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料记载，武夷山方圆千里之内，存在着多达数千座悬棺，这些临水而高悬的墓葬对于考古人员来说，一直是一个难以解释的谜题。这些悬棺起源于何时？是如何放进悬崖中的？又有着怎样的丧葬习俗呢？
在一九七八年，考古队第一次来到武夷山，对这些悬棺进行考古检测。他们首先选定的是一个名为白岩洞的地方，这座陡峭的悬崖与谷底有五十米的落差，崖壁上分布着十几处天然洞穴，考古人员们的目标——武夷山二号船棺就藏匿在其中。
纵使考古人员们准备充分，进入白岩洞的过程依然充满惊险。白岩洞的岩壁本身是向外倾斜的，底下便是深谷，目标则夹在两侧山壁之间。在当时，考古人员们并没有太多先进的工具，是通过手摇绞车提升篮子的方式才成功把专家送进了洞窟。
洞窟内部极为狭小，仅有五米的深度，高度更是不到一点五米，再加上洞穴底部向外倾斜和湿滑的地面，几乎让人无法立足。而考古人员们的目标，一座长达四米的船棺，就稳稳当当地停放在洞窟靠左的位置。
按照原本的计划，专家是准备在洞窟中直接打开棺材的，但过于低矮的岩壁让他打消了这个想法，最后只好想办法将棺材取出洞穴。
棺材的外形类似于乌篷船，只有中间挖空用来盛放墓主人的尸骨和陪葬品。棺盖中间有一条七厘米的缺口，前后又各有五厘米与十厘米的两个孔。考古人员认为，这些痕迹应该是象征着船桅杆的插孔，整具棺材除了保护尸体以外，还承载着某种文化信念。
除了独特的外形，船棺所用的木材也十分特别，闽楠是武夷山的特有品种，其特点就是质地坚硬不易腐烂，还有一股幽香缭绕。而从工艺角度来看，这具船棺造型规整，轮廓流畅，四周呈现清晰的直角，棺盖与棺体嵌合的十分紧密，棺材板壁加工平整。这种工艺水平，显然不是用粗糙的石器就能完成的。
经碳14测定，这具棺材距今三千五百年左右，前后相差不会超过一百年，按照历史推断，应该是相当于商代，很显然，商周时期的人们已经成功进入了青铜文明。可惜的是，由于船棺棺体场面倾斜，考古队员在打开船棺棺盖后看见的是一片狼藉，棺木主人的尸骨与陪葬品形成了一个堆积层，上面覆盖着一个龟型木盘，下面则垫着竹席。经过研究发现，这些竹席虽然编制粗糙，却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这再次证实了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使用金属工具。
在堆积层中，考古人员们发现了大量的果核以及鱼骨鸟骨以及部分发黑的纺织炭块，据推测应该是陪葬的动物和墓主的衣物，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块手指甲大小的纺织品摸上去格外柔软，编织的经纬也很致密，经过鉴定，这应该是一块棉纺织品，其原料则接近于今天海南岛生产的木棉。在史*载中，中国植棉史仅有两千多年，是汉代才从印度引进的，而这块棉布却是三千五百年前的古物，这也许意味着中国的植棉史可以再提前一千年，并且不是从外国引进的。
除了陪葬品带来的信息以外，这具船棺最让人好奇的地方就在于它到底是如何被放入悬崖绝壁之中的。要知道，这一具船棺的自重，再加上尸体和陪葬品，总重量至少在五百公斤至八百公斤之间，如此沉重的棺木即使在如今想要放入悬崖峭壁中也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何况是没有机械辅助的数千年前？
有一位明代的文人提出了一种猜想，他认为悬棺最开始并不是悬空的，远古之时水位高涨，溪流浩荡，放置悬棺的洞窟十分接近水面。古人只用乘船靠近，再将船棺放入洞窟就行。后来水退了，就成为了如今的悬棺景象。
这种说法倒是有理有据，可惜在科学上不太成立，地质学家表示，如此巨大的水位落差至少需要千百万年的演化，不太可能是在两三千年就迅速改变的。
在一九八九年，曾有一队考古学家在贵溪尝试用机械提升的方法吊装船棺，并获得了成功。这项技术的关键在于铸铁齿轮的运用，而考虑到船棺所处的年代早已脱离石器时代，这种方式显然是有可能成立的。
而在对船棺本身进行更仔细的检查后，考古人员提出了一个更有可能的推测。在船棺两侧靠近隔板的位置，分别凿有一个长七厘米宽三厘米的长方形孔，两个孔相对的棺盖上，则留有绳子的勒痕。由此看来，这两个孔很可能是用来扎绳子的。
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有人先从山顶把绳子抛下来，再由山下的人栓紧船棺，待船棺与崖洞水平时，再由提前等在崖洞中的人用铁钩把船棺勾进去放到合适的位置。
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推测，放置悬棺的过程无疑都是十分困难且危险的，考古学家推测，悬棺仪式在武夷先民心中一定蕴含着某种神圣的意味，更有可能是一整个部族中最盛大的仪式。
作为一种神秘的习俗，悬棺葬还有着更多的秘密是现在的我们所不得而知的，这就只能期待着之后进一步的发掘探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