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中国城》中的一幕，这部电影中盘踞在首尔中国城的韩国黑帮组织，从事地下器官交易活动。演员朴宝剑饰演的善良少年锡贤，最终成为了地下器官黑市的受害者。
盗肾传说很可能正是依托于这一真实存在的地下肾脏交易黑市而在全球传播蔓延。中国自然也产生了中国式的版本。民俗学家施爱东搜集整理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流行的17则盗肾谣言，其中只有2012年的一则应聘大学生被迷晕割肾，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浴缸里的谣言，与流传于欧美的盗肾传说版本结构一致，其他16则盗肾谣言，无一例外都是被割肾人遭到拐卖被割取肾脏。其中13则被拐卖者都是中小学生或是年龄更小的儿童。这与欧美版本的主人公是被引诱迷晕的成年人迥然不同。而且在欧美版本的盗肾传说中，没有人因肾脏被盗而死，就算两个肾脏都被盗走，对方还是会“体贴”地安排一个装满冰块的浴缸和一张让他醒来后赶紧报警自救的纸条。而在施爱东收集的17则盗肾谣言中，竟有10则是盗肾者失踪或惨遭*害。
为何盗肾传说在中国会发生这样的变异？从某种程度上说，盗肾传说的欧美版本更多充满了某种道德训诫的意味，被盗肾的成年人不是粗心大意，就是花花公子，所以才会被美色所惑，乖乖喝下迷魂汤药。而中国版本则多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恐怖意味，更像是大人在吓唬小孩不要和陌生人搭讪以免被拐走。它的功用一如中国古代的“呼名怖儿”习俗，也就是大人故意呼喊某个令人生畏的名字好让小孩乖乖听话。这一习俗从南北朝时代开始出现，《魏书》记载北魏大将杨大眼统兵勇猛，“南贼所遣督将，皆怀畏惧，时传言淮、泗、荆、沔之间童儿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即止”。再如南朝大将恒康，为人暴虐，“所经村邑，恣行暴害”，因此“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当然，在中国儿童心中长久留下阴影的，当属“麻胡”这个名字。唐人笔记《朝野佥载》记载麻胡是后赵石勒手下将帅，本名叫麻秋，因为是胡人，所以被称为“麻胡”，其人暴虐好*，因此有儿啼哭，母亲就会吓唬他说“麻胡来”。随着时间的演变，麻胡也从一个残暴的将军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妖鬼，《会稽录》记载“会稽有鬼号‘麻胡’，好食小儿脑，遂以恐小儿。”食小儿脑与盗肾，都是对人体器官的可怖攫取。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版盗肾传说的故事原型之一，正是这位由暴虐将军演变成食小儿脑妖鬼的“麻胡”传说。
但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都市传说犹如海绵，在形成过程中会不断吸收各种元素让自己变得更加丰富。盗肾这个元素，也与一个已经消失多年的古老名词联系在一起：“采生折割”。
采生折割，虽然今天看起来语义不明，但对中国古人来说，却是个一见心惊的词语。它的意思是“取生人耳目肺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采生折割源于宋代湖广一带的*人祭鬼习俗，所谓“巴峡之俗，*人为牺牲以祀鬼，以钱募人求之，谓之采生”。《宋会要辑稿》中曾记载了一宗发生在峡州长杨县的*人祭鬼案件，990年9月18日，两名县民向阼与其兄收取富人十贯钱，“谋*县民李祈女，割截耳鼻，断支节，以与富人”。采生折割的案件中，最令人震怖的，当属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的“中书鬼案”。在这宗发生在1342年的案件中，一名叫王万里的术士，先后将三名童男童女，用“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咒取活气，剖腹，掏割心肝各小块”的方式*害，用法术禁锢他们的灵魂，作为自己役使的鬼奴。
事实上，这种残*儿童割取器官用作祭祀的个案，并非中国独有。在欧洲，罗马帝国时期，就有*害儿童盗取器官制作催情春药的记载。基督教刚刚兴起时，罗马的多神教徒也曾编造出基督徒在仪式上会将婴孩钉上十字架，割肉放血祭神的谣言。而讽刺的是，当基督教最终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后，又将*婴祭神的无端罪名加到了犹太人的头上。1144年复活节前夜，英国诺维奇一名叫威廉的小男孩的尸体在森林中被发现，人们因此指控居住在当地的犹太人艾莱亚萨为了逾越节的祭祀而*害了这名小男孩，在他的犹太同伙的帮助下，艾莱亚萨捅了小威廉许多刀，以便收集他的血祭神。1470年，莱茵兰恩丁根镇，三名犹太人被控在逾越节残忍*害了一名小男孩进行祭祀，在酷刑之下，这三名犹太人被迫承认罪名，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被活活烧死。1475年，特伦特也发生了同样针对犹太人*婴的指控，市政当局指控当地犹太人*害了一位名叫西门的小男孩，在酷刑之下，六名犹太人被迫承认自己残忍*害小西门，将其剖心、阉割、沥血祭神的无端罪状，只求一死。
