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前后的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一系列稳住经济基本盘的政策措施，并反复强调督促落实。2022年3月至今，中国经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一些经济指标明显走低”：工业生产、居民消费、私有部门投资、就业，以及物流人流，均呈低迷态势。[1]同时结构性问题凸显，中小企业经营和年轻人就业的困难尤其突出；[2]金融系统稳定以及地方财政状况也面临考验。[3]
一、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原因
当前困局原因何在？直接原因是一系列超预期的因素。第一是疫情冲击超预期。同时，疫情之下地方政府收入下降，防疫和保民生开支上涨，财力困难。
第二是2021年以来的经济深度调整超预期。去年以来，对以教培[5]、互联网[6]和房地产行业[7]为代表的多个领域进行的结构调整和规制重塑，带来了相关领域深度的调整。
第三，国际形势动荡超预期。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了全球供应链和金融体系，给中国的外贸和外资造成了很大压力，中国企业的全球扩张也遇到困难。[8]同时，美欧日疫情期间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自197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大通胀，美联储加息周期中美国经济衰退概率大增。[9]
这些超预期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当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超预期因素的冲击下，居民和企业收入下降，支出刚性，就业和经营困难，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自然的反应就是收缩消费和投资，就业更加追求稳定，经营规模收缩，静待宏观形势明确好转。这种情况下，居民和企业的消费以及投资需求仍在，只是流动性不足迟滞了这些需求实现的过程；企业的产能也未严重受损，也是因为流动性不足、需求收缩、不确定性增强，导致产能利用不足；最后叠加市场主体的预期因素，加深了需求和产能收缩的程度。
将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理解为中短期的流动性危机，有两重含义。第一是中国尚未发生由于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带来的中长期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目前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仍然是短期的，是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发力及时扭转的。不宜过分夸大危机的严重程度。中国经济中长期（10年左右）的基本面仍然向好，韧性十足。
第二，此次流动性危机叠加内外多重因素，预期的转弱尤为严重，[10]经济难以自行修复。中短期的流动性危机持续下去，可能造成资产价格*，市场主体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主体因为资产价格*而债台高筑，“躺平”了的居民持续性地收缩消费、购房、工作上的努力、乃至结婚生育，而企业持续性地收缩投资、产能和创新以降低负债，经济进入长期低迷。[11]因此，目前各方面政策需要高度重视、充分发力，及时扭转需求收缩和供给受挫的局面，改变市场主体的预期。
当前困局下，市场主体有两点突出的担忧：一是短期内稳经济的政策到底落实情况如何？其力度是否足以在短期内扭转局面？二是更长期的担忧，中国政府是否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并平等、依法对待市场主体？结构性改革能否继续深化？
当前的困局是短期的，但其引发市场主体的担忧和疑虑，却可能是长期的。作为一个自然资源并不丰沛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靠激发人的努力奋斗实现的，本质上是人们对未来的美好预期的自我实现。如果我们的体制和政策不能继续激发人们对未来的美好预期，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稳经济政策的出台及其对预期管理产生的效果，就成为中国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催化剂。
二、稳经济政策及其逻辑
面对当前困局，从国务院到各级地方政府计划或者正在推行哪些政策来稳住经济大盘？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6方面33项措施来稳住经济大盘。6大方面包括：财政及相关政策；金融政策；稳产业链供应链；促消费和有效投资；保能源安全；做好失业保障、低保和困难群众救助等工作。[12]之后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和一系列“国常会”不断督促落实。这些政策属于中国面临短期需求不足和流动性危机采取的“标准动作”，同之前强调的“六稳六保”在目标和发力方向上一脉相承。[13]
这些政策的思路和逻辑是什么？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于调控中短期的总需求；[14]第二类是结构性改革措施，用于消除经济运行当中的结构性扭曲，提升中长期效率。
2012年以来，中国面临增长持续放缓、总需求长期疲软的经济形势，其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是：以财政政策发力为主，特别倚重政府基建投资拉动总需求；货币政策稳健，对货币总量宽松非常谨慎，强调结构性货币政策；[15]结构性改革阶段性重点明确且调整迅速。[16]目前公布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承袭了这些特点，以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为主，辅以多个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措施。
国务院稳经济6方面33项一揽子政策措施中，有24项直接与财政有关。财政政策主要的工具有基建投资、减税降费和财政补贴。发力的方式有存量政策前置和增量政策出台。此次稳住经济大盘主要依靠存量政策前置。增量政策一是需要时间，二是“二十大”之前政府出台增量政策会更加谨慎。
基础建设投资是重点，提出要加快推进一批论证成熟的水利工程项目、抓紧推动实施一批能源项目、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这些主要都是存量项目加速上马。为此，要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并扩大支持范围。由于上半年专项债发行基本按照正常节奏，并没有前置发力，因此留有空间。[17]注意，此次提出的是全面推进各项基础建设，而不仅仅是近年来强调的新基建建设。对新基建的支持，体现在优先考虑将新型基础设施、新能源项目等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
