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隐私保护及反洗钱的要求等诸多现实条件，数码港元或将采取“中心化管理”加“分布式记账”思路尽量实现稳妥和效率的协调。在香港较为成熟的支付市场中，其吸引力何来？
数码港元作为全新的电子形式央行货币，对香港的货币及金融稳定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既将带来一系列效益，同时也意味着风险与挑战。图为近日香港中环金融区。《财经》记者 焦建/摄
文 | 《财经》特派香港记者 焦建
编辑 | 苏琦
积极研究并推进“数码港元”以应对电子支付等金融新科技逐渐普及所带来的影响，正成为中国香港特区实现其“数字化国际金融中心”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香港金融管理局近日公布《“数码港元”迈出新一步》政策文件，与其推出有关的演进图被大致勾勒了出来。
所谓“数码港元”，本质是数码版（中国内地称“数字版”）港元现金。当地研究过程中依语境涵盖范围不同常被简称为“e-HKD”或“CBDC (央行数字货币)” 。在货币发行局制度下，作为中国香港特区中央银行机构，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简称“金管局”）于9月下旬公布上述文件时称，为将来可能推出的“数码港元”所进行的准备，将采取渐进的“三轨道”方式。
较为审慎的态度并不令人奇怪。在进行相关研究的全球多地，央行数字货币的推进皆是需考虑多重因素、需解决多重困难的系统性工程。例如是以批发型（限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使用）优先还是零售型（面向公众，也被称为一般目标型）优先，亦或二者兼顾。
以此框架解析“数码港元”新动向的阶段性意义可见：此前中国香港优先考虑的是CBDC 在批发层面的应用。受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各方对改善跨境支付及汇款的需求增加，香港遂展开零售层面研究。层次亦逐步从高层级技术设计演化至能否及如何支持相关市场发展。希冀加速铺路可让香港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可推出。
推出数码港元被认为将有利于推动更快捷的跨境支付方案等，从而给香港增添新优势，确保其亚洲金融“一哥”地位；但在现实层面，新货币的应用场景尚不清晰及效率、成本优势不明显，涉及与发行等相关领域既有法律的修订、保护隐私与效率提升难以兼顾等问题仍存，从酝酿到花开或仍需一定时日。
对此，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近日则对外界解析称，“金管局会竭力为发展数码货币作好准备，亦会提供合适土壤使创新意念萌芽及成长，确保香港能继续在环球金融领域担当领导角色。”
“三轨道”推进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成熟完善的交易所和国际投资者群，以及沪深港通、债券通等投融资渠道，构成了香港推进港元数字化的框架性基础。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港元的吸引力出现下降。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资料统计：截至2021年8月，港元在国际支付中占比约为1.28%，排名第7，同比占比下降到1.48%。2022年1月，这一比例再下滑至1.13%，排名跌至第8。
为赶上跨境支付等领域一系列新趋势，香港从2017年起探索CBDC。传统意义上的央行货币包括纸币及央行储备两种形式。前者为可供使用的实体货币；央行储备则为电子货币，只供在央行设有结算户口的符合资格的金融机构取用。CBDC则既是电子形式，亦可供公众取用(即电子版硬币及纸币)，并具备一系列新的应用前景及功能(例如智能合约及加密)。
国际清算银行此前的相关研究报告则显示：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支付能够降低至少一半的中介成本，支付时间也从原先的3天-5天降低至2秒-10秒。
