榷场贸易
澶渊之盟后，宋、辽在边界设立榷场进行物资边贸，分别在雄州（今雄县）、霸州（今霸州）、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西25里）等地开设四处榷场，称“河北四榷场”，就此开启了宋、辽间国家级别的边贸互市。
在这四大榷场中，雄州榷场是设置最早、时间最长的榷场。雄州不仅是宋辽之间互通有无的边贸市场，也是宋辽之间正面战争和幕后谍战的重要地点。在宋辽对峙的过程中，雄州榷场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史料记载，“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雄州榷场设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但从979年北宋伐辽开始，宋辽之间便战事不休，其中高粱河之战、满城之战、瓦桥关之战、岐官沟之战等均围绕雄州及其周边地区展开，因此宋辽之间的榷场贸易时断时续。澶渊之盟后，榷场恢复正常，直至1120年，宋辽关系恶化，加之其他因素，雄州榷场贸易才停止。
在宋、辽一百多年的榷场边贸中，宋朝输送到辽国的商品主要以农产品、手工制品和海外香料为主。辽国输送到宋朝的商品主要以牲畜、皮货、药材、珠玉、矿物井盐类为主。尽管各政权对榷场交易的商品种类有严格规定，例如北方的战马，南方的铜铁之类军用物资，一般都严禁交易，但榷场贸易仍是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非常重要的途径。
双边榷场的建立，带动了两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增进了汉族与女真族、契丹族等民族的文化往来，缓和了两国紧张的对抗局面。
随着双边贸易的不断扩大和持续发展，辽国受宋朝影响越来越大：经济上依赖于宋朝，文化上受汉族文化的熏陶，甚至在制度设计上也受到宋朝影响。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辽国再没有南下侵扰宋朝。
5 自古多出英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雄安地区出现了许多名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容城的“容城三贤”，安新的“陈氏三进士”，雄县的孙连仲等。
“容城三贤”是指元初理学家刘因、明朝忠臣杨继盛、清初大儒孙奇逢。
刘因
刘因（1249-1293），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诗人，被称为“元初普及儒学之先驱”。刘氏世代习儒，其父刘述深通儒学，是他的启蒙老师。刘因少有大志, 一直坚持积极入世的态度。他取室名为“静修”，“静以修身”是为了“出以济世”。他效仿诸葛亮隐居隆中，时时准备出山干一番大事业。因其负有盛名，元朝皇帝曾两次征聘他，他都因故辞去。刘因致力于研讨学术，发展儒学，传业授徒。其再传弟子苏天爵、杨俊民等人继承师教，在弘扬儒学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刘因死后，弟子们将其诗文编辑成《静修先生文集》，流传于世。元仁宗延祐年间，赠翰林学士、资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
杨继盛（1516-1555），明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性刚烈，疾恶如仇，仗义执言。因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遭诬陷下狱，轰动朝野。在狱中备受拷打，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遇害，年四十。明穆宗即位后，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世称“杨忠愍”。有《杨忠愍公集》传世。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便是杨继盛所提。
孙奇逢
孙奇逢 (1585-1675)，清初著名理学家。因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故又称“夏峰先生”；因其自明至清十一次征召拒不出仕，又号“征君”。孙奇逢一生负经世之志，有豪杰之气，讲学大河南北，弟子数百，著述等身，在当时学界影响巨大，被后人称为“北学”，与黄宗羲、李颙合称清初“三大儒”。著有《经疏要旨》《读易大旨》《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等。
安新陈氏三兄弟则以科考中第而名噪一时。他们分别是陈德荣、陈德华、陈德正。三兄弟都考中进士，其中一个还是状元，轰动一时。他们三人天资聪颖，知识渊博，德才兼备，有济世为民的胸襟抱负。三人又同为诗人，分别有诗集、文集和书画作品传于后世。《清史稿》中就有陈德荣、陈德华两兄弟的传。