减税降费方面落实最快，延续了中国自2018年以来在减税降费方面的果断作风。目前的做法仍然主要是存量政策前置，抓手是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研究将批发和零售业等7个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新纳入按月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全额退还存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18]同时，2022年已下达的用于支持基层退税减税降费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达到1.2万亿元。此类政策相当于为企业提供现金支持。
财政补贴方面，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支持；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加大对企业稳岗扩岗补贴力度；扩大实施社保费缓缴。这些政策延续了中国民生方面财政政策的一贯风格，以针对生产和就业的支出为主，直接生活补助和兜底政策强调不多。
货币政策目的是调控货币的价格、总量以及结构。当前货币政策的基调仍是适度宽松，强调不搞“大水漫灌”，不透支未来；对于货币总量宽松非常谨慎，强调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强调优化结构。[19]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相对比较被动，主动发力刺激经济的功能相对弱化。国务院稳经济政策提到货币金融政策，强调 （1）加大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2）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力度。货币政策的基调仍然是稳健中强调结构，事实上是服务于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目标，起保障作用的。
对货币政策，特别是总量刺激型政策的极度谨慎，一是来自于对2008年以来美欧日央行非常规货币宽松政策的警惕；[20]二是担心宽松货币刺激房价过快上涨；[21]三是认为目前货币已经较为宽松，且美联储加息限制了我们降息的空间。[22]对于最后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从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预期通胀率）的角度看，目前中国的货币或者信用总量并不算宽松，在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可能还是偏紧的。[23]至于是因为货币政策不够宽松还是货币政策传导受阻，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分析。与此相反，目前处于加息周期的美国，其实际利率远低于中国，仍然是货币更为宽松的经济体。[24]
国务院稳经济的结构性措施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交通物流保通保畅，疏通物流人流的堵点。[25]这是缓解当前流动性危机最重要的结构性政策，因此也是“国常会”反复强调最多的政策。但其是否见效，取决于疫情变化和防疫政策的调整。第二，改善私有部门的营商环境，减少制度约束和政策摩擦，提高政府保障和服务水平。这是长期改革目标，短期有抓手可以重点推进，但见效需要时间和过程。第三，产业政策，强调汽车产业和平台经济。[26]这两个行业对消费、投资和年轻人就业有巨大影响，力抓它们属于对症下药。
上述稳经济政策的整体逻辑是帮助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迅速缓解现金流和资金链困难，以提振需求、稳定供应链、保障就业，并且稳固信心。政策覆盖全面，重点突出，对当前困局针对性极强。目前国务院正不断督促强化落实，因为中央清楚地认识到，当前中国面临的是中短期的流动性危机，稳经济政策发力越快越果断，政策付出的代价越小，越接近于快速退出的一次性政策。
三、稳经济前景展望
稳住经济大盘的各项措施陆续发力已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目前看进度和效果如何？比较明确的是，减税降费各项政策已经快速落地，基建资金到位和项目开工表现也比较积极，[27]其他政策发力的表现还需要更多信息佐证。宏观经济数据来看，6月份各项经济指标基本企稳，开始边际上反弹；[28]市场情绪逐渐修复。[29]这些反弹有多少是政策的效果，以及反弹能否持续，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稳住经济大盘各项措施持续发力之下，未来半年至一年中国经济总体走势如何？我的看法总结起来，三个判断，两个关键。
第一个判断，2022年3季度，中国经济将加速反弹。判断依据，一是疫情造成的流动性危机是短期的，且政策面已经高度重视，仅凭前置的存量政策就足以支撑3季度反弹；二是“二十大”之前稳经济目标会层层分解到地方，各地将用足前置的存量政策，甚至推出一些临时性的增量政策，如放松房地产市场管控，[30]3季度数据不会难看。
第二个判断，2022下半年就业、消费和预期不一定有实质性的回暖，经济反弹力度将会小于2020年下半年。判断依据，一是奥密克绒与原始新冠病毒性质差异很大，如果现有防疫原则不调整，疫情的“尾巴”可能会拖得很长；[31]二是市场主体对疫情的预期与2020年完全不同，当时普遍认为疫情将在短期内结束，因此解封后消费和投资都快速反弹，[32]而当前普遍预期疫情的影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三是此次稳经济主要靠政府基建投资扩张，特别是存量政策前置，可能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能否激起经济持续内生复苏，尚待观察；四是2020年推动经济快速恢复的主要动力比如互联网行业、房地产、出口等，目前都动力不足，之前结构性措施引起的互联网和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仍在持续中。
第三个判断，2022年4季度乃至2023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大概率波动中调整。判断依据，一是届时前置的存量政策用尽，美联储加息和美国经济的衰退预期又会进一步压缩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二是增量政策如何布置和发力，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三是中国大概率将开启新一轮深层次结构性改革，新的结构性改革与中短期经济复苏的关系也未可知。