从演进角度看，因香港零售支付市场发展已较为成熟，CBDC 在批发层面的应用被作为优先领域，并随后开展了研究批发层面CBDC在处理大额支付及货银两讫结算的应用项目“LionRock”项目；2019 年，金管局与泰国银行合作启动“Inthanon-LionRock”项目。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等机构的加入，该项目已更名为“多种央行数码货币跨境网络”，即mBridge项目。
在零售层面，香港于2021年开始进行研究并展开相关项目推进高层次技术设计。受新冠疫情及加密资产市场活跃等因素影响，金管局于当年6月宣布在“金融科技 2025”策略下开展零售层面数码港元。同年10月，发表技术白皮书。今年4月，发表政策讨论文件。
相比港元，人民币数字化过程较为领先，中国内地已相继启动多个数字人民币试点。此外，中国香港亦开展数字人民币在港的跨境支付试点，并引导香港居民在内地使用数字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的探索给数码港元研究提供了经验。2021年10月，金管局在相关技术白皮书中提出：CBDC系统设计与数字人民币的机制设计基本相同，均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另据金管局副总裁李达志解析：数码港元由批发层面着手，希望可令跨境支付流程更快、更便宜和更方便。批发系统的设计需能配合日后零售层面不同设计选项的技术基础，无需作出大幅修改。
与其他由私营部门发行的加密资产相比，CBDC由央行机构发行及提供支持。一般认为，前者因去中心化而匿名性较强，但价格波动性较强，不适合用作储存价值、记账单位等。而在零售层面，CBDC的潜在效益则包括提高央行货币的供给度和可使用度、应对新型货币带来的挑战、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及满足未来支付需要，以及加强货币政策传导性等。
按照多位香港金融研究人士对《财经》记者的分析：考虑到平衡用户隐私保护及反洗钱的要求等诸多现实条件，数码港元和数字人民币的设计理念应该会大体保持一致，即摒弃海外虚拟货币去中心化的思路，类似 “中心化管理”加“分布式记账”。在拥有法币信用背书的同时具有不可伪造篡改、可追溯等优势，“尽量实现稳妥和效率的协调而不偏废。”
香港采用发钞行制度，目前港元由三家发钞行发行。金管局相关人士近日多次强调称，数码港元不会取代现有纸币和硬币。发行机构暂倾向用目前发行港元硬币及10元纸币的“硬币方案”框架（银行缴交美元兑换成数码港元），即由该局发行再通过银行分发到用户手上；另一可行方案为沿用现行纸币（10元纸币除外）的“纸币方案”（银行缴交美元换取负债证明书），即通过发钞行发行。在此基础上，目前还在讨论中的方案亦包括银行将现有总结余换作数码港元的第三种方案，其亦有一定优势。
在三种潜在发行机制中，纸币方案及硬币方案被认为较总结余方案更为合适。更进一步，如比较纸币方案与硬币方案，金管局则倾向采用后者，因它完全由单一机构发行数码港元，并保留着由代理银行处理一切与分发数码港元相关的面向客户工作这一好处。从操作角度来看，此方案较简单，又可以避免不同指定银行发行的数码港元在形式上可能存在差异，不容易产生混淆。
“不同发行方式大致对应着央行数字货币的不同发行模式，即需求驱动模式或者供给驱动模式。进一步从微观角度看，按照香港的货币发行局原则，货币基础的所有变动都必须以外汇基金所持有美元资产的相应变动完全配合。银行向客户提供数码港元前，需预留相应数额的美元作为支持资产。零售层面CBDC的潜在需求其实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比如潜在持有人可能需要调动存款户口的资金以换取零售层面CBDC，这将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在情况普遍发生时则会导致银行的被去中介化。”香港经济评论人博取对《财经》记者分析称，“银行为应对相应情景可能会以较高的利率挽留存款，或寻求较高成本的替代资金弥补流失的资金，这会增加整体资金成本。此外，在发生金融危机时，理论上零售层面CBDC也可能使银行面临较高的挤提风险。”
金管局则在相关文件中分析上述可能性时指出，要进一步缓减这些不利影响，发行当局可对零售层面CBDC加入如最高户口结余、每日转换及交易限额等保障措施及设计选项。当局亦可设立一套机制，一旦超过限额，超出的数额将自动转入收款人的银行户口。“只要设有适当的持有上限，‘存款替代’效应属可控。鉴于数码港元旨在用于小额零售支付交易的即时结算，这些相对宽松的持有上限不会令一般市民对使用数码港元却步。”
