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宁的房间里的桌子，陈设一直没有变过，整容手术后，李艳霞把自己的写真摆在了桌子上。新京报记者 卫潇雨 摄
父亲金振斌是音乐爱好者，母亲李艳霞有副唱秦腔的好嗓子，周末的时候会叫来一群喜欢音乐的朋友，在家里办音乐会，拉二胡、敲扬琴、吹笛子。他们表演《地道战》，妹妹金鑫系着红领巾，坐一旁看大人吹拉弹唱，金宁就在隔壁房间里写作业，从房间里探个脑袋听音乐。
这些成了李艳霞最快乐的回忆。她儿女双全，夫妻两个属于双职工，家里经济条件也不错。两个孩子表现得从来不让她操心，每天晚上回到家会主动写作业，从不打架、早恋、惹是生非，懂得节俭，去开家长会，老师说你孩子太乖了！儿子金宁离开后，李艳霞反思，她对儿女关心太少了，当初以为的懂事可能反倒成了他们疏离的迹象，孩子把事情藏心里了。
这是个严父慈母型家庭，父亲金振斌是过苦日子长大的，1岁丧母，5岁丧父，“跟着他叔挨打受气”，半夜被叫起床磨面是常有的事。女儿金鑫觉得，父亲从小没有得到爱，“对家庭、对小孩都有点冷漠。”
父亲对两兄妹严厉，他是学校里的老师，回到家也像老师一样，吃饭的时候要给他们讲课文。金鑫最怕父亲问她，“我考考你，昨天给你讲最长的河是哪条河？”
金鑫记得，小时候是哥哥接送她上幼儿园，给她辅导作业，还要照顾她吃饭，两个人差七岁，哥哥像父亲一样照顾她长大。关于童年，金鑫能想起来的都和哥哥有关，两个人在房间里把被子摞高，从一个房间疯跑到另一个房间；在院子里用板凳搭房子；哥哥不愿意带她出去玩，她抱着大腿不让哥哥走。
父亲金振斌工作忙，白天上课、晚上备课，李艳霞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被琐碎的家务缠得脱不了身。金鑫童年最愉快的回忆是全家人在过年出去吃火锅，其余的时候，四个人经常凑不齐。
2000年高中毕业时，金宁想考音乐学院，以后当个歌手。高考成绩出来，离音乐学院差了200多分，最后，考上江汉石油学院(现长江大学)。两年后回家，金宁变了一副打扮，留起长发，穿黑色T恤，戴十字架项链，身上链子咣当响，金振斌觉得“像个二流子”。金宁告诉李艳霞，他退学了，现在去了北京，住在一个月300块钱的地下室，在地下通道唱歌。
金振斌生气，正赶上石油系统招人，学徒工一个月也有1800块钱，金宁说，“给我一万块钱我都不去，”他喜欢北京，“人又多，干什么工作都有，怎么都能挣钱。”
李艳霞也生气。但金宁把她从房间里叫出来，端了杯白开水，“妈，我太喜欢音乐了。”
李艳霞心软了，她带着儿子去买雅马哈电子琴，3680元，用光了积蓄，还找人借了不少。那年10月5日，21岁的金宁背着新买的雅马哈电子琴、一把木吉他，带着妈妈做的骆驼毛毯、敦煌果脯、高中毕业证、亲戚们凑的一千块钱和一张一家人在饭桌前的全家福，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这一走，就是16年。
金宁上学时去北京参加夏令营的照片，这件红色运动服李艳霞至今仍保留着。受访者供图
一开始每隔半个月，金宁会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报平安。金宁描述的北京生活里，他和几个爱唱歌的朋友一起住在东城区潮湿的地下室，白天去饭馆洗盘子，“我们演艺圈的都要体验生活”，老板还夸他干活认真；到吃饭的时候，饭店里伙计一起用筷子敲盘子，“又蹦又跳地唱歌”；晚上，他去地下通道唱歌，偶尔在附近的篮球场打球。房东对他也好，2003年，房东提出来地下室通风不好，让他搬到楼上住。
金宁语气轻松，好像一切都在往好处发展，“我一定要给你们个惊喜，我要去三里屯发展，以后上中央三台唱歌。”