两个关键是地方财政状况和金融系统稳定。财政和金融是缓解危机的两手工具，但其本身也可能成为危机的源头。地方财政方面，疫情和房地产深度调整双重压力之下，地方财政本身就困难重重。当前稳经济政策又要求地方“减收增支”，财政压力非常大。观察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判断稳经济政策能否持续有效的重要窗口。金融方面，稳住经济大盘各方面的压力最终将汇集并反映在金融系统上，金融系统的稳定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信心和预期。政府需要极度谨慎对待，市场需要随时密切关注。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在长期（10年左右）仍然向好：人力资本充足、[33]产业链完整、市场经济基本架构与国际市场接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仍在，地区间不平衡带来的发展动力依然强劲。目前观察到的国际供应链转移和重塑并不能说明中国经济竞争力下滑。[34]但基本面向好不等于增长潜力能够自动兑现：经济增长是市场主体对未来的信心的自我实现。市场主体缺乏信心的情况下，增长潜力是无法兑现的。所以，一切稳经济大盘的政策，从根本上都是在稳信心。信心从哪里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实践，只有实质推进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提振市场信心。
最后总结，当前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最大的不确定性：疫情变化和防疫政策调整。最大的确定性：中央提振经济的信心和决心。两者交互，中国经济短期反弹无忧，中期持续复苏面临挑战，长期（10年左右）基本面依然向好。
[1] 根据CEIC数据库，2022年4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9%，消费品零售同比下降14%，工业企业存货同比上升20%，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3.2%，城镇调查失业率6.1%（2020年2月以来最高点），铁路旅客周转量同比下降80%，公路货物周转量同比下降6.6%，服务业PMI为36.2（50以下为收缩，2020年2月以来最低点），消费者收入信心指数93.2（2016年有数据以来最低点），消费者就业信心指数80.4（2016年有数据以来最低点）。
[2] 根据CEIC数据库，2022年5月，中国城镇16-24岁调查失业率为18.4，为2018年有数据以来最高点。
[3] 根据CEIC数据库，2022年5月，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同比下降8.9%，为2008年9月有数据以来最低点。
[5]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对相关企业影响极大，多支海外上市的中国培训机构股票*超过80%。
[6] 以2020年蚂蚁集团上市叫停和2021年滴滴下架整改为标志，中国政府展开了对互联网行业，尤其是平台型企业的严厉监管，引发资本市场对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担忧，多支中国概念互联网企业股票*，互联网头部企业扩张放缓，甚至出现一定规模的裁员。
[7] 房地产行业，由于2021年以来“三条红线”“两集中”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去杠杆，以及在需求侧对居民的限购限贷，自2021年10月以来，中国商品房销售就陷入持续低迷，2022年2月以来受疫情影响衰退程度更深，5月份同比下降23.6%。
[8]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遇到的挑战，有经济因素引发的，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在美上市“中概股”会计底稿的要求，引发多支“中概股”退市风险；也有非经济因素引发的，如2018年中美贸易战中，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等中国企业列入其“实体清单”，限制其获取美国技术。在其他国家如印度，华为、Tik Tok等企业也遭遇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限制与抵制。
[9] 2022年5月美国CPI同比上升8.6%，涨幅创40年来新高；不少欧洲国家通胀也处于1990年来的高位。2022年6月15日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市场预计2022年7月美联储将再加息75个基点，并在未来一段时间连续较大幅度的加息和缩表。这也引发了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10] 根据CEIC数据库，城镇储户未来就业预期指数在2022年2季度下探至44.5，为2009年2季度之后的最低点。
[11] 日本在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价格*使得居民和企业陷入资不抵债的恶劣处境。企业即使运作正常，实际上已经技术性*。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会将企业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在停止借贷的同时，将企业能够利用的所有现金流都投入到债务偿还上，以求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而居民也由于房价*陷入技术性*，不得不长期收缩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偿还债务。
[12] 33项具体政策措施，其中财政政策7项：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并扩大支持范围、用好政府性融资担保等政策、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扩大实施社保费缓缴政策、加大稳岗支持力度；货币金融政策5项：鼓励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货车司机贷款及受疫情影响的个人住房与消费贷款等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力度、继续推动实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提高资本市场融资效率、加大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稳投资促消费等政策6项：加快推进一批论证成熟的水利工程项目、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因地制宜继续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稳定和扩大民间投资、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稳定增加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保粮食能源安全政策5项：健全完善粮食收益保障等政策、在确保安全清洁高效利用的前提下有序释放煤炭优质产能、抓紧推动实施一批能源项目、提高煤炭储备能力和水平、加强原油等能源资源储备能力；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政策7项：降低市场主体用水用电用网等成本、推动阶段性减免市场主体房屋租金、加大对民航等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企业的纾困支持力度、优化企业复工达产政策、完善交通物流保通保畅政策、统筹加大对物流枢纽和物流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重大外资项目积极吸引外商投资；保基本民生政策3项：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支持政策、完善社会民生兜底保障措施。
