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新型社交公寓受年轻人青睐，App交房租休闲娱乐不出楼
花这么多钱租房，两个人不心疼。客观上讲，东二环胡同里的便宜房子，洗澡和上厕所都不方便，冬天还很冷，他们两个人住不惯。魏思凡考察过公司周边的一居室，比较多的选择就得租到工体，每月也要七八千元，对比下来他们的房租不算贵。共享际虽然没有自家客厅和厨房，但这也不是魏思凡和杨晓宇的必需品。他们很少做饭，一旦要隆重地买菜做饭就特别想招呼邻居、朋友一起吃，感觉才值得花这个工夫。主观上讲，魏思凡并不看重眼前的工资多少，让他热血沸腾的是未来充满了机会和可能性。就像他和杨晓宇一定要回国，是因为过欧洲那种宁静的、舒缓的、日复一日的生活觉得没意思，北京的蓬勃发展才让他动心。“我还没到享受和养老的阶段吧，我才刚毕业，都是为了个人发展。租这个房子虽然很贵，但每天上下班花三四个小时效率太低了。我是以学习的心态在工作，别人是八小时工作，我住在这里可以做到24小时随叫随到。”魏思凡说。
租住在市中心，使上班族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
像魏思凡和杨晓宇这样的“90后”不知不觉已经成为租房市场的主力。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说，在中国的现状下，租房虽然是一个收入问题，但它也是跟年纪密切相关的。它总体上还是一个年轻人的话题。在北京，租赁市场上的主力军是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占比达到了74%。北京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城镇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是11.3073万元，有70%的租客收入水平低于这个数值。租赁市场是年轻化、低收入群体聚集的特点。可这一代的年轻人是目前成长环境最优越的一代，他们个性化，对生活品质有要求，并且舍得花钱。2014年易观智库与腾讯发布的《中国90后青年调查报告》里显示，77.3%的“90后”购买商品最主要的因素是自己喜欢，其次才会考虑价格因素，广告促销、导购等因素对“90后”的消费决策影响不大。
这样一代新消费者陆续到了毕业租房的年龄，他们的需求和人生规划对租房市场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落脚大城市还是“逃离北上广”魏思凡租住的楼里，一层有一个做成玻璃盒子的悬浮岛，楼顶有俯看东四保护区古宅的大露台。自从开业以来，这里的艺文活动就没断过，邀请百老汇的著名舞蹈编剧做工作坊，开露天电影派对，举办新书分享会，各种主题展览。
这栋楼还是各种主题胡同跑的起点，比如鼓楼片区精酿啤酒跑，大家要按照路线跑到参加的店里，喝一杯啤酒再继续跑。
魏思凡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协助这些活动的进行，他和妻子杨晓宇本身也非常喜欢这些活动。杨晓宇平时为了上班近住在亦庄，但如果东四有活动或者周末，她就要住过来。魏思凡说，自己在工作上没法全心投入地玩儿，那就让妻子过来参加，分享这种愉悦。
长租公寓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类似的这种眼花缭乱的活动在北京和上海很普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陆铭说，这都属于居住在大城市的福利。城市发展对服务有规模效应，特殊口味的菜品、小众电影、冷门的兴趣爱好都能得到支撑，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高。如果是一个重视生活质量的人，那么大城市生活的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从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角度看，大城市的收入更高，就业机会多，失业率低，如果所学是偏专业化的领域，更容易在大城市找到跟就业技能匹配的工作。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后工业化阶段，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以知识信息为核心竞争力，那么“人力资本外部性”这一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就需要考虑。陆铭说，大城市业务数量多，在一个行业里干得越多越久，经验更丰富、劳动生产率越高，收入就越高。并且跟周围受教育水平高、同行业经验丰富的人打交道，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大城市生活的好处多，成本却很高，房价和通勤时间是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市中心的房价翻着番地上涨。杨现领说，北京首次购房人群平均年龄已经从2013年的30岁推迟到2016年的34岁，基本上有每年推迟1岁的趋势，这说明房价对新北京人来讲越来越贵。即便买房，大部分人只能往房价相对便宜的近郊去落脚。如果把就业人数和居住人数做对比，以北京为例，职住比最高的地区有3个位于二环内，4个在朝阳CBD，2个在海淀中关村，北京的就业中心主要分布在东直门、国贸、中关村等地。
北京的居住区域却集中分布在通州、回龙观、天通苑甚至是河北省三河市的燕郊。据北京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北京五环外的常住人口达到1098万人，占北京的51.1%。根据滴滴出行对早晚高峰通勤距离和时间的统计，住在通州的上班距离平均是25.2公里，用时83.2分钟；住在回龙观的上班距离平均在17.8公里，用时54.8分钟；天通苑的这一数据是18.9公里和59.3分钟，燕郊的则是39.2公里和120.1分钟。通州区被定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城市副中心，早晚高峰的通勤距离主要在20到40公里之间，占滴滴出行订单总量的64.8%，另外还有超过10%的人需要每天跨越超过40公里去上班。
靠地铁出行虽然可以避免堵车，但也不方便。根据滴滴出行的调查，五环外地铁站的早高峰比交通早高峰早一个小时，晚高峰和夜高峰比交通晚高峰、夜高峰晚一个小时，说明地铁站在五环外站点稀疏，需要打车接驳。在城市内经常说接驳是“最后1公里”的问题，可出了五环就是“最后6公里”的问题，位于南六环的天宫院站平均覆盖距离是7公里，东部的通州潞城，北部的天通苑北平均覆盖距离也大于6公里。像魏思凡这样从南五环的亦庄到东二环内的东四九条上班，跋山涉水往返三四个小时，在北京是很普遍的现象。
8月14日，英国伦敦的一家新兴房地产公司率先提出Co-Living（合居）概念，致力于为都市青年提
那么真的要为大城市生活的成本问题而“逃离北上广”吗？陆铭今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书《大国大城》，受到研究房地产、宏观经济的人士的关注。他说，个人决策主要看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如果所在的是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的行业，更适合在大城市发展，低技能的消费服务业也适合在大城市，然后就看是喜欢快节奏的生活还是缓慢安宁的氛围。可就全球的规律来看，欠发达国家人口聚集程度不高，而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向大城市聚集的，甚至在人口已经负增长的日本，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仍然在增长中。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以知识、信息和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更加需要人口的聚集，更加需要大城市的土壤。
留下来的人，就要面对现实的居住问题。
太过初级的租房市场像魏思凡一样在距离办公室很近的地方租房子，是解决大城市居住和通勤成本的一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