这通2003年6月的电话成了金宁最后的消息。但在当时，没有人觉察到异常，李艳霞用“大大咧咧”解释一切，她没有金宁在北京的住址、不认识他的朋友、没听过他打工的饭店，出了单位的院子，她不知道金宁和谁在一起玩。除此以外，QQ、贴吧，一切可能的线索都断了。
高中同学李文杰回忆2003年9月最后一次见到金宁，他头发很长，在燥热的夏天穿一身西装，身上发臭。李文杰给了他几件衣服，请他吃了饭，金宁说自己没有路费，还给他拿了二十块钱。
直到2018年，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李文杰，李艳霞才知道金宁曾经在北京过得这么难。她和丈夫金振斌从儿子留下的信息里找线索，发现最后联系的电话是宝钞胡同的公共电话，电话亭已经换到了第五位承包商……李艳霞想起来，金宁提到过他有一群做音乐的朋友，“崔健的侄子和我玩得可好了。”
通过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李艳霞辗转联系到了崔健，对方回话，他没有这个侄子。
“我们流浪歌手四海为家”
最后的电话里，金宁说要去三里屯发展，李艳霞把北京的几条酒吧街都找遍了。她能数上来的有：后海有家酒吧曾有人说看到过金宁；上地有一片曾经流浪歌手的居住区；动物园旁边也有过几家酒吧……一张北京地图，李艳霞翻烂了。
李艳霞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去胡同里打听儿子的线索。新京报记者 卫潇雨 摄
金宁还提到过身份证被饭馆扣下了，需要补办，说他想家了。李艳霞推断，他可能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做流浪汉了。她把查找范围从流浪歌手扩大到流浪汉。
金宁失踪10年后，按照规定被撤销户口，当初的报案也已失效。2018年底，经媒体报道引发关注后，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局将这起失踪案重新立案，重新记录，并为金宁父母做了DNA检测。
最近两年，一批热心网友聚集起来帮助李艳霞。“爱心接力群：金宁回家”群聊里，有三分之一是流浪歌手，他们现在的身份包括琴行老板、音乐培训老师和打工者。
2018年，春天乐团的主唱任彬也加入志愿者群。他记得李艳霞聊天时热情、客气，只要别聊到孩子。
聊到找孩子，李艳霞马上就哭了。任彬给李艳霞分析金宁可能去的地方，琴行、酒吧、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地铁口，除此以外，还有地下室、饭馆和工地。他给李艳霞讲自己北漂的经历，李艳霞想起来金宁，又哭了。
通过任彬，她才想象出金宁没有在电话里描述出来的那部分生活。
按照世俗定义，任彬混的不算成功，来北京10年才组起了乐队。到现在，他靠做音乐培训老师维持生计，乐队的贝司手是酒吧歌手，鼓手在家里带孩子，吉他手成了后期制作人，键盘手是个宅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专辑录歌的日子总凑不齐，一张专辑花了5年时间，在音乐网站上，每一首歌的评论数都是0。今年过年回家，妈妈还劝他，“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可对他来说，放弃音乐太难了。
像很多被电影、诗和音乐吸引的北漂歌手一样，2002年，福州的酒吧驻唱歌手任彬看了电影《北京乐与路》，当即决定去北京追梦。朋友劝他，北京太苦了。任彬把电影看了三遍，冬天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随身带着吉他、一包CD、几本书和一百多块钱。
