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广为人知的“的”，协和语还有很多种。
有的协和语是改变汉语词汇原义或词义混杂而生造出的词。
如“献纳金属”，“御用挂”（溥仪的监护人、贴身秘书、联络官），“勤労奉仕”（劳动服务），“车票提涨”（提价）等等。其中“献纳”“御用挂”“奉仕”“提涨”就是生造词。再如“纷投”（纷纷参加），“振刷”（振奋）。
还有一部分是直接引用中国人似乎能听懂的日语词汇。
如“労働组合”，“勤労奉仕”，“労働力”（劳力），“遠足”（郊游），“従業员”（职工，工作人员），“出荷粮”（出荷的日文含义是运出货物，强制农民交出粮食），“手続料”（手续费），“料理”（菜、炒菜），“料理屋”（饭馆），“写真”（摄影），“苦力”（工人），“万年笔”（自来水笔），“看护妇”（女护士），“映画馆”（电影院），“通勤”（职工上班），“割当”（分配、分摊）、“表题”（标题），“志望”（愿望），“放送局”（广播电台）。
有些日语的发音很像中国的某种事物或物件名称，也成了协和语。
如，“轱辘马”就像带有轱辘的马，其含义是人力推车，或电瓶车。“非常口”电影院非常时期的出口，即“太平门”。“便所”大便之所，即厕所。“满员”即客满。“劳金”（工钱），挣钱说成“吃劳金”。“浮浪”即无所事事的流浪人。“猫哭透”日文汉字是“默祷”，含义是对死者默念、默哀。“邮便局”邮递方便的地方，即邮政局。车站叫“駅”（yì），类似中国过去的驿站。
再有，中文语法是主-谓-宾结构或动宾短语，而“协和语”说法按日语语法骨架，改成主-宾-谓结构或“宾动短语”。
如问：“你吃饭了么？”他回答“饭的，吃了”。再如“三宾的给”（扇嘴巴），“通行禁止”，“烟火禁止”，“粮谷出荷”，“员满”（满员，客满），“粮食配给”（限量分配供应粮食），达到××地说成“××着”。
甚至直接用日语代替中国语言。
如，把草垫子说成“榻榻米”，把提水的小铁桶叫“巴盖子”，把学习说成“便——可要（‘可要’连读）”（日文汉字为“勉强”），把向导说成“按奈”（日文汉字为“案内”），把“好了，对了”说成“腰西”，把混蛋说成“巴嘎呀路”。
作为一种两个人群临时的交流工具，协和语与一般语言相比特点十分鲜明。
首先是较低的词汇量。
协和语前身是侵华日军所谓的“大兵中国语”，即临时用语，表达上不会追求语言的丰富精确，对方能听懂就行。词汇往往局限于简单交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买不买”、“多儿钱”、“干活计”、“来”、“什么”、“王八”、“没有”之类。相应的，协和语在句式上也比较固定，方便在不同场合机械套用。
其次，作为汉语和日语混合的产物，协和语也会引入一些通俗易懂的日语词汇。
中国人熟知的“哟西（よし）”、“咪西（めし）”、“哈依（はい）”等日语词，很大程度上就是协和语。而诸如用“料理”表示“菜”、“便所”表示“厕所”、“料金”表示“费”、“出荷”表示“交公粮”之类的日语汉字词就更常见了。
此外，协和语受日语影响，出现了谓语后置等一般在汉语中不会出现的语法特征。
而由于词汇和表达上的局限性，协和语中语词重复就有了重要的语法功能，如表示强调等等。
以上这些特征导致协和语与正常的汉语、日语差别都很大，如一句简单的“你把这个给我”，协和语的表达则是“你的，这个，我的，进上”。而“我吃饭”则用中国人听来非常奇怪的“我的，咪西咪西，干活计”来表达。
这两个短句颇能体现协和语的特征，词汇和句法都非常简单。谓语放在了句子最后，使用了重复的日语借词めしめし（咪西咪西）。而滥用“的”这个受日语影响产生的习惯正是中国人印象中侵华日军说话的一大特征，所以各种抗日神剧中“大大的有”、“你的”、“花姑娘的”之类的说法并非完全臆造。
值得一提的是，在老版《地道战》中出演山田太君的王孝忠老师是在伪满洲国长大的，自幼不仅受的是日语教学，还耳渲目染了那些从军中退伍来到学校当学监或是任教老师的日本前军人的行事作风，所以后来才能在片中能熟练地操一口还原度极高的兵队中国语。
连环画《鸡毛信》插图
“太君”不是协和语？
长期以来困扰广大国人的还有“太君”一词。这一词也常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出现，比如连环画《鸡毛信》插图，海娃给“鬼子”带路，对话中有“太君”一词。
当初中国人真的是这样称呼日本人的吗？
在战争亲历者的回忆中，这样的用例很多。例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龙爪惨案的幸存者回忆：
“1935年12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军官同翻译嘀咕几句后，向工人大声喊：‘马胡子（指抗联）的有？’翻译接着说：‘今天皇军来没有别的事，你们不要害怕，太君问你们见没见到抗联，说出来皇军有赏。’有工人说：‘马胡子从没来过。’‘太君’说工人说谎，又一个个追问，工人们都说没见到‘马胡子’。‘太君’大怒，说工人们私通抗联，良心大大地坏了。命令日军将工人们统统枪毙。‘太君’一声令下，日军便架起机枪，突、突、突……”
同样，原河北定州北疃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李德祥也这样回忆过：
“1942年5月的一天，为了保命，我用在东北学的日语与这个鬼子说话：‘我的良民的干活。我的米子（日语，水）的米西米西（日语，吃），我肚子疼。’鬼子问我：‘你的良民？’ 我点头，‘太君，我的良民的干活。’”
按大多数国人的理解，“太君”一词绝非中国本土制造，应当是日语或者协和语。但是，协和语中并无“太君”一词，日语中更是没有。既非协和语，又非日语，那么用来称呼日本兵的 “太君”一词究竟出自何处？
借助日军的战场记录及当时在华日本人的回忆等资料可以发现，关于中国人对日军及日本人所使用的称呼，出现较多的是“大人”二字。
日本学者斋藤邦雄著《陆军步兵故事汇》，插图中有“大人”一词
出现在日方资料中的“大人”，读音共有三种，即“Daren”、“ Tairen”（或写作“Taren”）和“Taijin”。三种读音中，“Daren”和“ Tairen”（或“Taren”）显然是对中文读音的模仿，值得注意的是“Taijin”的发音与用法。可以认为，日本人之所以特意将“大人”注以“Taijin”的读音，是为了表示其听到中国人所讲的就是“Taijin”。至于这个“Taijin”是中文还是日语，当时在华的日本人也说法不一。
并且对于这个词，日本兵认为是中国话，而中国人却认为它是日语。在日常交流中，“Taijin”读音难免会有些走样。于是中国人就取其谐音，将“Taijin”一词以古已有之的“太君”（Taijun）二字读之、用之，并理解为代表“长官”之意。而日军则把新晋的“太君”（Taijun）当作自己所熟悉的日语“大人”（Taijin）或新掌握的“大兵中国话”“大人”（Taijin）加以接受。所以，“太君”应是中国人对日本人所使用的“大兵中国话”中“大人”（Taijin）”一词的音译，而非日本兵主动使用的协和语。
本文综合以下文章整理：
跑路途中的小熊猫《抗战时的太君都是怎么说日语的》
杨满良《“协和语” 和日本在东北的奴化教育》
大象公会《日军为什么爱说“大大的有” | 大象公会》
孙雪梅《为何称“鬼子”为“太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