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西方语境下的议会民主制国家，甚至被西方称之为“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正是在这片“民主的土壤”却滋生了极为恶劣的腐败情况。
根据透明国际2020年的年度报告，印度清廉指数为41，在参与排名的180个国家中仅排第80位，属于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令人费解的是，印度作为一个如此成熟的民主国家，却深陷腐败贪污泥潭难以自拔，在公共部门“小腐败”现象频频出现的同时，巨额腐败高层贪污亦屡见不鲜。
2016年莫迪当选总统后，宣布废除旧货币以政治国内腐败，但效果并不明显。图为反对货币改革的民众
“小腐败”方面，据调查，印度国民每年向学校、警察、土地管理等11个公共部门行贿金额达到2016.8亿卢比（约合46亿元）。
巨额腐败案更是触目惊心，例如2006年涉及多名政府和警察官员的“Abdul Karim Telgi伪造邮票案”，涉案金额达2000亿卢比（约合44.4亿元），又如2010年11月的“三高管腐败案”涉案金额达450亿美元，逼近甚至可能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
（一）政治文化：种姓制度文化对印度腐败的影响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主观性因素对政治异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价值观等方面为主的政治文化反映着国民长期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一贯性的政治倾向和心理。从政治异化的产生到发展，这种倾向与心理都在主管领域影响方面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印度种姓文化残余是印度极其富有国家特色的政治文化遗产，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种姓文化至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作为起源于印度教的思想将印度人民人为的划分为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除此之外，还有不算人民的“贱民”阶层。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严重阻碍了印度社会经济发展。
肤色白皙的高种姓女性
虽然在1947年印度种姓制度的法律地位彻底被终结，但由于广大农村和部分城市中半封建关系的影响，法律的终结并不能磨灭种姓制度给印度人民留下的的强烈的、刻板的等级感，印度种姓制度已经作为政治文化刻写在了印度人民的民族基因里。
并且不可否认的是，仅占全国人口2%~3%的婆罗门种姓于今仍在政治上占据绝对优势，他们凭借着教育优势在语言、技术等方面领先于绝大多数国民，从而更容易成为各领域内的精英，在政治的体现即为更容易的进入政治精英核心担任中央和各邦政府的高级官员。
这一点在2019年印度总理莫迪组建“高种姓内阁”事件中尤为突出，58位新上任部长中32位都属于高种姓，而属于“其他落后阶层”的低种姓官员仅占了不到一半。尽管《印度时报》对此做出了言辞激烈的批评，也未充分引起人民不满情绪的响应，最终莫迪对该内阁的组成并未做出一丝一毫的改变。
印度总理 莫迪
由此可以看出，种姓制度文化对当今印度政治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一方面，高种姓更大概率进入政府核心集团这一既定事实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低种姓人民对于高种姓人民统治产生了渐趋习惯性的依赖。这种依赖由自发与不自发的因素混合形成。
首先，低种姓人民大部分更多地在为温饱考虑且并未受到过优秀的精英教育，参政从政的意愿与需求不高。其次，受历史传统因素影响，低种姓人民较之高种姓人民参政从政的热情不高，他们往往认为高种姓从事上层设计是理所应当，更习惯受高种姓政治精英的管控，形成“传统型忠诚”。最终，在这种高种姓与低种姓的相互作用下，一个容易产生腐败这一政治异化现象的温床产生了。
纷繁复杂的种姓制度将印度分割成为一个“高度碎片化社会”，而在这一社会中，每个碎片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高种姓运用尚未扫净的种姓优势利用自己的公权力谋取私利，造成行政权力难以退出市场机制。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他们倾心于扩充自己的人脉、提升自身物质生活水平，利用阻碍改革与发展的条款规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并有意将自身的行政权力持续留在市场内，在造成腐败后又延续腐败，为新的腐败提供土壤。
腐败是权力行使者与权力拥有者分离形成的畸形产物，同时也对两者之间的离心力增大起到催化作用。因此，在印度，腐败造成腐败、腐败越来越腐败的情况已是家常便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