流浪歌手任彬去医院看望手术后的李艳霞。受访者供图
真实生活的苦比电影残酷多了，他和朋友住在不到十平米的地下室里，一天12块钱。房间潮湿又黑暗，空气散着发霉的味道，衣服永远晒不干。有段时间房间墙壁渗水，到处是细密的水珠，房东问他们，要不要换到好点的房间？好点的房间一个月贵100块钱，他们拒绝了。
到北京，任彬才发现，流浪歌手太多了。2002年，想去地下通道唱歌得排队，尤其是西单、公主坟、前门这样人流量大的地方，晚上7点到8点是一拨，8点到9点是一拨，一直持续到12点，有很多拨人来争夺地盘，有时候甚至要打架。
靠音乐养活自己几乎不切实际，流浪歌手们大都得再找一份工作。任彬发现，想去三里屯的酒吧做服务员都要求会说英语。最后，他找了份工人的活，一个月300块钱，不包吃住。加上晚上卖场挣的钱，只勉强够维持生存，最困窘的时候，买不起一包方便面。
过年，北京的外地人走空了，他一个人在地下室里弹琴唱歌，出去逛庙会打发时间。到北京后，任彬6年没回家。身边的朋友们有一半都不回家，聚在一起，还会相互比较没回家的年数，“那个时代好像就有这种风气，你说你几年没回去，他说我比你好，多两年，觉得越长没回家越独立。”
李艳霞在贴吧里发帖子，有人回复她，“阿姨你放心，我们流浪歌手四海为家，活得好好的，你不用找了。”
李艳霞不放心，她想着，总得知道在哪？在干什么吧！
底下的人吵起来了，“你找他干啥？你不是打我们流浪人的脸吗！到处喊媒体找人，我们怎么活？
在鼓楼找儿子的时候，她遇到过两个流浪歌手，20多岁，头上包着纱巾、穿得挺洋气。他们告诉李艳霞，他们靠唱歌挣钱。但是，大街上的人都行色匆匆，没人听他们的歌。“为什么不回家？回家肯定能找着工作。”李艳霞劝他们。“不好意思回去了！”他们说。
所有人都想出人头地，想从街头唱到大舞台上，可是没几个人像西单女孩那么幸运。李艳霞听在后海唱歌的歌手说，北京有12万流浪歌手，她说，在她接触的流浪歌手里，“85%都不愿意回家。”他们都做着成为汪峰的梦，但“汪峰有几个？”
为了寻找金宁，任彬把十多年没联系的朋友都渐次找到了，没有线索；三里屯的酒吧街每年都去，一无所获；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里，金宁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流浪歌手们互相打听，在地铁的、在天桥的、在地下通道的，照片发在微信群里，没有一个人想起他来。
李艳霞问他们，“你们一般都在哪唱歌？”
流浪歌手告诉她，大城市，人多的地方，旅游景点。李艳霞就往丽江跑、往成都跑、往海南跑，跑了30多个城市。有人说几天前在宽窄巷子看见过像金宁的流浪歌手，李艳霞马上跑去，保安听说了，连着帮她看了4天的监控，去丽江古镇，一条酒吧街走过去，刚走进酒吧大门，歌手告诉她，“阿姨，我们整个丽江的歌手都知道了！你放心，我们都给你在微信上转发。”
可金宁还是没有找到。
2018年，有志愿者提供消息，羊坊店市场有个像金宁的流浪汉，李艳霞跑过去看，哪里都像，只是鼻子比金宁尖。李艳霞能清楚辨认出金宁的脸，他的左边眉毛有一道小疤痕，鼻子是蒜头鼻，下巴圆圆的，随她。曾经，有个救助站的站长说有个流浪汉“百分之一千”就是金宁，“我做过法医，看人特别准”，李艳霞跑去看了，不是，全天下只有她了解金宁。
羊坊店的这个流浪汉低着头，那天下着雨，他穿一条破裤子和拖鞋，坐在地上哆嗦。旁边扔了被子和裤子，是卖菜的人可怜送给他的，他也不用。李艳霞看了心疼，卖菜的人告诉她，流浪汉在这里已经五年了。李艳霞掏出口袋里仅剩的十块钱给他。
他拿了钱也不吭声，紧紧攥住，李艳霞问他，“你想不想家？”流浪汉低头哭了，眼泪掉在十块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