但这些指控犹太人*婴祭神的集体狂热行为，到17世纪末几乎就销声匿迹。启蒙时代的理性之光涤荡了这一旨在迫害犹太人而罗织的荒诞谣言，除了在纳粹反犹主义盛行时代一度死灰复燃，再无人会相信这种荒诞行为的真实性。尽管犹太*婴传说直到今天，仍然是欧洲许多地方的历史记忆，但这种记忆更多是对这场狂热迫害行为的反思，很少由此形成新的都市传说。
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末，采生折割的恐惧仍然流传在中国人的信中，随着西方文明挟坚船利炮之威进入中国，中西方冲突中，采生折割话语再度甚嚣尘上，并且成为晚清盛行一时的公共话语。1883年，两名西方人打算在闽西龙岩州租赁民房建造医院时，当地便出现了揭帖，将西方人妖魔化为“猴形番兽二只”，而他们开设医院的目的，也并非“医士救世”，而是“实欲盗我人体之宝，诈称医生，实欲刺人心肝，盗人脑髓，取人眼目，破人膳子”。所谓“膳子”就是男性外肾。1899年，福建建宁，因为有妇女在七星桥附近西方人开设的医馆看病不治身亡，同时又发生了一起割草儿童在荒野被*的案件，因此城内便四处谣传“洋人有挖人眼睛，镂人心肝”。在奉天多年的英国人司督阁，因为行医济世在民众中口碑极好，但同样也遭遇过类似的流言中伤。1884年夏天，一名法国神甫来他的医院拜访，因为他身穿黑色长袍，当地人很快喧传他的黑袍下夹带着一个小孩，进入诊所后，在一间黑屋子里将这个小孩称了重量，挖出心眼，商定价钱。而他离开时乘坐的马车里，就放着被害小孩的眼睛和心脏。
种种谣言的集大成者，当属一名叫周汉的文人编写刻印的《谨遵圣谕辟邪全图》，图文并茂地描绘了各种洋人剖腹刳胎、剜眼割肾之类的谣言。其中仅《鬼教该死》在湖南便印了80万册，利用善堂作为发行机构，遍及全国，成功地系统性地煽动民众对西方势力的恐惧和仇恨。其中一幅便是《小儿失肾图》，画面中，一个婴孩被全家人抱着，他的下体血迹淋漓，已经被洋人盗走了外肾。而这幅画可以说是中国版盗肾传说最形象的来源。而萦绕着《小儿失肾图》而形成的一种集体心态，则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塑造了中国版盗肾传说的特质。
《小儿失肾图》
然而，无论是犹太*婴的案件，还是晚清采生折割的谣言，虽然与流传于当下的盗肾都市传说，都有着迷拐小孩和盗取器官的共同元素。听起来似乎今天的都市传说，不过是这些古代原型故事添加了现代元素的翻版，但这两者之间却有着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发生在今天的割肾传说，尽管流传再广，但它很少引发公众的集体狂热，媒体或是官方权威部门会围绕这一热点给出一个理性的答案。明确无误地告知公众这只是个传言，而非事实，会尽可能地用理性方式平息公众的疑虑和恐慌。而人们也几乎没有因此去刻意找寻某个特殊群体作为替罪羔羊来发泄内心的恐慌和疑虑。当事件本身被证明是传言，情绪也会随之平息。但古代的犹太*婴与采生折割的传言，造成的后果却截然不同，犹太*婴传言甚嚣尘上的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与采生折割谣言广为流布的19世纪末的中国，正分别处在瘟疫盛行、天灾频繁、社会动荡之时。面对危机，犹太人或是外国人会被当成罪魁祸首成为民众恐慌不安情绪的发泄对象，而官方也会有意顺应甚至煽动民众将其当成灾难的罪魁祸首，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将民众与官方的矛盾转移到某个社会边缘或是外来群体上。它就不再仅仅是个人畜无害的传说，而成为了一种通过传言支配民众情绪和注意力的政治手段。
尽管一个世纪前的荒诞谣传，成为了今天都市传说的故事原型，但都市传说之所以是都市传说，正是因为它发生在当代的都市之中，它的传播者并非古代无知的乡民，而是接受了科学与理性洗礼的都市人，现代大都市本身就是科学文明的成果。面对那些介于或有或无之间、真假难辨的都市传说，纵使听起来再可信，也会保持着一份潜意识里的质疑，不会轻易将其当成真人真事。更不会像数百年前的人们那样，轻易地在荒诞谣言的煽动下，任凭情绪肆意发泄，去做出种种后果不堪设想的狂热行为。
毕竟，都市文明的特质之一，就是不断提醒生活在其中的人要时刻保持一个相对清醒的头脑，去应对这座水泥丛林中会发生的种种最现实不过的事务。无论是乘坐地铁公交上下班，在公司里完成额定的工作任务的小职员，抑或是整天趴在电脑前编写代码搞得发落知多少的IT男，抑或是在大学宿舍里通宵准备考试和毕业论文的大学生，都市挤压着幻想的空间，碾压着发泄情绪的机会，不断地用繁忙的工作与劳碌的生活驱赶着都市人面对再真实不过的现实。
因此，都市传说存在的意义，或许正是为这个过于现实的都市生活，增添那么一撮不那么现实的幻想佐料。尽管它常常显得奇特诡异、真假难辨，而且查无实据，全是道听途说之辞。但我们并不会去像处理学业或是工作那样去认真求证，而宁愿去姑妄言之姑妄信之。把它作为一种现实生活的调剂品。
无论是言之凿凿的伪科学，还是虚无缥缈的鬼神论，现实才是最终的胜出者，一切都要经过它的终极考验，才能登台亮相。都市传说的活力，正来自于它与当下现实的关系。它越是贴近现实生活，越容易找到倾听的对象。尽管它很可能有着古老的原型，但若是不能在现实的洗涤下脚踏实地，脱胎换骨，它就无法存活于世。就像那辆消失的末班公交车，必须把握好时间下车，让双脚踩在坚实的现实地面上。
不然，它就会随着那辆公交消失在暗夜的深处。这样，就再也没有人能讲述这个都市传说了。
撰文｜李夏恩
编辑｜肖舒妍 李阳
校对｜付春愔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