[13] 201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方针，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2020年4月，中央又提出“六保”的新任务，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14] 财政政策的优点在于作用方向和范围非常明确，在实体经济中落地较快，且容易布置与考核；缺点在于项目选择和实施缺乏市场化机制，刺激之下地方往往盲目上项目，容易造成项目效率低下、回报不高，并在长期中增加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另一缺点在于可能挤出私有部门投资，并不一定能够充分拉动总需求，特别是市场主体内在需求的复苏。货币政策的优点在于市场化，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给市场注入流动性，由市场决定资金的配置，可以有效触及私有部门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缺点是作用力度、方向和传导机制非常复杂，难以预料和控制，“宽货币，紧信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另外，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时，资金难以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空转引起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房价加速上涨。
[15] 张斌（2021）指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2012年以来遇到了保增长（就业）、稳房价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三难选择。三个政策目标只能兼顾其二，不能三者兼得。如果选择保增长和稳房价，则不能降低利率，而必须通过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提升总需求，代价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如果选择保增长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则必须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但房价上升可能控制不住。如果选择稳房价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则既不降利率也不扩张政府债务，代价就是需求不足带来增长低迷和失业率上升。”
[16] 近年来典型的结构性措施如对钢铁和煤炭等行业去产能、宏观降杠杆、房地产调控等都是在一段时期重点明确，推行果断，并且在新的结构性措施出台之后重心迅速调整，体现相机决策的风格特点。
[17] 根据2015年颁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债券）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专项债与地方政府一般债相对应，是政府融资的一种方式和渠道，针对项目、定位精准且不归入财政赤字。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地方专项债新增限额3.65万亿元，与2021年持平，2021年已发未用的地方专项债规模约1.0万亿元。2022年1~6月，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34062亿元，占全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3.65万亿元的93.3%，占已下达新增专项债限额3.45万亿元的98.7%。这一发行进度明显快于往年同期。此前国务院要求，加快2022年已下达的3.45万亿元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在6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力争在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专项债将在2022年3季度集中加快实物工作量。可以看到，2022年专项债基本保持一个正常的年内前置节奏，较此前提前一个季度。而已发未用的专项债和未来新增专项债仍留有空间。
[18] 留抵退税就是把增值税期末未抵扣完的税额退还给纳税人。增值税实行链条抵扣机制，以纳税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为应纳税额。其中，销项税额是指按照销售额和适用税率计算的增值税额；进项税额是指购进原材料等所负担的增值税额。当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时，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会形成留抵税额。留抵税额主要是纳税人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在时间上不一致造成的。国际上对于留抵税额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允许纳税人结转下期继续抵扣或申请当期退还。现行税制下，中央财政负担50%退税资金。财政部2022年5月27日公布通知称，经研究，中央财政提前下达第三批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指标，支持地方落实好留抵退税和其它减税降费政策，有效弥补政策性减收，缓解财政收支矛盾，促进县区财政平稳运行。这笔资金列入2023年预算，库款于2022年先行单独调拨。预算分配表显示，此次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合计4000亿元（其中留抵退税规模较预算增加1400亿元），加上2022年度预算中的支持基层退税减税降费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8000亿元，共计下达1.2万亿元。