陈德荣（1688-1747），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官累至贵州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安徽布政使等。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贵州任内修建坝堰，引山泉，治水田，教当地苗民养蚕缫丝纺织，深受苗民拥戴；发展当地教育，赈济孤寡，深孚众望。道光五年（1825年），朝廷命直隶总督查明其为官事迹，纂入《循吏传》。道光六年（1826年）奉旨入祀乡贤祠。道光九年（1829年），贵州地方官吏应百姓之请，奏准入祀贵州名宦祠。著有《知稼轩文稿》《葵园诗集》《蚕桑要录》等。
陈德华（1696-1779），雍正二年（1724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雍正十二年（1734年）充任副总裁官，纂修《一统志》。雍正十三年（1735年）充任浙江乡试正考官。乾隆元年（1736年）升詹事，充经筵讲官，为上书房师傅，教习诸皇子读书。乾隆四年（1739年）升任户部尚书，在其提议下，允许近山海关300里内居民可以出关种地，由地方官发给印票。后又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其著作有《月溪文稿》《葵锦堂诗集》等。
陈德正（1701-1774），雍正八年（1730年）中进士，历任山东按察使、陕西按察使等职。职内秉公执法，平反了一些冤狱，后因一起案件未及时上报被革职。陈德正回乡后，在问津书院教授生徒，从学者众。著有《醇叔文稿》《葛城诗稿》《念堂诗话》等。
6 红色文化闪耀在抗日战争时期，雄安人民不畏生死，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留下了许多英勇事迹。其中广为人们熟知的有雁翎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等。
雁翎队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占领平津。11月，河北全境为日军占领。1938年底，特别是1941年、1942年，日军集中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企图达到控制、奴化当地人民的目的。
1939年秋，日军以“献铜、献铁”为名，强迫白洋淀猎户交出土枪，违者以私藏军火论罪，引起淀上猎户不满。中共组织利用此机会，号召大家武装起来，保家卫国，很快有20多人报名参军，并把他们编成一个班。这些战士都是打猎出身，熟悉猎枪性能，为防止枪膛中火药受潮，经常在信口插上雁翎，在围雁打猎时，行驶的小船多呈“人”字形，如雁群飞舞，1940年夏，这支队伍从三小队独立出来后，时任县委*侯卓夫便为其命名为“雁翎队”。
此后，白洋淀上便有了两支水上游击队——三小队和雁翎队。三小队主要在郭里口、赵北口一带开展抗日斗争，雁翎队则活动在大田庄一带。两队总人数约40人，统一领导，统一行动，当地人民统称他们为“雁翎队”。1941年10月，我军实行“精兵简政”，雁翎队和三小队被合编成一支只有15人的小部队，其余则过渡到县大队和主力部队。至此，雁翎队建制取消，改名“三小队”。但整编后的三小队成员大部分还是原来的雁翎队员，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雁翎队”。
1942年底，雁翎队发展到一百多人。雁翎队成立后，以小船为阵地，以大抬杆为武器，以白洋淀为战场，凭借沟壕河汊芦苇荡，驰骋水域，和日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还独立作战，端炮楼、除汉奸、拿据点……给予敌人沉重打击，被冀中军区评为“抗日先进集体”。
地道战和地雷战是雄安人民在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与敌斗争的形式。
华北平原一马平川，一览无余，敌人来了，无处躲藏，于是人民发明了地道战，利用地道与敌人周旋。到1945年，地道战不断完善，不仅能攻能守，而且能够防毒、防水和防火。
地雷战是民兵在战斗实践中发明的另一种斗争方式。开始时制作较为简单，只是用瓶子、罐子装上黑色炸药，威力不大。后来质量和技术不断提高，威力也越来越大。起初，地雷只埋在公路上，敌人吃亏之后，就派工兵排雷，于是民兵逐渐改善了埋雷的方法，摆下迷魂阵，埋好地雷后，上面撒些干土，或轻轻弄上鞋印，仿佛是人走过，或故意挖掘一些新土，插上“小心地雷”的旗子，造成假象，迷惑敌人，使敌人在行动上遇到很大麻烦。不仅如此，民兵还将地雷埋在据点周围，封锁敌人。地雷战在破坏敌人铁路、攻克敌人据点上发挥了无穷的威力。在战斗实践中，人民群众将地雷战和地道战巧妙结合，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雄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在战争中，发挥了集体智慧，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冀中平原斗争特点的战术。
雄安人民利用地道战、地雷战、挑帘战、单打一、奔袭、伏击、掏窝等灵活机动的战斗形式，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对敌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刘玉梅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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