”这个“延英院”，有点接近于近代议院吧？
到了晚清时候，在西方思潮的鼓荡下，一些儒家确实从“民惟邦本”的古老治理传统发明了“民主政治”的新义，如谭嗣同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今天许多人以为，儒家传统中只有“民本”思想，没有“民主”意识，其实“民本”乃“民主”之母，是“民主”的合法性所在；“民主”不过是实现“民本”的技术手段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