[19] 张晓慧等（2020）指出，“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方面做了诸多探索和创新，创设并完善了定向降准、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强化市场激励机制的同时，大力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积极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而2022年7月”国常会“强调，”通过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加大重大项目融资支持，有利于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条件下，更好发挥引导作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银行存贷款在规模和结构上更好匹配，实现扩大有效投资、带动就业、促进消费的综合效应“。
[20] 张启迪（2022）指出，发达国家过度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已经带来较高的政策成本”，包括“资产价格泡沫加剧、宏观杠杆率持续上升、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信贷扭曲和僵尸企业问题加重、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更加困难”等。
[21] 高善文（2022）指出，“在过去十几年的实践中，房地产每次走弱，政府都会积极救市”，而救市力度最大的方法就是降低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居民房贷利率。因此中国政府和市场都坚信总量宽松的货币将导致房价过快上涨。
[22] 2022年初，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加息预期将对中国货币政策形成制约因素。而奥密克绒疫情爆发之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当“以我为主”，货币政策未必受到美联储加息掣肘。例如张斌强调，“中国无需通过保持利差维护资本流动稳定。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和保持良好的经济景气程度是稳定中国资本流动的根本保障。不要担心利差引发资本外逃货币贬值，真正要担心的是汇率机制，尤其是经济状况。”
[23] 2022年4月中国实际利率（SHIBOR-CPI环比）在2%左右，尽管已经是2018年以来最低，但考虑到目前经济增长也处于2018年以来相当低迷的水平，这个实际利率显示中国的货币可能仍然偏紧。高善文（2022）也指出，“从历史平均水平看，当前利率水平也许是宽松的；但如果考虑到同期中性利率水平加速下降，那么当前的利率水平也可能就是紧缩性的，至少远没有简单对比所暗示的那样宽松“。
[24] 2022年5月美国实际利率（联邦基金利率-CPI环比）在-0.5%，如果用CPI同比来计算则更低，仍处于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区间。
[25] 2022年6月，国务院针对疫情防控对人员流动和经济生活的严重影响，提出“九不准”，即：1. 不准随意将限制出行的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地区；2.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等限制措施；3.不准随意延长中、高风险地区及封控区、管控区的管控时间；4.不准随意扩大采取隔离、管控措施的风险人员范围；5.不准随意延长风险人员的隔离和健康监测时间；6.不准随意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为急危重症和需要规律性诊疗等患者提供医疗服务；7.不准对符合条件离校返乡的高校学生采取隔离等措施；8.不准随意设置防疫检查点，限制符合条件的客、货车司乘人员通行；9.不准随意关闭低风险地区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的场所。
[26] 2022年5月3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减征部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对购置日期在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内，且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30万元的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27] 基建开工方面，机械装备制造商三一重工在2022年6月中旬的一次调研中称，目前公司挖掘机开工率约为80%，比5月的73%有好转；起重机开工率明显回升；预计挖掘机销售会在7到8月恢复正增长。
[28] 近日公布的6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51.7，高于5月3.6个百分点，3月以来首次高于荣枯线，为2021年6月以来最高；财新中国服务业PMI回升13.1个百分点至54.5，为2021年8月以来新高。两个行业PMI均有回升，带动6月财新中国综合PMI录得55.3，高于5月13.1个百分点。
[29] 高频数据显示，6月经济修复仍在持续，且呈加速态势，但仍未恢复至常态水平。机构对二季度经济增速的预期多集中在1%—2%之间。
[30] 2022年初至6月中旬，全国超200城出台稳楼市政策。为刺激本地楼市复苏，已有十多个城市宣布在棚户区改造中推出“房票”安置方法，近日更有省会城市加入其中。
[31] 2022年4-5月上海封城期间肆虐的奥密克绒病毒为BA.2变种。目前美国和法国等国主要流行的为奥密克绒病毒的BA.4和BA.5变种，预计7月底迎来一波高峰。而最近奥密克绒新变种BA.2.75又引起重视，认为可能取代BA.2和BA.4，在全球掀起新的疫情高峰。
[32] 2020年3季度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需求对经济都有较大贡献，其中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1.7个百分点，高出2季度4个百分点，年内首次正拉动；资本形成总额拉动2.6个百分点，较2季度回落2.4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0.6个百分点，比二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
[33] 中国未来10年人力的资本的基本盘：第一，尽管目前中国劳动力数量已经开始下降，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数量却持续攀升；第二，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在语言、文化、制度等方面较为独特，难以出现精英人群大规模向外移民的情况。
[34] 例如当前中国向越南的产业转移，更多的是中国企业面对各种外部形势变化做出的主动选择，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这些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上海世界经济学会青年分委会秘书长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