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左）与师父李庆海。
改革开放后每天收听单田芳评书的观众超过1亿人次。
惊堂木一拍，白纸扇一抖：“咱们言归正传！”
人们熟悉单田芳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分解了几十年，2011年年初他出版了自传《言归正传》，讲述自己的故事。新京报记者在该书出版前曾和单田芳有过一次深度采访，那年老爷子76岁，在他北京的家中缓缓开腔，感慨万千。
曾想当医生结果继承家业说评书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下九流”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确实心酸。
我生在天津，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给人敛钱。一段书三分钱，“捧场了捧场了”，就这么喊。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当时我心里觉着，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我可不愿干这个。
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想的是念书考学。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个白大褂，戴个听诊器，往屋里一坐，多绅士啊，起码不受风吹日晒。可是赶上得场大病，上不成学了。家里人说，你还是学评书吧。
虽然我那会儿不会说评书，对这门艺术也不感兴趣，可是因为家里的熏陶，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说书的，所交的朋友大部分也是搞曲艺的，说评书的、唱大鼓的、说相声的，他们每相聚在一起，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妈也在不断地学习，她怕学到的东西忘了，就叫我做记录，尽管我那时不会说书，但做的记录太多了，像《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五虎平西》《呼杨和兵》《三侠五义》等书，都做过详细记录，那会儿年轻，脑子好使，听一遍就忘不了，虽然我那时还没有说书，但满肚子都是书。
第二年，我就拜了李庆海为师，并和师父去了营口演出。按辈分我师父是庆字辈的，我应该是田字辈的，从此单传忠改名叫单田芳。我就开始每天跟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他说《小五义》，他在台上说，我在台下记录，到了晚上师父开始给我上课，教给我说评书的要领，以及表演人物的技艺。
评书其实就是口头作文，有很多不合乎语法的口语化表达，包括歇后语、家乡话。我们都是提前打好腹稿，词儿很多是临场发挥。
如果我没记错，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1956年大年初一第一次登台表演，到了1957年，我已经成小红人了。
四海为家苦漂泊，44岁重返舞台
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里高兴。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辽宁鞍山定居，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
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农村。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是毛粮，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哪够吃？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咱是外来户，戴着“帽子”下来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满腹委屈无处申诉。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四年，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我心想这样下去，非死在这儿不可。与其等死，不如铤而走险。
我就跑了。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到处都有民兵，天罗地网，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就在外头漂流。哈尔滨、长春、沈阳，好多地方。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会制作一种手工艺品，叫“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叫我女儿去卖。人家一看，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就都来买。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块了，就能买粮吃。苞米面一斤三块钱，那也得买，也得活着。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外边漂着呢，是有朋友告诉我，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有说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这词，古书里边有，现如今不可能。朋友说不骗你，党中央给做主了。
1978年，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嗓子动了三次手术，满嘴都是假牙
要说我这嗓子，也是在那会儿落下的毛病。因为落实政策的事，一直迟迟不能解决。着急上火，我的嗓子出了问题，几乎说不出话来，吃了很多治嗓子的药也不见功效，右耳朵也聋得不行。后来，又忙着恢复茶社，成立新的书曲队，着急上火嗓子坏了，耳朵聋了。动了三次手术，我的嗓子变成了现在这样。
“文革”的时候，我的牙齿被打掉了几颗后，牙就疼，从来没有间断过，开始戴牙套演出，结果掉颗牙就得换个牙套，得适应很长时间，刚合适了，别的牙又开始松动了，又得去拔牙换新牙套，作为一个评书演员，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齿，牙出了毛病，对我来说是个大的威胁。到了1984年，我一狠心把满口的牙都拔掉了，换了一口假牙。
俗话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这些年来，我一直跟我的满口牙做斗争，总是忍着牙疼，说书录书，或到各地去演出，满口假牙安好之后，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折磨和痛苦。你想，满口塑料嵌在牙床子上，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总觉得满嘴里都是牙，连舌头都没有地方待了。大夫给我打麻醉针、镇痛剂，我是镇痛片不离手，有时候疼得连觉都睡不着。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率队到安徽省巢湖去演出，我的上牙龈肿了，还化了脓，长了好几个脓包，不敢吃饭，甚至连热水都不敢喝，可是演出的日期又不能更改，我只好忍痛坚持，在我临上场前，让我的同事找一根大针，叫他把我上牙龈的脓包全挑开，找点药棉花和纱布往外挤脓，同事们下不了手，我就找来一面镜子，忍着痛自己挑，挑破之后，往外挤脓，当血水淌净了之后，就不那么疼了，然后我又戴上假牙，坚持去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头痛欲裂，只好到医院去打镇痛剂。即使这种情况，我的演出依然没有间断过。
日均一亿观众收听全在自家录制
说书这行当，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新局面。书还叫评书，说法不一样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没有观众。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风，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还有个主任，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们当观众，他们也是人，我在里边说，看外边他们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开始是到北京电台去录，后来我自己办公司，租用录音室，一来费用较高，第二个，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有时候堵车，急死也过不去。我一看，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墙上贴隔音板，地上铺地毯，麦克风买好点的，门加厚点关上，我在家也能录。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睡不着啊，工作积压在一起，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来满天星斗，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点哪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
这些年下来，要说哪儿是家，真是个难题。如今我人和户口都在北京，公司事业也在北京，在北京工作16年了，北京就是我家呗。北京郊区，尤其怀柔那边，可玩的地方太多了，我说还出国溜达什么啊，哪儿也不如北京好。
可人老了，就常想念老家。我76岁，也忙不了几年了，心里想着，最后还是得回家。我从鞍山出来，老家熟人多，亲戚多，没事串个门，叙叙旧。北京当然也有好多朋友，可有几个人是打伪满洲国那会儿过来的？讲起过去的事儿，还是找东北那些老人。
这辈子最崇拜英雄感叹人生就是熬
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评书是传统艺术，后继有没有人，是个问题。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其实并非如此。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那些小县城里，说书人很多，只是还没什么名气。现在都讲究品牌，电台、电视台也一样，放单田芳的评书，听的人多，就有企业愿意拿钱做广告。
最近两年我倡导“红色评书”，想的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建党九十年，咱们应当说说新中国来之不易，说说这些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这想法出来，好多人都支持，正琢磨头一个讲谁合适呢，遇上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她是长征时候最小的战士之一，给我讲她的经历，讲她的父亲，我很受感动。关于贺龙的书很多，我翻了很多，整理出来，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录了三百集《贺龙全传》。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直到受“四人帮”迫害致死，都录下来了。
从《三国》《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现在写本自传，取名《言归正传》。说了一百多套评书，老是别人的故事，到这儿言归正传，说说自己。从日本人、国民党那年代过来，经历“文革”、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让年轻人多知道点老一辈的个人史，我觉得还是有益。动笔太累，我还是习惯说书，口述着录下来，让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万字。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实就一个字：熬。
采写/新京报记者 武云溥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
图片提供：中国工人出版社《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乱世枭雄》（全四册）《单田芳自选集》《白眉大侠》（全四册）系列丛书
（采访及拍摄于2010年12月，部分内容摘自《言归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