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不同，山上花种不同，蜂蜜的品质也不同。和卫华一位亲戚，在低海拔地区养蜂，有三十多个蜂箱。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和卫华自己也在卖蜂蜜。货源来自亲戚。高海拔蜂蜜卖120元一斤，收购价是60-80元一斤——他向亲戚承诺，自己的收购价会比市场价略高。实际上，这些蜜不愁销，通过熟人朋友，在丽江基本就卖完了。而单纯挂在网上，通常是卖不出的，扩大销路全是由于运气。和卫华偶然遇到一个北京的买主，把他的蜂蜜拿去检测——后来这位买主又订购了很多。但这种蜜总共只有四五吨。再要多就得明年了。
不止高海拔蜂蜜，玉龙还有很多其他特产。玉龙的海拔高，这决定了物产的品质——比如，好的玛咖，要长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地方；但地块细碎又意味着物产的品质差异大，特定品质的物产数量不足，不易上规模和标准化。另外，长久以来，云南都是自给自足的文化，保证自家有足够的走亲戚的东西就行，不必把东西卖出去，的确没有动力。
即便物产能够上规模，只是把简单的信息放在网上，这种“互联网＋”也毫无用处。如今的流量成本太高，转化率甚至很难达到百分之五。
农户还不得不承担信息差带来的风险。种东西不易，但赚差价的人收益更大。最典型的故事也发生在玉龙——这里出产玛咖。2014年，玛咖两百元一公斤，而真正成熟时，价格跌了一百倍都不止。“销出去的钱还没有快递费用多。”
由于海拔高和土地细碎，这里很多地方比较适合种植中药。但即便如此，销售渠道的成本在价格中占比高，仍是阻碍农户增收的问题。中药材从老百姓手里到加工厂，就要经过五个环节。
在农村做农产品电商，面对的无非这些问题。无论胡国平，还是和卫华，他们都先要找到订单，才能发动老百姓去种去养，而中间环节自然减少。
实际上，产品的品控、标准化等问题，是之前农村电商的最大痛点。
某种程度上，商盟希望通过合伙人解决这些问题。
商盟鼓励合伙人牵头做合作社，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进行规模化生产，形成分工，还可得到国家更多定向支持。另外，相比合作社，农民个人的违约成本太低，产品的数量和品质都相对不可控。
和卫华也正在以电子商务服务站的名义，支持农户发起合作社，他自己帮助把关，把东西销出去，并收取一些服务费。
他认为，农户还能互相监督，确保品质。比如，“要是有农户给蜂蜜喂糖，只要旁边的人给我这个信息，我就不要他的蜂蜜，他就卖不出去了。否则，你骗人归你骗人，骗得顺利，那我也骗。而合作社就不一样，会影响大家一起的产品。”
一村一品是通行做法。商盟已通过合伙人收集的信息，建立了产品库，包括产地、时令、高中低档等信息。未来希望根据数据的波动，来组织生产。
商盟也打算让电子商务服务站做收购站，把初级农产品分拣包装，来对接产业园。分拣就是标准化的第一步，比如不同大小的核桃有不同价格。而和卫华希望，自己未来成立公司，申请做QS商品的标识，即核桃油这类经过深加工的产品。
和卫华设想，合伙人可以互补取暖。比如，自己村里某种东西量不够大，可以提供给其他人做；某种东西滞销，大家也可以一起卖。但更通常的情况是，一种东西的数量太少，很容易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卖掉。由于地理因素，一些地方很难形成合作社，比如，一座山两边的蜂蜜差异巨大，顶多能摊薄产品包装的费用。
玉龙县电子商务培训课上。 澎湃新闻记者 陈曦 图
和卫华在合伙人里是最活跃的。几个月前，他与另一位村级合伙人和剑猛一起，走了玉龙所有的电商站点，希望学习其他人的经验，却发现自己成了老师。“有的站点，三四个小时教他操作。好一点的是代购，代销并不理想。”镇级合伙人应该要带领村级合伙人，但有的人并没有下去看过。
“文化程度不一样，素质不一样，思想不一样。有的是徘徊观望，看着这个做出来一点，心又热一点。过段时间，又去做别的。”和卫华看到合伙人参差不齐，觉得商盟也挺难的。
商盟最近也引入了合作伙伴，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分层培训。
胡国平在杭州设立了运营中心，想要打通东部沿海的销售渠道。而深圳的批发市场也正在联络当中。其中需要建立地方品牌农产品流通标准化体系，也涉及多个行政部门。
“玉龙味”是玉龙县的公共品牌。而在胡国平看来，未来这里可能还会出现合作社品牌、企业品牌，以及村级、县级品牌。其关系类似高山乌龙与台湾乌龙。
但需要防止假冒。胡国平记得，去年做雪桃的时候，广州没有一箱雪桃是从丽江而来，但市场上全挂着丽江雪桃。香格里拉松茸是地理标志品牌，但九成松茸不是香格里拉的。地理标志品牌难以申请，申请好了也难以维护。因为打假要有主体，倘若政府来打假，是赚不了钱的，还得要有经费。相比各方面完善的阳澄湖协会，云南的相关组织还在起步阶段。
前几个月丽江的旅游乱象被曝光，游客随之变少。过去农特产一直被旅游压着，卖特产的店需要向导游返佣七八成，否则游客没有光顾的入口。结果是，当地特产的生产销售者被榨干，东西的品质下降得厉害。看起来，农产品完全可以成为更好的地方品牌推广手段。
丽江出产青梅，比江浙晚一个时令，大量上市前要做物流测试，此时采摘的青梅还小。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相比旅游，农特产才是高频消费。胡国平设想，游客可以成为销售的代理。他想到，还未被过度开发的老君山、塔城，有傈僳族文化和藏族文化，还可以加上维系。“完全自驾或体验的一条线。再做上民宿。来纯玩，再买东西，直接发货到家。”
后续
胡国平面色仍然严峻，毕竟他投入的钱已多于政府下来的拨款，服务商群体还没有赚钱。“这块布到处是漏风的。远的地方看不到，看到的还是一块布，越往近走，大洞看到了，小洞看到了，越来越小的洞都看到了。就发现你中间要做的工作太多了。”
2017年，第三批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还在继续，号称要覆盖所有贫困县。这次，胡国平又在滇西北拿到几个点。但他不打算再做产业园，或是再做建设。他有空的时候，会在手机上看直播，其他地方的服务商用这种方式讲课，也像是某种抱团取暖。
物流中心里，各村镇来往的货物数量不多。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遇到的问题都不可避免。”胡国平感觉，原来估计比较乐观，要2018年实现盈亏平衡。现在恐怕要调整到2019年。
眼下离当初定的战略目标更近，但困难也更大。“产业链的前后端是不匹配的。真正难的不是定商业模型的过程，而是把它落地，变成你真正想要的状态。”
胡国平当年来丽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2014年，《舌尖上的中国》热播，正赶上当地有积极的官员，胡国平到了迪庆州，做了一次香格里拉松茸季。进而，他被当地官员邀请，与迪庆州供销社合资，成立公司。接下来，2015年，李克强提出“互联网＋”，中央办公厅继而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而响应号召的云南省则发现——在滇西北，最北的一个地方，迪庆竟然有一个政府与企业合作的电商平台。在这场省里的大型会议上，胡国平成为唯一一个“互联网＋农业”的本地主讲，全省两万多人收看了这场视频会议，台下坐着省长、副省长。
他开玩笑说，那是人生的巅峰。
