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胡饼与烧饼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前基本上都认为胡饼就是最早的烧饼。然而根据文献的记载加以分析，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烧饼”在我国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九《饼法》中已有关于烧饼的记载：“烧饼作法：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当令起。髓饼法：以髓脂、蜜，合和面。厚四五分，广六七寸。便著胡饼炉中，令熟。勿令反覆。饼肥美，可经久。” 其中详细介绍了烧饼的制作方法。
烧饼与胡饼非常相似。其一，两者都传自西域胡人地区。唐代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卷三七《陀罗尼集》第十二卷中记载：“胡食者，即饆饠、烧饼、胡饼、搭纳等。”很明确地说明烧饼、胡饼都是胡食。其二，胡饼的制作方式是烘烤而成，而烧饼的制作方式也是烘烤而成的，如《齐民要术》中所载“烧饼作法”是“炙之”。“炙”即烤。《说文解字》中：“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 就是用火烤之。又如宋黄朝英的《缃素杂记》中记载“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
尽管说烧饼与胡饼都传自西域，制作方式也都是经烘烤而成，但两者还是存有差异。比如唐代的慧琳说胡饼、烧饼都来自胡人的“胡食”，但还是予以并列记载，这也说明两者是不同的食品，本质上有区别。“胡饼”面不发酵、无馅、撒有芝麻；而“烧饼”面发酵，有馅。不过《齐民要术》的卷八“烧饼作酢法”还记载：“……初作日，软溲数升面，作烧饼。待冷下之。经宿，看饼渐消尽，更作烧饼投。凡四五度投，当味美沸定，便止。”这里所载用于“作酢”的烧饼应该是无馅的，否则做不好“酢”。由此可推断，烧饼的面经过发酵，可有馅可无馅，但饼上无芝麻。
宋代是我国古代饮食文化的繁荣时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等著作都记载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食品名称。根据这些文献所载分析，当时南北地区对于胡饼和烧饼的称呼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北方地区如北宋的汴京等地，貌似没有“烧饼”之称，仅有“胡饼”。《东京梦华录》在卷二“饮食果子”中有“胡饼”，卷三“马行街铺席”中有“猪胰胡饼”，卷四“食店”中有“胡饼”，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中有“胡饼”。尤其是卷四“饼店”中载有专门的“胡饼店”：“凡饼店有油饼店，有胡饼店。若油饼店，即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胡饼店即卖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髓饼、新样满麻，每案用三五人捍剂卓花入炉。自五更，卓案之声远近相闻。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馀炉。”这其中列举了北宋汴京城里所卖的各色食饼，只有“胡饼”，却没有“烧饼”。
还有，北宋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画有一爿与现今“烧饼铺”颇为类似的店铺。该铺面敞开着，店内有三人，以及面案、烤炉等。其中一人在店内面案前俯身低头，用力揉面，另一人在烤炉旁弯着腰，右手拿火钳，左手上举，似乎从炉中取出烤熟的饼，还有一人则光着臂膀在另一处操作，面前有一类似现今北方用作烙饼、烙馍的“鏊子”，上面似有一正在烙的饼。店堂门外放着一张铺有台布的桌子，上面放着两只圆形的匾，内有十多只已烘烤好，待出售的饼。下方的匾内似有九只呈长圆形和圆形的饼，基本与现今的烧饼相类，只是置于匾底部靠外侧的一只圆形饼较大，与其他饼似有差异。上方的匾内似有三只饼，其中两只呈长圆形，中间一只呈圆形。
从《清明上河图》所绘该店铺的面案、烤炉，以及以待出售的“烧饼”等看，应是“烧饼店”。不过，“胡饼”也是用烤炉烘烤的，如《齐民要术》中有记载“胡饼炉”；白居易诗句中有“面脆油香新出炉”；宋代还有称“胡饼”为“炉饼”的等等，这样的话是否也可以看作是“胡饼店”。其实《清明上河图》中所画的无论是“胡饼店”还是“烧饼店”，并不排除“烧饼店”里也卖“胡饼”，如画中两个匾内较大的圆形饼，或许就是“胡饼”。同样，如果是“胡饼店”，也可以卖“烧饼”，如画中两个匾内除两只较大的圆形饼以外，应该是“烧饼”。总之，可以理解为当时汴京地区的实际生活中是有“烧饼”的。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载有“烧饼”；唐代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中载有“烧饼”；南宋时期的临安也有“烧饼”；唯独北宋汴京未见有“烧饼”记载，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因此，是否可以认为当时汴京地区“烧饼”并不称“烧饼”，而统统称为“胡饼”。
而在南方地区，比如南宋都城临安等地对“胡饼”和“烧饼”则是有区分的。《梦粱录》是仿《东京梦华录》所作，详细记载了南宋都城临安的风俗风貌等。在卷三中载有“胡饼”，卷十三“天晓诸人出市”中载有“烧饼”、同卷“诸色杂货”中载有“烧饼”、卷十六“荤素从食店”中载有“烧饼”。《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有各类食品几十种，在卷六“市食”中有载“猪胰胡饼”和“七色烧饼”；在“蒸作从食”中有载“烧饼”与“胡饼”；在卷七中有载“胡饼”、卷九中有载“烧饼”。《都城纪胜》也是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的民风民俗，其中在“食店”中载有“猪胰胡饼”。由此可见，南宋在南方地区，胡饼的称呼比较普遍，虽然与烧饼并列，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宋代以后，胡饼很少被记载了，如明末清初孙承泽的《春明梦馀录》记载了明代北京的风貌，其中在卷十八中载有“沙炉烧饼”“芝麻烧饼”“酥油烧饼”等，但没有“胡饼”。这不能认为宋代以后就没有胡饼了，而是胡饼基本上被“烧饼”之名所涵盖，烧饼已成了泛称。如明代周祈的《名义考》卷十二中载：“凡以面为食具者皆谓之饼，以火炕曰炉饼，有巨胜曰胡饼，汉灵帝所嗜者即今烧饼。” 认为胡饼就是烧饼。这种变化表明，一方面与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忌讳“胡”字有关，另一方面是胡饼和烧饼已经互为交融了。
从我国古代早期面食制作特点看，西域胡地以烘烤为主，中原地区以及南方地区则以蒸煮为主。胡地的食品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后，很快被中原地区的民众所接受，由于食品制作的技术含量并不很高，在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各地区的百姓根据自己的生活习俗和饮食习惯，在吸收外来民族食品制作方式的同时融合了本地的特色，尤其在宋代以后形成了多种不同口味、不同形式，不同特色经烘烤而成的“饼”，而“胡饼”“烧饼”“麻饼”的制作方式早已融入中原百姓的饮食文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