推出零售层面 CBDC 将会牵涉法律及监管规则修订、金融稳定，以及与现行支付方式的互动等等方面，故在推出时间表方面，数码港元将采取“三轨道”制推进：第一轨道以奠定技术及法律基础为主，使数码港元成为法定货币；第二轨道围绕数码港元的应用、执行及设计事项展开；第三轨道关乎正式推出数码港元，订下推出时间表。
2022年四季度起，前述一、二轨道将同步进行。按照金管局规划：整体进展“将视乎第一及第二轨道工作的实际进度，以及本地及国际市场的相关发展步伐。”
仍待解决的问题考虑到中国香港特殊的货币政策体制、支付环境及其他政策因素等，数码港元作为全新的电子形式央行货币，对香港的货币及金融稳定，以至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发展金融基建等)既将带来一系列效益，同时也意味着风险与挑战。
对于收益方面，结合香港目前的支付环境分析数码港元的应用前景可见：目前当地较为主流的电子支付系统包括八达通、转数快及源自内地的支付宝、微信支付等，这些平台或渠道需要一定中介费用且支持离线支付的场景受限。简言之，除年深日久已成为第二现金（可离线支付、完全匿名，但额度及充值手段受限）的八达通外，其余手段皆有不少不方便之处。
从2021年开始陆续发放电子消费券作为起步，香港希望这一过程既能推动新型电子支付手段在市民中的普及，亦能成为模拟数码法定货币发行及使用的试水。但从结果来看，也出现了因填错数据等问题导致未能领取消费券或等待时间过长等现象。
在理想状态中，实现了隐私及数据保护的平衡因此具有“可编程性”的数码港元，或可较大程度上避免类似尴尬。数字人民币的场景应用也可给数码港元提供借鉴，例如为市民安装法定数码钱包、发放交通津贴及账单支付等。政府借此可明确补贴用途、期限，从而快速、精准且近乎无成本进行“派糖”。
此外，可编程的零售层面CBDC在促进创新方面还有一系列其他场景：例如可支持智能合约(即符合了若干条件协议便会自动执行)、促进自动化付款(例如旅游保险，在符合特定的预设条件并经指定外部数据来源确认，旅客在航班延误时可自动获发赔偿金)等。
与收益相伴而来的则是风险。除保护隐私等常规考虑外，因执行智能合约需要依靠外部数据来源，一旦数据来源被入侵，整个系统的脆弱性亦会增强。再例如，假如智能合约发生程序错误或受到恶意攻击，也可能导致财务损失及法律问题等。
其他的法律问题还包括作为数码版的港元现金，其应具有法定货币地位，但这将涉及现有法律的修订（目前法定货币条文未包含数码形式发行的货币）以确保所有形式的香港货币都是在一致的法律基础上发行，复杂性也或令其所需要的研究时间延长。
为解决相应问题，香港相关部门曾就主要政策与设计事项进行了两轮咨询并收到多份回应。除前述相应问题外，外界对数码港元的关注还聚焦于其互联互通的程度及可兑换程度两大关注点。即数码港元与数字人民币的互联互通，以及应与现有支付系统（例如转数快等）兼容并实现离线支付，以助推广其使用。
对于前者的应用场景，金管局此前在公开文件已有设想：包括可与内地合作，发展双币电子货币钱包，并配合国家政策，先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试行，推动金融互联互通和资本流动。在理想状态中，数码港元能够为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居民提供便捷的跨境支付服务，既能推动当地电子商贸，也将进一步密切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的联系。
但对于没有跨境使用资金的香港居民而言，数码港元的普及可能仍需进一步考虑其吸引力，即如何实现互补现有零售电子支付的不足、解决痛点，或者比现有电子支付方式更为方便。
“这或许是数码港元能在百花齐放的香港零售支付生态中占据一定地位的关键。在多轮讨论过程中，香港相关部门也指出了当实物现金继续流通，在计息与否没有确定前提下，通过数码港元加强货币政策传导等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目前也很难确定其具体使用场景，说是目前定位稍显尴尬也行，说是面向未来的准备也可以。”前述分析人士也坦承。
“我们相信随着数码经济急速演变，未来或会出现变革，可能很快便会有数码港元的使用场景出现。”香港相关部门对此也分析指出，“因应市场急速数码化及全球支付环境日渐融合的趋势，我们会更聚焦于可能出现的新用例，并为此作周全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