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代中国早期登山者的故事。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的贡布、王富洲、屈银华三人，在队友刘连满“搭人梯”的帮助下越过了珠峰北坡最艰难的“第二台阶”，首次实现人类从北坡登顶珠峰，也是人类第一次夜间无氧登顶珠峰。然而这次登顶由于没有影像记录，不被国际登山界所承认。
十五年后，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组织下，中国再次展开了攀登珠峰行动。七个民族的队员共四百三十四人参加了登山队，除了一百二十五位运动员外，还有科考、气象、通讯、新闻、医务等其他后勤人员。5月27日，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饮、潘多从北坡登顶珠峰。而且中国队为攀越“第二台阶”准备的金属梯，在下山时将其永远安放在“第二台阶”下，此后许多国家的登山家都是蹬着这个梯子攀上珠峰的，也被称为“中国梯”，而插入峰顶的红色乩标一直屹立到1982年。8848.13米的这个珠峰高度数字，也是在这一次的登顶中被测算出来，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成为目前珠峰高度最权威的数字。
电影《攀登者》海报
电影《攀登者》的故事便改编自这两次真实的历史事件：于1955年才成立的中国历史上首支登山队，如何克服万难，如何突破每个人生命中的局限，如何用生命保护着摄影机，身负国家使命，登上当时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国际登山队也极难征服的珠峰，而留下的珍贵影像记录，更向世界宣告和证实了，中国人的双脚已经踏上了这座属于中国人的世界最高峰。
《电影<攀登者>全纪录》在电影上映期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同期出版发行，书中授权收录了由阿来创作的文学剧本，以及李仁港导演的拍摄剧本，可以让读者对比阅读了解一部电影剧本从文学故事到实拍的变化过程。此外书中还有监制徐克等电影幕后故事、对13位主创的三万字独家专访。一万五千字的电影诞生记记录了上影团队从接到这部电影的任务到完成拍摄的整个过程；电影幕后故事则收录了电影中两个重要桥段的分镜美术图，和导演团队在筹备过程中，为阿来剧本中所涉及的场景寻找的实景和电影效果对比图等深度细节。
《电影<攀登者>全纪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
附录则收录了电影的两首主题曲、人类攀登珠峰简史和1975年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成功的史实通讯汇编等补充阅读内容，为电影观众和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详尽的背景资料。因为如今的攀登珠峰，如今在很多人心目中，已经近似一次商业旅游，一次似乎只要花足够的钱，便能登顶的交易。2019年3月珠峰“交通堵塞”的新闻，更是在媒体的不断传播中发酵，也在有意无意中加深着这种误解。
登珠峰南，登北坡更难
然而不该被遗忘的是，从1717年“珠穆朗玛”在《皇舆全览图》上正式定名，到1921年第一次有登山队开始试图攀登珠峰，再到1953年，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尔巴人向导丹增·诺盖从南坡登顶珠峰，珠穆朗玛峰的攀登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见证了无数登山者的勇气、坚持和牺牲。而与当年的中国登山队同时代，也就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登山者们，即便是拥有丰富经验的国际登山队，也在珠峰屡屡受挫。在1960年中国登山队由北坡登顶之前，仅有两支登山队从相对容易的南坡登顶过珠峰。即便1960年至1975年之间的15年，共有10支登山队向珠峰发起过挑战，但只有4支队伍成功登顶，且都是在南坡。
被称为北坡的东北山脊路线位于我国境内。在历史和电影中，我国攀登者所选择的便是北坡。它以艰难著称，从1921年到1938年，英国人用了17年的时间，7次到北坡侦察、攀登，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英国人由此为北坡攀登路线下了定义：飞鸟也无法逾越。而当时的中国登山队更可说是装备极差，任务艰巨。
这是条怎样的路线？东北山脊路线在珠峰北侧，从绒布冰川向上越过冰瀑区登上珠峰与其北风之间的山坳（又称北坳）进而登顶，该路线于1921年由英国人开创，被称为“传统路线”。北坳在东北山脊上，是从东北山脊攀登珠峰的起点。该路线7400米至7650米之间有大风口，7650米至8100米之间的岩石是深黄色的，故称“黄色地带”（Yellow Band）。8100米附近有一个不甚陡峭的岩石台阶，被称为“第一台阶”。此后，在8650米处又有一个坡度达85度的6米左右的岩石台阶，被称为“第二台阶”。这是沿东北山脊路线登顶最为陡险之处。1960年5月24日19:00多，中国队的四名登山队员从这里屡次攀登未果，最终通过搭人梯的方法通过。队员屈银华只穿一双薄毛袜，站在刘连满的肩上，用了近一个小时，在岩壁上打下了一个钢锥。鉴此，1975年中国对第二次沿此路线攀登时，事先准备了五节12米长的铝合金梯子，连起来成为一个7米高的金属梯，用了一天时间，将它固定在屈银华当年打下的钢锥上，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梯”。越过“第二台阶”之后，直到顶峰就没有其他过于陡险的地方了。
1960年成功登顶后的登山队 资料图
随时准备牺牲
许多人为这两次登山行动付出了牺牲。在1960年的登山行动中，正是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办法，也是他主动担当人梯底座。四人攀登上第二台阶后，刘连满由于体力消耗过大，被留下休息。虽然队员留给了他一瓶氧气和一些糖，但他舍不得使用。在5月24日夜里，他担心自己遭遇不测，写下遗书：
“王富洲（此次登顶突击队长）同志：我没有完成任务，对不起人民。这里你们留给我的氧气和糖，你们用吧！或许它能帮你们快些下山，把胜利的消息报告给祖国人民，永别了！”
所幸他奇迹般地听过了这一夜，和登顶归来的三名队员顺利会合。他省下的氧气瓶和糖，也帮助大家顺利下山。不过，在这次登山行动中，还是有队员汪玑、郭子庆付出了生命代价。
到了1975年，曾经参加过1960年登山行动保障队的邬宗岳被指派为登山队副政委，兼任登顶第一突击队队长，负责拍摄电影，承担心电遥测任务。5月5日，为留下攀登海拔8200米以上高度的运动员们与大自然搏斗的珍贵镜头，邬宗岳解开绳子，走在队伍后面拍摄电影。晚上9点，从营地返回去接应邬宗岳的突击队员没能找到他的身影。直到5月28日，登顶成功后的下撤途中，到海拔8200米时，见到了邬宗岳的背包、氧气瓶、冰镐和摄像机规规矩矩的放在悬崖边上，旁边有一个滑落的痕迹。在下到8000米附近时，人们看到在悬崖顶部风化岩石和冰雪混合的地方，邬宗岳长眠在了雪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