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1980年。出版社供图。
晚年的冯至依然怀有新的期待：1988年，他在“科学与文化论坛”上所做的发言刊发在《科技日报》时即以“振兴教育，刻不容缓”为标题。家国命运仍是他心念所系，这是他历经时代波荡后的感悟与呼吁。
在1985年发表于《诗刊》五月号上的《新绝句十首》中，有一首《给一个儿童》，也可看作他对未来年轻世代的期待：
我的过去，你不会明了。
你的将来，我也难以预料；
我们今天携手同行，
共迎接又一个新春来到。
西人曾有一句谚语，叫作“让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本意是在嘲讽世间的富人找寻不到进入天堂之门。
在此，我想把上述谚语转化成一个新譬喻，因为人世间倒真就存在了这样的一个针眼：时间的针眼。只因无论是富人或穷人，名人或无名者，高居权位的人还是偏居乡野一隅的人，无论是骆驼，是骡子，还是马，迟早有一天都会穿过这针眼，无可避免。倘若我们中间有人已决心以文学为志业（其他领域自然也会有其志业），倘若我们经过了自己的一生，在即将穿过这时间针眼前，或许应该提前自问一句：自己能够携带什么来穿过。
冯至先生，废名先生，吴宓先生，老舍先生，李健吾先生，施蛰存先生，卞之琳先生，王佐良先生，金克木先生……这些前辈都是多能又多产、内心丰富而深情、隐忍又耐苦，从事文学活动的早期往往又非常跨界，诗、小说、戏剧、文学翻译都有涉足，同时也兼通了汉语古典文学（这是他们的译作表现出色的原因之一：母语的浸润）。他们已走完了各自的人生旅程，给出了答卷。等时间再过去一点，当我们回望上个世纪，排除社会地位的标准、活动能量的标准、粉丝多寡的标准而纯以文学与文化成就来衡量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愈发凸现的文化地位，且会将他们确认为该时段真正的人杰（就像我们隔了一千多年来认知唐代，更多瞩目并心许的会是文学家，是诗人，而不是帝王将相）。
他们的文学诗火，今天仍旧可以引燃我们手中的火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即以冯至先生、施蛰存先生等前辈为榜样，来规划、安排我的著述行动。感情与继承并不空洞，是可以切实践行的。
应约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为“诗人传三部曲”第二部李商隐题材的《少年李的烦恼》做最后的资料准备。我打算再挑选《冯至全集》中一些篇目来读，只为更好地认识他的文章功业，看清他的全息像。也打算重读里尔克《马尔特手记》（感谢译者曹元勇兄），我要用这部诗体小说为我即将开笔的《少年李的烦恼》汲取文体的能量，类似的触媒读物还有塞尔努达的《奥克诺斯》（感谢译者汪天艾君）和罗兰·巴特《恋人絮语》（感谢译者汪耀进和武佩荣）。
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文学译介首先为了滋养我们的心灵，而非一味地崇拜，它最终的目标，乃是启发并壮大我们的母语创作。关于这一点，冯至先生以及他那一代前辈作家已亲身实践并启迪了我们。
阅读，思考，翻译，还有创作。已然觉悟的我们需要用行动的果实——作品——来为有待开拓的文学新地插上自己的标旗。
9月9日
于从容斋
撰文/马鸣谦
导语/张进
编辑/张进 安也
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